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为人解冤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许多人的思维，依然是战争年代的模式，一切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所有的问题都想靠运动解决。陶勇刚调到舰队，就遇上了“三反”运动，不少单位抓了不少“老虎”，有的单位还以捉出的“老虎”多而自豪。陶勇知道后心中很不安，在多次会议上，他列举了一些事例，说明反贪污打“老虎”，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可捕风捉影，主观推测。他说：“见风就是雨，想当然办事，就往往会搞错。”
他举的例子中就有东海舰队后勤部副部长张渭清的事。在抗战期间，张渭清为苏中解放区和新四军一师的物资供应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电影《51号兵站》中小老大的原型就是他。1952年他当科长时，在“三反”运动中被错误斗争，并坐了多年牢。陶勇一直关心着这件事。到北京海军大院开会，他专门找当时的海政主任段德彰谈这个问题，要求对张渭清的问题一风吹，彻底平反。当时段德彰根据一些书面的材料，不太同意陶勇的意见，后来事实证明，陶勇是对的。
1957年反右派斗争，有的单位竟按百分比摊派“右派”名额。陶勇极不赞成，指示立即纠正。他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是每个单位都有‘右派’，没有就不要硬抓，不能因为人家说了几句过头话，提了点尖锐意见，就给人家带上‘右派’帽子。即使人家犯了一点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嘛！”
有一天，陶勇在办公楼走廊里遇到五支队副支队长曾麦溪，见他一脸晦气，便问他有什么事。看他有话想说而又隐忍不言，就叫他上办公室，坐下后，陶勇含笑问道：“老曾啊，有什么事，可谈谈嘛！”
曾麦溪被陶勇的坦诚所触动，原来那种抵触抗争的情绪突然消失，隐忍委屈的心情难以控制，猛然间流泪不止，欲言而词不达意。陶勇见他情绪激动，未加任何指责，而是耐心地等待了好久。待他情绪稍微平静之后，才说：“今天，看来你是说不下去了。有什么问题，应本着有错误就承认检讨，对错误负责。没有的事，不要乱说。相信党组织最后会实事求是处理的。”而后，专门派车将其送回。
原来，反右运动中，曾麦溪在会上对本支队几个大队干部被划成右派提了不同意见，建议减轻给个出路，竟被说成是“右派辩护士”“右派保护伞”而受到批判，再三解释，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更糟，因而内心十分痛苦。经陶勇开导，他心里舒畅了。这次与陶勇的不期而遇，让他终生难忘。他常常感慨万端：是陶司令，在冷若冰霜的日子里给他温暖；是陶司令，在横眉冷对的环境中给他微笑；是陶司令，在是非难辨的困惑中给他指路。
1958年“大跃进”时，海军党委在北京三座门（中央军委所在地）开全会，休会期间，与会人员到天津参观亩产数万斤稻的卫星田。当陶勇了解到这是把许多已穗灌浆的禾苗集中移植到卫星田里的情况后，气愤地骂了起来：“这不是实事求是，是吹牛，是浮夸风，简直是自己骗自己！”
陶勇对毛泽东的崇敬自不必说，可他并不赞成林彪关于“毛主席的指示句句是真理”的说法。有人向他汇报工作时，在讲完成绩和缺点后总喜欢加上一句，“这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陶勇就不爱听这句话。他常常打断汇报者的话说：“即使是一个指头的毛病，也得尖锐地提出来，限期改正，绝不能用九个指头来掩盖一个指头。”他对“大跃进”的浮夸风十分反感。有一次，原国民党起义海军、被陶勇调到办公室来的航海业务长戴熙愉到他的房间汇报工作时，陶勇突然问他：“地瓜分三层栽，南瓜地里长玉米，你可相信？”当时，由于戴熙愉不明白他问话的用意，一时竟不知如何答对。等到“文化大革命”中陶勇受迫害之后，才明白他当时就反对那种浮夸风。
据戴熙愉的妻子讲，1955年，戴在肃反运动中被当做对象审查时，有一次她打电话要求去探望他，这个电话不知怎的转到了陶勇的办公室。她听到陶勇的声音在问：“怎么，戴熙愉的事还没有完？”不久，组织上就给戴做出了“一般政历问题，继续留队使用”的结论。另外，陶勇对戴的入党及军衔、职务提升等问题，也很关心。他对这些旧海军出身的干部，很少用刻板的言辞来教训人，总是通过他的一言一行，把党的好作风传过去。
1964年下半年，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四清”运动。9月5日，正在上海出差的宁波海军四一二医院外科主任牟敦磊，突然被关押起来，要他交代隐瞒家庭出身等问题。牟敦磊一时傻了眼：家庭情况早在土改运动时就已如实向组织交代过了；况且他本人和其他兄妹三人都是从小就由继母带大，一直过着贫苦的生活，17岁时他就参加了八路军，哪有什么隐瞒家庭出身一说？他把这些情况如实地写出，可办案人员根本不相信，反而说他态度不老实。牟敦磊后来渐渐明白了，是有人诬告他。在他被关押三个月后，被宣判为“混入部队的阶级异己分子”，并做出了“开除党籍，剥夺少校军衔，解送回原籍劳动”的决定。
他被解送回家乡后，当地乡亲都感到奇怪，议论纷纷。回到本村的当天，就有乡邻问他：“你在部队犯了什么重大错误？”他说：“我没有犯任何错误，可能是被人诬告陷害了。”后来，在群众的帮助下，他逐渐搞清了被陷害的来龙去脉：原来是大队书记的侄子牟宗杰搞的鬼。
牟宗杰是牟敦磊的本村同学，是牟敦磊入伍后动员他参的军。牟宗杰因在肃反运动中犯了错误受到党纪处分，以后工作表现一直很消极。1957年8月，牟敦磊调到四一二医院，又与他同在一个单位工作。院领导知道牟敦磊是牟宗杰的同乡同学，就要他多从思想上帮助他。牟敦磊曾多次劝导他，有时也批评他，但牟宗杰始终没有转变。后来组织上决定上他转业，他就怀疑是牟敦磊讲了他的坏话，从此一直怀恨在心。“四清”运动一开始，他就写诬告信，并伙同其父串通其叔、本村大队支书，收买了两个“证人”，共同诬陷牟敦磊“隐瞒了地主家庭成分”。舰队后勤部接到诬告信后，派人去当地调查，调查人既没通过县委，也没通过公社，一头扎进大队，正好落入陷害者事先布下的圈套，结果他的中农成分被改为“地主”，从而铸成了冤案。
牟敦磊坚信自己的不白之冤一定会得到昭雪。他想申诉，可是向谁申诉呢？当他考虑在他接触过的领导干部中谁最可信赖时，陶勇的身影第一个浮现在他眼前。因为他多次陪陶勇到病房探望病人，陶司令既然对部属如此热情关怀，难道不能替自己申冤吗？
1965年7月，陶勇接到牟敦磊的申诉信，仔细阅读了这封近万字的信后，在信上批示：由组织部、保卫部得力干部去山东协同地方党委做深入调查，不要村干部参与。据此批示，他们在日照县委派人参加下，向全镇50岁以上的人普遍做了调查，最后真相大白。
在陶勇的直接关心下，牟敦磊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于1966年2月7日重新回到部队。平反后，陶勇在一次训练工作会议上专门说道：“牟敦磊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一个掌握了专业技术的人才，他在东南沿海作战的救治工作中多次立功，是我们舰队医院参加全军后勤工作积极分子大会的唯一代表，对这样一个同志，在处理上应十分慎重。这是一个教训，应当引以为戒。”
而“文化大革命”中，这些都成了陶勇“包庇重用坏人”的罪状。
两个“不可改造的落后分子”
陶勇为人平反的事不少。他还为两个所谓“落后分子”专门做过调查，亲笔写了一篇调查报告：7月23日，我在温州水警区巡逻艇二十八大队了解工作时，大队干部讲到他们有两个“不可改造的落后分子”，一个是三中队564艇机电兵杨桃生，一个是码头帆缆兵（原562艇机电兵）陈德忠。据他们说，这两个战士无组织无纪律，极端民主化，谁也管不了，大队、中队干部谈话多少次也不解决问题。说杨桃生在水警区翟政委与他谈话后还说：“还不是老一套，光讲马列主义不解决问题”（据杨桃生说翟政委没有找他谈过话）。陈德忠在海军张学思参谋长到沙埕时曾递条子要找张参谋长谈话。为弄清问题真相，我专门用了三个小时与他们进行了个别谈话，了解了情况，查明了原因，作了处理。
杨桃生和陈德忠被称为“不可改造的落后分子”，问题是这样产生的：杨桃生主要是从他吃了半瓶炼乳开始的。今年舰队第二次出海在南麂山至大嵛山海区进行训练，风浪很大，杨桃生一人操纵两部主机，本应一小时即轮换，但因别人晕船不能工作，他一人操纵了两个多小时，因而误了吃饭，下更后他自己找了一个半冷馒头，因为没有开水，他找了一瓶炼乳，请示副艇长是否可以吃，副艇长说：“你一个人吃了怎么办？”杨就去问其他的人吃不吃。别人晕船了都不想吃，结果他一人吃了半瓶。事后副艇长批评他：“你吃了怎么报销？”他不满意地说：“出海吃一元四毛五，我没超过标准。”从此以后他的情绪受到影响，工作不如以前积极了，只完成自己本职工作。副中队长发现后找他谈话，指出：“副艇长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缺点，但你干劲不足不对。”他对这次谈话很满意，认为是公道话，情绪马上好转。但第二天艇长向全艇人员讲话时说：“有的人利用出海不晕船，想捞一把。”他对艇长的讲话很不服气，甚表不满。艇上干部见他不服，第三天又召开艇务会批判他，并要他停止工作四天到大队部去写检讨报告。连续的批判、检讨，他的情绪更加低落，工作消极，并两次打报告要求调换工作。后来大队副政委（现下放任中队政指）王胜明找他谈话，因为方式不好，两人就顶了起来，王就批评他：“你发展下去会成为流氓阿飞。”谈后不但未解决问题，相反使他更加不满，对立情绪更加发展。由于他平时有骄傲自满情绪，生活上比较散漫，加上他敢于向领导上提意见，得罪了某些干部，所以有些干部对他看不惯，也有故意责难的。如轮机长对他有一点缺点就批评，上课时放个屁也反映到大队去，而对他的优点却不表扬，上半年五好初评时群众提出杨桃生有许多优点，但结果既未奖励也未表扬。
陈德忠的问题是在训练团受到不正确的处分引起的。1959年他在训练团学习时，一个星期天，他们有两个人穿短裤外出打猪草，返回时门岗不让进，经反复说明，门岗说你去背了猪草可以进，等到陈背了猪草回来时，门岗换了班，又不让进，陈德忠即与警卫班争吵起来，恰好被副团长看到，当即命令把陈关禁闭，并给予记过处分。来二十八大队后在562艇任机电兵，在培养三八作风运动中他提艇长陈庆兰的意见，说：“艇长晚上看小说到下1点，早晨不起床，不好。”艇长当时未表示什么，但给他记了账。有一次562艇与“井冈山”舰靠在一起，陈德忠到“井冈山”舰甲板上与朋友说了几句话，班长就批评他：“为什么不请假？”中队政指也批评他组织纪律性不强。他本人很不满，工作不积极干了，并要求调动工作。就是因为这些事情，陈德忠就成了“落后分子”，而且把他调到码头上改任帆缆兵。
很明显，这两个同志的问题，都是人为地造成的，是受了冤屈而对领导上不满，发展到工作消极，是思想问题，更不是什么不可改造。他俩人的出身都是很好的。陈德忠是上海人，入伍前是钳工，个性耿直。杨桃生是苏州人，家庭出身工人，父亲被日本鬼子用狗咬死的，大姐被地主出卖，现在哥哥是共产党员，本人个性爽直，身体好，不晕船，几次出海大风浪训练中表现突出。去年出海他操纵主机共达一百多小时，今年出海大风浪中一人操纵两部主机，还给晕船的同志洗脸。过去工作积极，而且会拉、会唱、会画、会编，是文娱活动的活跃分子，他俩一经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处分，干部群众也以冷眼看待，但我与他们谈话时，两人态度是好的，许多观点也是正确的，而且在某些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没有提出什么退役或不干等不正确的要求，他们基本的是向领导上申诉，要求领导上给他们解除冤屈，我认为这完全是正当的。在谈话结束时，他们两人都表示了态度，今后一定努力搞好工作。我还同杨桃生商定要他每月给我写一次信，报告他的思想、工作、生活情况和反映领导作风的改进情况，他很高兴。
根据以上情况，我专门找了二十八大队在家的副大队长和副政委作了交代，要大队常委专门讨论一次，结合管理教育条例30条的学习，正确处理杨桃生和陈德忠的问题，564艇的有关干部在处理炼乳问题上必须向杨桃生当面作检讨，训练团给陈德忠的不正确处分宣布撤销，同时恢复陈德忠原来的工作。
杨桃生、陈德忠的问题，不仅二十八大队应引为教训，我认为对全舰队的基层干部也是有教育意义的，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改善管教方法，提高领导水平。
有些什么教训呢？
一个战士的好与不好，要从本质上去衡量，不能凭一时的印象，更不能有私见和感情用事……对杨桃生问题的处理，有不少同志参与了，其中有的同志只偏听偏信，不明真情，乱加批评，加深了矛盾；对士兵的缺点，只能耐心说服，不能简单粗暴，更不准打击报复。
干部对士兵的问题处理错了，应当承认错误，并重新处理。这样会更加提高干部的威信，密切官兵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