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7月31日
在某些人看来，两个战士微不足道，即使有事，应该由下边的干部去管。而陶勇如此关心“小卒子”的痛痒，你能说他——陶勇是“高高在上”吗？如此细微地询问，并用唯物辩证法去解释，你能说他是“单纯军事观点”吗？
只是他太实打实，太坚持让事实说话，与空头政治者、阴谋政治者太格格不入了；太一往无前，太义无反顾，而孤独地走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顶风路。那年月，如此前行，等候的不是曙光，而是陷阱。
“我要在这里顶着”
1966年4月，东海舰队党委三届五次全会期间的一天下午，党委委员和工作人员到上海艺术剧院陪林彪看京剧《红灯记》，陶勇感到与他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去。一次陶勇有事去无锡，回上海时，原拟在苏州住一晚，后来听说江青在苏州，他即令汽车穿城而过，不在苏州停留，免得与她打交道。
1966年5月下旬，海军党委召开三届三中全会，陶勇先是抵制，没有参加会议。后来叶剑英做了重要指示，会议出现了转机。7月7日，叶剑英亲自打电话给上海的陶勇：“陶勇，该来开会啦，是时候啦，明天一定要到会。”第二天，一架专机将陶勇从上海接到北京，早在那里等候的轿车将他送到海军会址三座门，他进门的时候叶剑英正在发言。叶剑英见陶勇来了，笑呵呵地说：“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你喘口气，准备发言。”陶勇毫不客气，指着某些人，亮开嗓门说道：“你们在海军里搞地下活动，伸手夺权，这是同毛泽东思想根本不相容的，也是党的纪律绝不允许的。这样搞下去，哪里还有党的团结，党的统一？”
他的直言让许多人觉得痛快，也有不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谁不知道这些人的后台是林彪？林彪整起人来有什么好果子吃？
果然，处境狼狈的李作鹏求救于林彪，说那个“东霸天”陶勇无法无天……林彪急忙出面干预。8月25日，林彪下令停止会议。9月，林彪推翻了中央军委7月决定，李作鹏东山再起。
叶剑英托陈丕显转告陶勇：“海军的风要变。”
许世友专程到上海劝陶勇：“海军的事你不要管了，到南京去养病吧。”陶勇还兼着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那一段时间胃病越来越严重。
可陶勇哪儿也不去：“我要在这里顶着。”他深知海军形势陡变的内幕，清楚自己顶下去的后果，可他全然不顾，不但自己不走，还把许多正在被“打倒”的“走资派”弄到东海舰队保护起来。
1966年夏，在红色中国的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开始说是文化领域的，实际上无所不包。发动这场革命为的是什么？全党除了少数几个人外，大都不理解。随着红色旅程走过来的陶勇将军，同样对这场革命的目的和方法也不明了。
秋天，陶勇到北京开会。一天晚上，他又来到刚从东海舰队调到交通部的彭德清家里。虽然他刚调来，却很快受到冲击，正值处境艰难之际。陶勇说：“会议已开完了，要回舰队去，特意来看看你。”
陶勇的来访，给了彭德清很大的安慰，他十分感动：“陶司令，你到我家来，真使我说不出的高兴，但是，这帮造反派正在揪我这个‘走资派’，你不怕受连累？”
陶勇哈哈大笑：“怕什么，真金不怕火，你老彭我还不了解么，骨头烧成灰，我也认得出你这个共产党员！”
彭德清鼻子一酸，眼泪刷的流了下来。
造反的势头排山倒海，彭德清快被这浪头冲倒了。他想到外地去休养，躲一躲风头，考虑再三还是到上海。到了上海，刚住进舰队招待所，陶勇就来看他。彭德清也知道上海动乱的情况日益严重，唯恐增加部队的麻烦，便问陶勇：“我这次来舰队休养，首长有困难吗？”
陶勇跟往常一样的豪爽：“没有什么困难，放心吧，这里是你的老家。”
入冬，陶勇动了割除阑尾的手术。他在治疗期间，得悉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等领导人及刚在上海动了肺癌手术的江苏省副省长惠浴宇，被造反派折磨得无法生活，危及生命。这些同志都是当年开辟和建设华中抗日根据地同他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他们能有什么问题？怎能坐视不救！
事实的确如此。1966年底，惠浴宇动完手术不久，在上海余庆路市委招待所休养。交通大学的一个什么“反到底”红卫兵包围了市委，日夜鼓噪不休。惠浴宇病了几年，对这场飓风般的“革命”一无所知。医生嘱咐他绝对静养，可墙外飘进来的都是“油煎”“绞死”之声，无片刻安静，根本无法静养。正在发愁，陶勇和梅嘉生副司令风尘仆仆地来了。一听外面的吵闹，陶勇就说：“这怎么能休息好？到我们海军招待所去住，那儿安静，地方上的造反派还搞不到我们那里。”
惠浴宇一听正合心意，下午就迫不及待地向市委要了车，搬到东海舰队招待所去了。陶勇一看见他，叹道：“你呀你呀，干吗这样急？我的车已经去接你了，一次拉不下，就跑两趟。本来是准备把你‘偷’出来的，除了我的司机，谁也不知你的下落。”
惠浴宇没想那么多，迷迷惑惑地不知陶勇是什么意思。陶勇解释说：“市委已经乱了，警卫处里有那条线上的人。”惠浴宇恍然大悟，怪自己没长心眼。陶勇不及多说，亲自把他安排在一个背静的小院里，又布置了严密的保卫措施，才匆匆离去。
晚上，陶勇设便宴招待惠浴宇和他的爱人顾静，只梅嘉生一人作陪。陶勇一向是喜欢热闹的，可如今搞得这般冷清，陶勇不说，惠浴宇也不便问。陶勇知道医生不准惠浴宇喝酒，便一面自斟自饮，一面将外面的形势告诉惠浴宇：多少工厂停产了，京沪大动脉中断了多长时间，曹荻秋被揪斗了。说到愤慨处，他拍案大骂：“他妈的，这算什么‘大革命’！根本就是一场‘大反革命’！”
陶勇瞪着血红的眼睛，那股劲头真像战争年代把上衣一甩，闯入敌阵，挥起寒光闪闪的大刀劈头砍去！
那段时间，陶勇几乎成了“救火队”，华东局、上海市委的领导人，以及华东各地的战友们，都成了他的常客，他都竭力给予保护。一次晚饭后，他匆匆来看惠浴宇，说：“来迟了，本来是要陪你吃晚饭的，去出席批斗陈丕显、曹荻秋的会，一直拖到现在。”
惠浴宇拿眼直看着陶勇，不知这种会他去干什么。
陶勇明白他的意思，说：“造反派一个劲喊‘打倒’‘打倒’，哪个真敢碰碰老陈老曹试试看！我早安排好了，只要一招手，警卫班冲上去，两个抱住一个，往窗外一塞，小车拉了就跑。老子不管他们有什么后台，老子耐住性子坐在台上，就是去保驾的！”
他内心十分清楚，他的处境是极端凶险的。1966年夏天，他在北京开会，一个老战友几次三番打电话要来看他，他都推辞了。最后不得不在电话里解释：“他们正在设法整垮我，何必让他们多揪一个……”1967年1月，对党内斗争一向守口如瓶的陶勇，突然对他的爱子小勇说：“我，可能要带你上风波亭了”他已经意识到他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赢得这场战争，他已为此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海军招待所休息了十几天，惠浴宇自觉身体恢复了不少，总想动一动。陶勇和他讲外面的情况，他也没在意。其实陶勇不但受到地方的压力，也受到内部的压力，但内部的压力他从不多说。一天，惠浴宇在小院子里散步，迎头遇上了舰队的一个熟人，他问：“你怎么来了？”
因为是熟人，惠浴宇便开起玩笑：“怎么，不欢迎啊？是陶司令请我来的。”
“你住哪里？”
惠浴宇顺手一指，那人嗯了一声，默然走开了。
惠浴宇回到房间后很纳闷：今天碰到的这位曾在南京任职多年，虽说不上有什么深交，每年总要见几次面吧，也算老熟人了，何以如何冷漠？正想着，有人送来一纸电报，说是政委叫送的。打开一看，赫然印着林彪的命令：军队不准成为地方“走资派”的庇护所！
原来如此！惠浴宇一下明白了陶勇的良苦用心。原来，不仅上海市委有“那条线上的人”，在陶勇身边也有。惠浴宇不愿给陶勇增加麻烦和风险，立即要车搬回到市委招待所去。下午，陶勇和梅嘉生又追来看他，陶勇说：“上海是住不下去了，我已经安排了，请你到杭州海军疗养院去住。那儿安全，也安静……”
虽经陶勇和梅嘉生一再动员，惠浴宇还是婉言谢绝了。他打定主意，不能再成为老陶的“包袱”了。别看惠浴宇平时大大咧咧，心里明镜般清楚：自己只不过一介病夫，怎么样都无所谓，而老陶他们正站在第一线，在做殊死的搏斗，只要有老陶这样正直、刚强、大智大勇的好同志在，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总是有希望的。
又要离开了，不知明天又有什么变故。三人相对黯然，肚中自有千言万语，可都一句也不愿说了。
刚回到办公室，就接到一个老战友的电话，说陈丕显也被抓起来了。
“什么道理？”陶勇大声地问，仿佛对方就是抓人者。
“老陶啊，这个年头抓人还讲什么道理，走资派呗！”
“他的历史谁不了解，红军时期的红小鬼，他走的什么‘资’啊！你说得对，没有什么道理可讲！”陶勇放下电话，又要总机接大场，那里有东海舰队航空兵的一个机场，陶勇要找那里的政治部主任龚云池。龚云池在1940年就在陶勇手下搞情报站工作，彼此很知心。一接通电话，陶勇就冲着话筒喊：“小龚，他妈的，老陈也被抓起来了！我现在也就剩你这个地方安全点，你给我准备几个房间，我要把他弄出来，然后送到你那里去，你给我保护起来！”
耳机里传来龚云池不大但很坚定的声音：“老首长你放心，我一定按你的命令办。不过你也得注意安全，我听说有人在背后整你呢！别叫人家打了黑枪！”
“去他个蛋！老子身上七个枪眼都没把我怎么的，还怕什么！”
他布置完毕，于12月29日赴杭州海军疗养院继续疗养。
1967年新年刚过，上海搞了个震惊全国的“一月夺权”。造反派夺权后，全市党政领导陷于瘫痪。武斗到处有，社会秩序无法维持，生产受到极大破坏。陶勇闻讯极为气愤。1月10日至13日，舰队司令部办公室多次传达舰队政委催促陶勇司令员回沪的电话。陶勇得悉那位政委慑于造反派的威胁，已将住在舰队的上海市委领导人等推出门，同时，舰队文工团、体工队、训练团、护士学校等单位的部分人员，受到社会上夺权的影响和军内造反派的煽动，不顾军委明令规定，执意要搞“四大”，非把部队搞乱不可。严峻的形势已经让陶勇无法在杭州疗养了，他放弃疗养计划，于14日赶回上海。
回到舰队，翌日一早，他召开舰队常委会议。他坚决反对乱军：“地方乱了，部队不能乱！只要我陶勇在，拼命也要稳住部队。”对要求搞“四大”的单位群众，他主张军政首长要深入下去做教育引导工作，战备部队绝对不许搞“四大”。他认为，部队是可靠的，广大干部是可以信赖的。对那些政治幼稚、思想过激的年轻人，只要耐心进行说明疏导，转变他们的态度是可能的。会上决定从当日开始，常委分头深入到要求搞“四大”的单位进行针对性的思想教育。
从杭州回到上海的一周来，有三个问题始终萦绕在陶勇的脑海中：造社会主义的反，夺共产党的权，这算是什么人？中央军委明令宣布战备部队不搞“四大”，东海舰队属战备部队，为什么又有人要煽动部队造反，顽固地要求搞“四大”呢？中央历次文件都肯定了“四清”运动，明确规定不准揪斗参加“四清”的干部，而某些人竟准许造反派到部队揪斗这些干部，这是为什么？这其中必有诈，是有权势的人在捣鬼。要揭露它，有机会一定要向中央揭露这个阴谋！
1月19日上午8时，陶勇在舰队政治部会议室同柳夷谈了一席感人肺腑的话：“柳夷同志，今天下午你得乘飞机去北京，由保卫员送你去，这是李作鹏亲自批的。你就受点委屈吧！无非是戴高帽子，挂黑牌游街。”
“陶司令你放心，我受党教育多年，服从命令还是懂得的。”
“海军三三会议后段，你我都去参加了，是海军党委定的，军委叶副主席指示的。会上对李作鹏、张秀川提了意见，作了斗争，说过他们‘搞地下活动，罢官夺权’。你说了，我也说了。这笔账李作鹏等不会放过，定要清算的。”
“我今天下午就坐火车走，我看保卫员就不要跟去了。”
“不行啊，你得乘飞机走，保卫员也必须跟着，这是李作鹏亲自定的，这个意思我想你明白。”
陶勇起身要走，最后说：“柳夷同志，你去吧，看来我也跑不了，说不定今天明天就会来揪我。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戴高帽子游街，这一切都吓不倒我，我已做了充分准备。”
两人默默握手，相约再见。
可惜他们没有再见。柳夷几经折磨，后来总算回到舰队，可与他相约再见的那个人：陶勇已在九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