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又朝前开。第二天傍晚，来到一个叫四十里铺的小镇吃饭。平时吃饭，负责押送的西北军士兵几乎和战俘们一起用餐，他们的士兵一般对战俘比较松，但当官的多是凶巴巴的。但到了这个小镇却不同，士兵们分两拨吃饭，总有一拨人持枪在周围站着岗，而且神色很紧张。张道庸他们觉得很奇怪，再看墙上依稀可见的标语，有“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欢迎西路军同志回红军！”
张道庸捅捅朱潘宪，悄悄说：“快到家了。”
这一点他倒没全猜对。
这里离红军游击区的确不远，但敌人加强警戒正是防止红军战俘哗变，从这里逃走。因为在张道庸他们被押解到这里以前，方强、秦基伟、徐立清、卜胜光、徐太先等一批人也是被押解到这里，吃饭时，就有三三两两的小商贩上来兜售香烟、瓜子、糖果，特别是有一种西北特产——大饼一样的锅盔。奇怪的是，你买一个，他给你两个，而且表情奇特，总是话中有话地说：“好好吃吧，锅盔里有糖呢。”方强他们心生疑窦，悄悄掰开一看，锅盔里夹有两元钱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四十里铺以东便是游击区。还有落款：援西军侦察员。于是在押红军们走到四十里铺宿营时，乘敌人还未进入警戒，全都跑进一片高粱地里，借着夜色跑到了游击区……所以敌人吸取上次的教训，不敢麻痹大意。
一路风尘，先兰州，再新城，后西安。敌人并无意释放张道庸他们。开始，当张道庸他们听说目的地到了，本来心灵的大门早已打开，正准备着投入自己人的怀抱，禁不住满心喜悦。可是下车一看，哪里是红军驻地，而是又一座监狱。
天空好似突然转阴，心一下掉进冰窟窿。
张道庸直后悔：“真该路上逃他娘的！”
据说押送的那个连副还升了一级，原因是路上没有少人，还多了一人。
吉鸿昌的传令兵
与张道庸一起在押的三十多个红军营以上干部被马家军当做“剿赤”的战果，拉到了西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直到这时，大家才知上当受骗。为了稳住这伙人，行营看管所时常请来国民党人士训话，有时也让变节分子来“悔过”。有一天敌人看管的中队长来训话，大骂共产党是共匪，大讲三民主义怎么怎么好。
张道庸被关在这里，心情本来就坏，一听这个人满嘴胡诌，气得大骂：“蒋介石还有三民主义？‘三民’那是杀民！”
没提防被站在门口的卫兵听见了。过来就拿枪托顶了他两下，然后叫他到外边墙角去。这个卫兵悄悄地对他说：“听长官口音像是安徽一带的。”
张道庸眼一斜：“怎么的？你听着老子的口音不自在？”
卫兵说：“长官您不要误会。我打你两下是为你好。兄弟在吉鸿昌手下当过传令兵，1930年和你们打仗被你们俘虏过，你们的长官给我们大米饭和猪肉吃，临走还给我们发钱。哪像这里的这些狗官，每天只给你们吃两顿稀饭。你说话要小心，这个中队长是杀人不眨眼的，兄弟都怕他！”
张道庸跟出去的时候原以为这下要完了，一听这话，觉得这人还不错，没想到红军的俘虏政策在这儿发挥作用了。他坐下和卫兵拉起来：“老弟，我们鄂豫皖苏区有个顺口溜：‘吉军到，红军笑，先丢机关枪，后扔盒子炮，都叫红军都收下了。’你听说过没有？”
卫兵想了想：“大别山老百姓都叫我们‘鸡’军。”两人都笑了起来。把吉军说成“鸡军”，是说他们驻在白区吃在白区，却把“鸡蛋”（枪弹）下在了苏区。
张道庸说：“你们二十一军军长吉鸿昌倒是硬汉，听说他撕了蒋介石要他进攻鄂豫皖的电报后，被迫辞职了。”
“我们西北军一向和老蒋有矛盾，尽拿我们当炮灰。”
“黄安那一仗我是参加了的，老弟跟我们打没打？”
“打啦，我就是那次给师长传令，半路被你们俘虏的！”
两人谈得投机，竟称兄道弟起来。
新结识的这个卫兵真起了作用。有一天晚上他当班时，给张道庸透露了两个重要消息：一是红军已经改编成八路军，在西安七贤庄设有办事处；二是西安行营准备把他们这批战俘转送到南京去。
两个消息，一喜一忧。张道庸赶紧告诉难友们，难友们也都着起急来。凭他们的经验，如果拉到南京，肯定凶多吉少。因为那里离红军更远，在蒋介石眼皮子底下管得更严，不会有什么生路。有人主张跟敌人头头谈，红军既然改编，就应该放我们出去抗日。
多数人都不赞成，就像张道庸说的：“没那样的好事。他们还不知拿我们当什么本钱呢。应该设法让办事处的人知道我们的处境，快来放我们出去。”
于是大家决定给八路军办事处写信。连夜写好的信第二天由那个卫兵带出去，直送到七贤庄。
不知是被敌人发现了，还是别的原因，几天过去了，那个卫兵再没露面。
心又有些凉了。难友们一边盼着消息，一边做着准备。大家相互鼓励：宁肯死在一起，决不让敌人往南京带。
等待真让人心焦。张道庸斜躺在铺上，想着心事，嘴里哼着《苏三起解》：“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哪一位君子去往南京转，与我那三郎，呸呸！”张道庸觉出唱得不吉利，啐了自己几口，解嘲道：“奶奶的，怎么又唱到南京去了，真晦气！也不是三郎，蒋介石才是忘恩负义的三郎，应该是：与我那八路把信传……”
朱潘宪急忙堵他的嘴：“你小声点，让人听见了！”
“怕什么！”张道庸倔起来，“反正是个死，让嘴痛快痛快还不行！”说完他也软下来，担起心事：“我那个小老弟跑到哪去了，怎么还不来报信？”
苦苦等候了一个星期，终于盼到了信儿。吉鸿昌的传令兵不负众望，将信送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派孔石泉来看望他们。那天看守所的大门一打开，里里外外就热闹起来。孔石泉和大家轮流握手，眼里噙着热泪，不住地说：“同志们辛苦了！信已经收到，周副主席和叶剑英委员派我来看望大家！”
“周副主席好吗？”
“他很好。现在正和西北行营长官蒋鼎文交涉，争取早日救你们出狱！”
离看守所的人远些时，他悄悄叮咛红军战俘们：“周副主席叫我转告你们，现在正在交涉的紧要关头，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一定要沉住气。万一敌人要你们上火车，你们要坚决反抗，不要离开西安一步。你们要是一上火车，事情就难办了……”
“知道了，我们会耐住性子等待的。”黄鹄显将一卷纸悄悄塞进孔石泉手里，“在押营以上干部的名单都在这里，三十多人已暴露，还有一些没有暴露的，可能过几天也会押来，他们都关在士兵队。我们这儿算是军官队。还有一部分人被编进敌人的补充团，在干体力劳动，你们应该想办法搭救。”
孔石泉重重地握了一下黄鹄显的手：“你放心，这些情况周副主席都了解，正在想办法。”
孔石泉握到了张道庸的手：“我看到了组织上的信，知道你在狱中很坚定，我们很快会接你们出来一道抗战，打日本！许多部队已经开赴前线，很需要你们这些能打仗的同志！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你们都是不倒的红旗！”
张道庸鼻子一酸，忍住了眼泪，却说不出一句话。
1937年下半年，被俘红军企盼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周恩来和孔石泉一起来到了西安行营看守所。他是来接张道庸他们出狱的。周恩来向每一个人问好，握到张道庸的手时，说道：“你们的表现不错，我代表党中央欢迎你们归队！”
经过一番交涉，看守所同意释放这些人。
出狱那天，张道庸他们洗了澡，换了新衣服，把长满虱子的破衣裳扔进火堆。喝着同志们招待的糖水，心里比蜜还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