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辛认为诗画不同质，说画不是诗，诗不是画。他的学说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却从来认为画与诗的情境是相通的，至少一部分诗画如此。这是因为透过形式看到了二者的统一，真实的诗与画都是生命的火焰。
诗绝无虚构
对于诗创作来说，不论如何想象和幻想，写人世间从未有过的景象，都可写得真真切切，且其中绝无虚构的成分。
这是因为，每首诗都是诗人的生命体验的结晶，语言浸透了作者的真诚。（当然，这里讲的只是我的诗，我是这么创作诗的。）现在有些诗跟诗人的生命体验无关。记得十年前有一个年轻作家（不写诗）问我：“你每首诗用全生命写，还不很快把生命耗尽了？”我说：“我希望耗尽。”他茫然地叹了口气。
越改越不听话的草稿
写成一首诗，常常觉得不满意，想改得完美一些。反复诵读几遍，觉得并不是某行某字的问题；改了几回，改的往往不是事先想动的那儿行。但还是不能定稿，总觉得仍然是一个草稿，一个不能再改的草稿，一个越改越不听话的草稿。只好停笔，可是诗还在那里颤动，死死地望着写她的亲人。我隔一段时间总要翻翻札记本，我晓得哪几首未能完稿的诗最疼我最恨我。最后，我和命运与共的诗无奈地拥抱起来，又哭又笑，同声说：“让我们一块再诞生一回吧！”也就是说，再经历一回生死磨难。
帕斯捷尔纳克的情操
俄罗斯作家利·金兹堡（1902-19如）于1925-1926年写的《札记）里说：“帕斯捷尔纳克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不会粗制滥造。他的作品没有地方发表。”这几句不连贯的苦涩的话，字字都坚实如金刚石，带着历史的严酷和诗人高尚的情操。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诗人的命运如此地相似？
普希金没有流派
利·金兹堡说：“普希金没有流派。”就我对俄罗斯文学史的知识和对诗人普希金的了解来看，这一句话讲的胜过一篇大论文。普希金确实没有什么流派意识；流派的含义和范围，对于普希金来说似乎太小了，他的诗影响了一个民族多少代人的精神和心灵。代表一个民族的诗从来不属于任何流派。李白、杜甫的诗，用今天流行的观点审视属于什么流派？
傻相或苦相
该笑时你哭。
谊哭时你笑。
该喝时你沉默。
该下跪时你孤独地站立着。
这是一首写在文革期间的未完成的诗。当时拟题作《傻相》或《苦相》。
诗人天蓝骑马去了
我敬重的诗人天蓝（1912-19以，原名王名衡），久患肺心病，长住在医院里。他去世前几个月的一个上午，给我打来电话，用沙哑而有力的声音一句一顿地说：“……医生要为我作气管手术，生命能得救，但我的声音多半要从人世间消失了。”他感慨万端，像朗读一行诗似地，又说：“你此刻听到的声音是我最后的声音……（停顿了片刻），这两天，我不断地给老朋友们挂电话，我的声音向大家告别，仅仅是声音，不是生命……”
诗人哽咽地讲不下去了。我在电话里对他说：“写诗吧，你的诗是世界上消失不了的声音。”他咯咯地笑了起来，我听到他的一阵哮喘，他说：“写诗，好主意，好主意。”他喘得再讲不成话了……从此，天蓝的声音从人世间永远消失了。四十多年前，天蓝写过一首感人至深的长诗《队长骑马去了》，当时我是个中学生，我们几个热爱诗的朋友，立在苍凉的陇山头，不止一次地朗读过这首时代的哀歌：
队长骑马去了。
骑看马过黄河去了。
一个月还没有回来。
这开头三行诗的悲壮的气势就沉重地压在了我们的心上。这首诗伴着我度过了战争的年代。我懂得了什么样的诗才能配得上称作时代的命脉与旋律，什么才是大气的诗和时代的强音。骑马的队长被奸人谋害了，但他的高大的形象永远矗立在人间。悲剧往往会重复。诗人天蓝的命运与那位英雄队长的命运竟然如此相似，他沉默了与死亡相差无几的二十多年之久。正当可以继续高歌的时候，却失去了声音。他和他的诗，仿佛也在一个凄苦的黄昏骑马过黄河去了，再没有回来。《队长骑马去了》真正地成了诗人天蓝的命运之曲。我永远记得他向我告别的最后的声音，那么悲壮而充满信心。我相信，历史不会遗忘天蓝和他的诗。
谁也找不到我
在梦游中，我常常被追逐，无处躲藏。只好躲进了自己的血液里。可是，我又十分清楚，即使我此刻流尽了血，一滴不剩，谁也休想找到我。我仿佛有两个生命，一个我是看得见的人体，另一个我是无形体的。这后一个我能躲进血液里。我并没有发疯。
在大境界中
1986年夏天，我走进新疆的昭苏大草原。本想在草原之前加上“茫茫”或“无垠”这类大词，觉得多余。不必举目四望，全身心顿然感知，我过去心灵里有关草原的词语，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通过天山时，有关山的全部词语也一下子幻灭了。关于草原，关于山，我变得一无所知。这个感觉，记得我对同车的李炳银说：“我第一次活活地感到了天山心胸的厚度和深度。”只说了这么一句。昭苏草原和天山（两次越过它），我至今写不出一行关于它们的诗。今生今世，只能带着惭愧的心情思念它们的那种大神态大神情。
我太渺小。但是，自此我感悟到了什么才是大诗的境界和神态。
语言逼迫我向前走
我在写给郑敏的信中说，在创作中语言和我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有时心心相印，双方融洽无间，诗生成得痛快极了；有时语言跟我闹别扭，非得听从它不行。也有这样的情形，我和语言在一个共同的梦境中仿佛听到一声远方的召唤，望见了一片美景，情不自禁地拥抱了起来，神助似地写下了意想不到的几行诗，使整首诗改变了命运。譬如《麂子》那首诗的最后两行，就是写着写着自自然然地不知不觉地突然间冒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呼叫，得救一般录下了这两行神来之笔，救了麂子，也救了我，才完成这首诗。麂子和诗企待着这两行诗来搭救。我今生今世感激这两行诗：
哦，麂子
不要朝这里奔跑
记得写下这两行诗，我如诞生的婴儿啼泣了许久。
“我”并不仅仅是作者，“我”也是麂子，“我”也是诗。
还有一首诗，命运更苦，它就是《我的窗外有三棵树》。
本来原稿最后还有两行诗：
树早已枯死为什么不把它斫掉？
在《文汇月刊》发表时，删去了这两行。不记得是我删的，还是编者删的。当时有顾虑，生怕引起某种带有政治性的敏感。但是删掉这两行诗，无疑把这首诗活活地憋闷死了。如果另编诗集时，一定把这两行诗恢复，让这首诗吐出憋了多少年的一口闷气和冤气。这首诗写到最后，并不是我别有用心地要写下两行“天问”一般的诗句，而是语言逼得我非这么写不成，否则我就背叛了诗。为了删这两行纯正无邪的诗，我忏悔一生。我这一生，也许就是为了把删去的都补上才写诗。被删去的太多，我无法补齐。
两头燃烧的蜡烛
近十年，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清醒的十年。我一边写《梦游》《三危山下一片梦境》《汗血马》这些今天人生的诗，同时又写有关童年的散文。我的生命仿佛整个地燃烧了起来，变成一根两头同时点燃的蜡烛。记得一个美国女诗人写过这么一行神奇的诗。久而久之，有朝一日，两头的火焰逐渐靠近，成为一个火焰，一朵一闪即灭的美丽的火花。于是生命不留一点可燃的东西。不必埋葬，也无法埋葬。
感觉与意识
看过一首诗，有人询问读后的意见，我常常回答说，它给我的感觉如何如何。同一首诗，给几个人的感觉不同，有的说这样，有的说那样，有的说没有引起什么明确的感觉。
我听人讲过，一个人的感觉是艺术的本能（素质）或个性的直接的反映。因此，人与人的感觉的差别来自天性，是无法在后天从根本上改变的。这种说法常常能听到，说这话的又往往是有一定修养的人。但总觉得这些说法有点玄妙不解，说说可以，形诸文字是难以构成明晰的概念的。其实，我以为对一个人来讲，他的感觉是一种与意识同时在他心理上起作用的活动，而且意识（理性的思维）起着重要的作用。感觉与意识的同时存在，使人的审美突破了单一的表面的印象，使感觉能从多方面（各个角度、层次）得到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