4月12日
致陈思（1951年3月8日，沈阳）
陈思：
很久未读到你的信。听吴平说你下厂工作，但也应该写信来。太懒了不好。徐放来沈一趟，关于北京朋友们的消息谈得不少。你最近写了些什么东西？诗写得多吗？我在北京《人民日报》读者之页上读到你的《工会的儿子》一文，很高兴，写得很精小细致，但描写太客观，过分着重叙述，主人公的内在感情没有透出来。因此，文章的情绪谈些，感人的力量不雄厚。我个人有个看法，写任何作品（诗尤其重要）仅仅反映现实是不够的，要创造与推动现实才成，要跨过现实一步，马雅可夫斯基是坚持这一原则的。就是说，不要局限在现实的细节的描写里，那会变成自然主义。当然你这篇东西是好的，但有这一偏向。我认为你的思想和工作上也一样存在这个缺点，突击跨越的干劲弱，而你的情感很热，但并不集中，因此，不够猛烈。你的思想倒是走在行动的前头，我有这点感觉。希望你在生活工作与写作上，应实实在在注意到这点。你最近不正在搞恋爱吗？
我很关心你这问题。我真诚地希望你成功，不要拖长，因为看你几次的失败了，其实都是由于上述缺点所致。实践战斗的劲儿差，容易陷于纷乱的情感里，失去果断突进的力量。思想上真诚与诚实，如不能贯彻到实践里提高与发展，那么真诚与成熟，还是虚的，不实在的。你这次的爱情问题，应该力避此点，要解决了才算成功，不要再多情的恋了一顿，弄得心情动荡，结果影响了自己的进步。干脆果断，解决问题。不只是看你怎样深思熟虑，而且看你怎样英勇的行动。也只有在行动中才能产生信心，思想只是一个起点。
我这样写，不知道对不对？但我是经过这十年对你的感受得到的这点体会，恐怕在世界上，了解你这样长久与亲近的人并不多。当然，你有才能、智慧，有做一个诗人或文艺评论家的条件，但你缺乏思想上与行动上的魄力，什么感受你都在思想上体会到，而且很细致，但在行动上你却比人少走了一步。注意这一点！我的老朋友，尤其你这次恋爱问题。我再不愿看见你的半途而废的毛病。你写诗也是如此。比如你从前写了十个美丽的题目，但你一首诗没写成，对吗？也许现在已克服了这点。这和干事情一样。
我最近正在写两首长诗，共约二千五百行一三千行。
第一首（一千五百行）已大致修改好，正抄写。短诗没写，好像情感深人到历史深处了。来信吧，给我提点意见。《彩色的生活》我喜爱，比《祖国》好。因为这里有一个真诚的生命。看到的血伤与痛苦是我的，也是千万人的，也能看到我的挣扎和成长。它是我历史上美好的一段。我现在还能从这个诗集吸取不少力量。
我的情况，徐放知道。来信。把恋爱问题也谈谈。
1951年3月8日
致陈思（1952年2月？日，沈阳）
陈思：
去年12月25日写的信，昨晚才读到，太慢，大概是因为我们搬家无法投递而延误了的。吴平这半个月又没写信，十分纳闷，不知出了啥岔子。读过信以后，才舒展了。
吴平这次生产，又提前了半个多月，孩子一定很瘦弱的。希望你得空常去看看她，同时可以帮忙她处理一些必要的家事。劝她多吃几只老母鸡，订牛奶喝，不要太穷酸，自己身体不好，孩子身体就不会好的，这是最典型有机联系了。我总不放心她这一点，对自己太苛刻。
大约在去年12月28日，我寄吴平（交大）一卷诗稿，共六百五十行，七首。内有一长诗《塔》。我已函告孝鹤去取，送徐放处。但不知结果如何？这一次的诗，我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但还不太满意，比上次的或许要完整和浑厚些。
你和徐放研究修改一下吧！我最近总想在写诗方面要创造些什么，总想写些短小精练的、真实纯朴的抒情诗，就如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出现了的那些感人的短诗，把大的革命旋律和个人感情的脉动相融合，更高的凝结起来。在自己的斗争过程中，反映出整个时代斗争的风貌来。中国现在正缺少这种纯真的诗。我是想用苦功夫创造一些诗。但我知道，并不见得能够写成功。
但无论如何，在真实的工作生活中，在改造自己的过程中，同时改造与提高自己的诗。一些人是把它分开的。诗人，一定是真实与勇敢的人，诗才能感动人。道理很平凡，谁都能讲通，但做到却实在不易。
我这次寄去的信，你可询问吴平，也许孝鹤已取走，稿子如果修改，以后请你替我抄一清稿，把原稿存吴平处。不知道你有无时间，好好修改修改。这些诗，希望能发表。人民文艺、人民文学或其他较严肃的报刊，能发几篇算几篇。
从前我是无意把诗送《人民文学》的，如投去，也不会登不出来的。发表总比不发表力量大些。在群众中考验诗，比咱们几个人的力量大啊！
这两次寄的诗，尽量发表，最后，你们可以编成集。有办法出版更好。但亦不必太急。我想，以后还能写出较好诗来的。如出版困难，即过一个时期再说。写得更多些，可多选拔些。“沙里澄金”，当然希望一字就是“块金”，但不成块，亦起码是一粒“金沙”才成。
把你的意见（对这次七首诗）写给我。
你最近写了些什么？不能不写，抓紧一分一秒钟的时间，一粒金，即是金，不写，这些金粒会顺流（生活之流）而下，变得无影无迹。写一点算一点。不怕写不成功，不好，慢慢写好，写诗，也是一种劳动，不写，就要生疏了，退化了，不能说没有时间，或心情不集中，真要有诗，无论如何，是可以凝结成诗的。尽管这是很困难的，需要有魄力才成。
徐放那首《为了祖国，为了孩子》，前边很空，但后边还是抓住了真实的东西，比起他以前的诗（《野狼湾》）是一个转进，当然，一下就全好，那还不行，但读到这首诗，也是一种喜悦。有了生机，有了力量。总的说，是一首诗。
1952年2月
致苏金伞、青勃（1980年12月27日，北京）
金伞、青勃二兄：
久未通讯，常常思念你们。读了二位不少诗，给我莫大的鞭策与欣慰。总想写点与中原有关的诗，寄给（奔流》，一直没有写出来。这两年，我只能“反刍”，把在五七干校笔记本中记下的许多草稿整理出来，那五年流放生活是难忘的。
我自小生长在农村，因此到了湖北咸宁之后，一下子就觉得回返到大地母亲的怀抱。我陆续整理了十几首，不算好，笔意非常呆滞，许多流动的诗情，一旦落笔到纸上，就凝固了起来。《诗刊》那三首不好。最近在《文汇增刊》第七期有一小集诗（《山野小集》）稍稍深入了一些。金伞离京时劝我大量寄诗到报刊，我只能几首几首地，甚至一首一首地寄出去。写得较慢，只能在深夜挣扎着写写。明年一月号的《艺丛》（湖北）可能刊用我的一首较长的诗，全诗不完整，有几节我倒是倾注了不少心血的。明年一月号的《长安》也有两首。我向二位汇报，说明我没有忘记了二位去年文代会期间给我的鼓励。你们看过这些粗陋生涩的东西后，有些什么感觉，盼告知一二。我还寄了一些诗给别的刊物，说是用，但已有几个月还没有动静。我知道，我的诗的情调可能有些陈旧了，人家不欣赏。但我很固执，还是唱自己的歌。
青勃在《北方文学》赠我的诗，我昨天看到，诗写得清新，我读了之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想到了往事，想到了许多战友。青勃在解放之前就曾“悼念”过我，那篇文章我是1950年看到的。我深深感激老友对我的关心。让我领情之余，努力写点诗来酬答青勃。青勃的诗，近来我看了不少，风格清丽可喜，不像一个年近半百、历尽沧桑的人写的，这种感觉十分强烈，青勃的诗，纯净如小溪流。我的诗，从来没有纯净过，尽管显得奔腾，却总是浑浊不清。
绿原与我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倡议，选编了一本1955年“分子”们的诗，共二十人（阿垅、鲁藜、彭燕郊、孙钿、冀访、杜谷、胡征、绿原、曾卓、芦甸、徐放、牛汉、朱健、鲁煤（牧青）、钟瑄、朱谷怀、罗洛、化铁、方然、郑思），选集名《白色花》，凡人千行，每人作品之前附了简历。说是年底之前发稿，明年5月可能出书。这是落实政策的意思。我与绿原花了三四个月才弄了出来，但仍然不满意。这20人是定成了“分子”的。有些老前辈的诗没有选，我们不能把他们拉到这个并不光彩的行列之中，直到如今仍有人咒骂我们。
书前有绿原写的序文，《当代》要发。这本诗选，可能会起点作用，至少能告诉年轻人，四十年代也还是有不少人写过诗的。现在有人是不承认四十年代的。我与青勃是四十年代初开始发表诗的（青勃或许比我早几年）。
真想自己弄一个“诗丛”，但没有出版社敢答应。没有自己的一个诗阵地，写起来常常是不紧张的，有了一个阵地会催人逼人的。
河南文艺界似乎有几分沉周（我的印象可能主观），我经常到出版社资料室看《奔流》，编得并不算差，也有好诗文。但总还感到不如另几个省的刊物。邻省湖北就好一点。西安也可以。河南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作怪。
金伞的诗选，我几次催刘岚山，他说等等再安排，不会不出的。但时间拖得太久了。我还要不断地催他。最近出了公刘的诗选，叫作《离离原上草》，我觉得编得庞杂，良莠不齐，其实还不如少选点。你们如能来京，真想深谈深谈诗歌创作上的问题。
再谈致
著安
牛汉1980年12月27日夜
致姚锦（1981年6月13日，北京）
姚锦同志：
你好！来信及克异同志的悼词和追悼会情况的文章，收到的当天就请纪朵带给老徐。我以为应当写些悼词里没有写到的重要事迹。克异同志是东北几千万人民的坚贞的优秀的儿子，他的一生，没有辱没那片浸透了血和泪的广阔的大地，他没有辜负庄严的历史。他的战友，他的朋友，将永远在心里记着他的憨厚而壮实的形象。他是一个有深厚潜力的、聚集了很大的才华的坚强的生命。在近二三十年中，他在极大的苦闷与压抑中，从没有放下自己的笔。他的才华终于突破了冷冰冰的地壳。他留给我们的作品，肯定会得到广大读者的赞美。他的生命还在发热发光，他的生命还在他的作品中搏动。
我真想不到克异同志这么突然这么静静地离开了人间。他自己没有一点准备，朋友们也没有任何预感，他是活活地劳累而死去的，仿佛让一阵旋风吹熄他的生命。
今天下午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比较安静。我想起不久之前，克异就坐在这里——我现在写信的书桌边，跟我谈了近两个小时，那可能是他临终之前的最后的社会活动了。
他进办公室之后，有点发喘，第一句话是：“你这里可真难找，找了好半天。”我让他坐下，正好我刚刚泡好了一杯茶，很酽，是一个朋友送我的安徽绿茶，清淡可口，克异接连呷了好几口，等他休息了一会之后，我俩几乎是头顶头地低声谈了起来，那天办公室里人较多，我们的声音不敢过大。他谈了改稿的情形，说改得很艰苦，环境不好，前不久青年出版社有人（行政方面的）在屋里大声说话，“还不搬走”？等于逐客，但是出版社领导说没有那个意思。但他心里是非常难过的，写一部稿子，这么难啊！随后，我跟他商量，如果那里住不了，我给文学出版社领导谈谈，把他接过来，他说第二部可以考虑给人文。看来青年的编辑对改稿子没有太大的帮助，想不到一块儿。但他是个忠厚人，不能不讲信用，不能决然把稿子抽出来，那太不讲人情了。我同意他这种态度。他说还有一部写杨靖宇的小说，稿子在广州。我说希望他把这部稿子给人文，我好有理由向领导提出弄一间房子的事（克异一走，我就立刻找江秉祥，让他们赶快找韦君宜）。他们第二天就找了，主要是找一间可住一家人的房子，据我知道，行政部门已经在设法。通县有，我说不行，只能在北京城里。他还谈到我的一个老朋友——张羽，是我先问他认不认识这个老青年出版社的人，克异说认得，于是他又谈了一些张羽受迫害的事情，还谈到肖也牧平反的问题。我跟他都非常气愤。肖也牧是个作家，从小在解放区，有什么大问题？！青年分了两派，他慨叹了一阵，说：“这种斗争真可怕！”他为那些无辜的作家抱屈，鸣不平。他是个具有正义感的人。后来又谈到我的复查问题。我送他到外面，下楼时，他对我说（在办公室里不好谈），“真想不到，我的档案里装了许多黑材料，说我是国际间谍，这个黑锅我背了半辈子”。我说赶快找《工人日报》去，让他们说清楚，不能马马虎虎，看来，他这个人太憨厚太单纯了，他活了半个多世纪，经过了那么多斗争、运动，还不知道那些黑材料会给子女亲属带来什么灾难！我说这问题可不能听之任之，自己不催，他们很可能不管。我送他到南小街口，又聊了一阵，他腋下夹着我送他的《新文学史料》第三辑，慢慢地横过马路，我记得当时还想到，克异的头发那么长了，不去理一下，他也不嫌热？还有，他在南小街口，大大地夸奖了你们的女儿，说她十二岁就独立生活，照顾全家人，非常懂事，坚强，这些年，如果没有这个女儿，生活更不堪设想。他说女儿到广州教学去了。他深深地感激你们的女儿！
希望《历史的回声》在你的努力下，全部改好。《杨靖宇》那部稿子你如能改出来，就交给人文，我早已跟出版社讲过了。为了纪念克异，他的作品应当全部设法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