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人类已进化到很文明的阶段，生理的心理的结构已经远远地超过古代。世界上不可能有绝对单一的感觉，它几乎与意识不可分割。有人常说感觉可以是纯的，一跟意识沾边或结合，感觉就失去了独立性，不纯了。我以为这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实际上，哪里有只凭感觉生活或进行创作的人？即使是超现实主义诗人，也并不超脱现实，而是探索潜意识，成为意识与无意识之间隐藏的联系。感觉只有与意识共生，相互促进、补充、渗透，感觉才获得对生活的思辨与钻透的力量，产生丰富而深邃的意象，才能使诗的形象不但具有艺术的个性而且辐射出时代的精神。把感觉强调到了神秘的地步，如果不是属于愚昧的表现，那就只能是某种意识起了决定的作用。在创作中如何协调感觉与意识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如出现偏差，就会形成理念化倾向或偏狭的个人抒情。
从“博学诗”想到的
美国有过一种“博学诗”，顾名思义，这种诗的样子，有点道貌岸然，唬人，庞杂而艰涩，它们多以理念思维进行艺术构思，有意形成多层次和交叉的不透明感，借以显示出诗的深度广度，以及作者的修养。当今的中国也有类似的诗。
它们大量堆砌相近的或相反的形容词与重叠的意象，读这种诗，仿佛坠人一个阴森森的深谷，走啊走啊，总是冲不出去。又仿佛撞到一堵长长的坚实的墙壁上，找不到门窗，找不到攀越它的路径，读起来实在觉得沉闷。为什么不可以把真实的诗情写得平易些、流畅些，平易流畅并不等于浅薄，这应该是常识，从平易中见出情境的深广度才是真功夫。但有人以为情感必须深深地隐藏起来，至少以尽量隐藏为好，不能轻易让人识破，但过分的隐藏只能形成晦涩，而诗本来是要把隐藏在内心的情慷真实地表达出来的。
独特性
法国诗人彼埃尔·勒韦尔迪（1889-1960）《关于诗的思考》一文中，有许多十分精辟的见解，三言两语，胜过一篇引经据典的宏文。“形象的力量不在于它的出人意外和荒诞离奇，而在于深邃而符合实际的联想。一重要的不是形象本身，而是形象所引发的激情。”“诗人是潜泳者，他潜入自己思想的最隐秘的深处，去寻找那些高尚的因素，当诗人的手把它们捧到阳光下的时候，它们就结晶了。”“独特性是不带痕迹的，它是自然而然地突然产生的。”“不应当为现代而写，但写作时应有现代感。一个只写现代的人，要比现代死亡得更快。”“诗存在于现在还不存在的东西中。诗存在于我们现在还缺少的东西中，存在于我们正在寻求的东西中……诗人的任务在于从他所及的范围内闪烁的东西中创造新的星星。”
“独特性是不带痕迹的。”说得多么深刻，而且贴切。诗的独特性决不能靠有意的造作而形成，它几乎是一种本能的流露。我们常说的“炉火纯青”近似这个境界。独特性从外饰的语言上看不出来，读一些具有独特性的诗觉不出一点形式的隔阂，它是透明的，流动的，表里一致的，不带任何痕迹。因此，有功力的诗多是朴素、自然、单纯的，深邃的情愫寓于平凡的可触的意象之中。没有纷乱的色彩，没有离奇的词藻的堆砌，没有聪明的技巧的显示。一味追求词汇本身显出的“力度”与“强度”，以达到独特性的效果，常常是作者对所写的对象没有吃透且缺乏信心（诚心）的表现。
关于流派
既然承认不同的艺术风格与流派的存在是合理的正常的，就应当承认其各自的独特性（没有独特性还能有流派吗？），甚至进一步承认不同的文学流派具有排他的倾向。
尽管各流派在艺术手法上也互相吸收补充，但这吸收与补充是为了滋长它的特点。如果完全融合，流派就消失了。
如果不承认这些，文学创造的空间就必然是狭窄的、单调的、荒凉的，而且不可能不断地拓展文学的新领域。
常常听到人讲：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流派只能是反映一种思潮的大同小异的姿态，如果存在另一种，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文学思潮。这是把文学思潮与政治思潮混为一谈，不承认文学创作有自身的规律。当今的文学创作的空间与形态，应当越来越广阔与多样，因为没有众多的从形态到内涵的差异，文学领域就不会呈现出万紫千红的葳蕤景象。
不同流派的作者，他们的创作反映出他们对人生、社会、历史以及艺术的美学观，绝不仅只表现为语言、形式上的那些表面的差异。流派之间差异是深刻的，除去艺术手法的特色之外，是各自的内心生活、理想与人格的积极的表露。因此，形成一个公认的文学流派是不那么容易的。
形式主义与感情稀薄
大约是1984年春天。这一天，胡风同志眼睛里闪烁着一束清醒的亮光。我问他：“近两年看诗吗？”他缓缓地摇摇头。梅志同志说：“看得很少。”胡先生用沉稳而明晰的声音说：“大多是形式主义的东西，感情稀薄得很……”他没有具体地谈谁的诗，显然不想谈这方面的问题。尽管他不是针对我的诗说的，但他那憎恶“形式主义”的神情不禁使我警惕了起来。有许多天，我苦苦地思索着，检查我近几年写的诗。感情稀薄，必然地要借助于形式的装潢。胡风同志对于诗，半个世纪以来，最为反对的就是僵死的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常常是与虚伪的情感、炫耀学识的技巧互生的。
形式不是技巧的产物。感情不能被驯化。对于生活与命运，诗永远是一个热诚的不懈的挑战者。
差一点
曾卓谈到我近年来写的诗，不止一次说过类似的话：对于生活，我有比较敏锐和丰富的感觉，情感一般都是真挚的，每一首诗都有一点儿新的情境。他赞许我的话还有不少。但是，他总又遗憾地提醒我，说我的诗（不是全部，是相当多的一部分），读完之后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一点，若能朝前再跨越一步，就可以进入完美的境地。我理解他所说的那异常艰难的“一点”或“一步”的含义。他的着眼点主要在表现形式上，淘洗得不充分，形式、韵律（或节奏）以及整体结构显得有点粗糙，总带有几处瑕疵，就像一块没有打磨到家的玉石似的。1953年，雪峰同志也曾对我讲过相似的评语。他们中肯的指点对我近两三年来的创作起了很大的内省的作用。但我自己觉得，我的诗的弱点，还不仅只是形式上有些粗糙而已，主要的是凝炼与升华得不充分，没有去尽非诗的杂质，而要去掉，只有燃烧充分，经过更多地锤炼。只有这样，诗的意象才能更加亮丽，更高地飞腾起来，而形式也就自然会严谨起来。
为什么会长期存在着这“一点”顽疾似的问题，回顾起来，可能与我过去片面地轻视“技巧”有关，总以为诗的光彩不能靠表面的打磨，光彩应当发自诗的内部情境。我有过这样的“教训”，为了讲求形式的完美圆润，字句上改了又改，往往越改越板，失去了最初在心灵里闪现的那一点鲜活的感觉，最后还是采用了自知不尽完美的初稿。我宁愿要那点有瑕疵但不失鲜活情味的诗意。显然这是片面的道理，且是我在创作上疏懒的表现。
刘诗从人到诗是个动词——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以林的诗集前几天才到我手里，还没有全部读完。我这个人七十五岁了，写了一辈子的诗，自以为在诗上没有框框，但读了以林的诗，我觉得自己有框框。我以前读一些青年诗人的诗，西川、于坚、韩东、王家新、蓝蓝等等，我读的时候都很平静，但读以林的诗使我很震惊。我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只是诗我没有读完，我还要仔细地去读，不是因为要开什么讨论会才读，也不是随便地读，我要思考一些诗的问题。以林你等着，我一有新想法就要告诉你（刘以林插话：我呼之即到）。刚才有人说以林的诗是“喷发”，说得好。
如果用词性来描述与概括一个诗人，有些诗人写一生只是名词，有的是形容词，连副词都达不到。他们一生写了上千首诗，几万首诗，究其实质都是名词或形容词。而刘以林（从人到诗）是动词，并且是及物动词。有许多诗人一生没有盾牌，很空，一点东西都没有。我不喜欢“直面人生”这个词，应该是“投人人生”，以林的诗就不仅是“直面”而是“投人”，是喷发式的，所以让人很震惊，很真实。刚才有人讲是大榛莽一样，但很亲切，不死，是活的。以林诗的不足在于缺少自然、平静的东西，这是我唯一感到不满足的。以林的诗覆盖面很大，表现了广阔复杂的生活，但不是通常说的“主旋律”。以林作为一个文化人，丝毫不“玩文化”，而在生活内部搏斗，这一点很好。我对诗是不忧虑的，诗的沉默自有其沉默的道理。以林的诗中也能找到北岛的影子，有冲击力，现在需要这种强烈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