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团七连指导员叫沈明章，只有25岁，对陶勇军长崇拜有加，对他勇而有谋的战法深得要领。他率一排战斗到东大名路的转弯处，敌一个警戒班被歼后，大部逃进一幢四层楼房。楼房周围筑有3米多高的围墙，铁栅门有火力封锁。原来这里是敌人的一个交通仓库，守敌有6个连500多人，里面有一个副团长指挥。
虽然敌人比自己多十几倍，沈明章却沉着不慌，想着主意。他决定诈他一诈。
他命令一排用火力封锁大门和窗户，然后向里面高声喊话：“国民党军队的弟兄们，现在解放军把上海四面包围了。北平、南京都解放了，上海这座孤城还能挺几天？大家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了，快投降吧！我们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
在子弹和喊话声中，楼里的敌人静了一下，就喊，要解放军派一名团长进行谈判，怕职务低的做不了主。沈明章说：“我就是团长！”带着手头能支配的几员“大将”——文教和卫生员进入大楼。敌人将信将疑，仍用枪口顶着沈明章，听他讲道理，讲形势，不说要拼，也不说马上投降，看来是在磨时间。
时间对于沈明章来说同样成了敌人，说不清它是走得太快还是太慢，只是觉得这楼里的紧张空气仿佛就要爆炸了。都一个多小时了，赶来的副营长也纳闷，上了楼。沈明章一见副营长，马上高声喊道：“副师长，副师长，您来了！”两个人同时“升了三级”。
副营长也是明白人，马上接过话音，话也重得有了师级干部的味道：“你们这是怎么回事？敌人解决了没有？”
沈明章说：“报告副师长，这里的敌人愿意投降，请您通知第一九九团和二〇〇团暂时停止攻击。”
副营长心领神会：“时间不多了，敌人若再拖延时间，说明他们没有诚意。”
这句话把敌人镇住了。他们知道再也等不到什么，一个个低下脑袋举起双手，从楼里走下来。
就这样，沈明章带领一个排俘敌副团长以下五百多人，缴获了迫击炮、轻重机枪、长短枪等大批武器弹药。
在汤恩伯的警备司令部里
长江防线崩溃，南京失陷。蒋介石披着月色，在儿子的陪同下，向前沿阵地走去，上海的安防在撤离大陆前已经不容有丝毫的疏痹。
南京失陷后，4月25日，他从浙江象山港登上“太康”号兵舰来到上海。
蒋介石来到上海后，立即召集顾祝同、汤恩伯、周至柔、桂永清开军事会议，研究部署兵力。在会上，蒋介石命令汤恩伯8个军20万人集结上海，以此阻止解放军的前进，争取时间运物资，掩护战略退却。
一条长长的地毯，仿佛是特地为迎接他而铺成的小路。地毯的底子是深红色的，镶着绿边，一直沿着整个长而明亮的走廊伸展过去。蒋介石正沿着这条走廊缓缓地踱着步，陷入冥思苦想之中。蒋介石一生晚10点就寝的习惯也被打破了。几个不眠之夜下来，他委实是疲惫不堪了。
汤恩伯等人走了进来，是准备向他汇报淞沪设防情况的。
蒋介石对淞沪设防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汤恩伯不讲他也清楚。他说：“我仔细地研究过淞沪布防，有人说斯大林格勒是‘钢铁堡垒’，而我淞沪防御设施比斯大林格勒更强固，不强过一倍也强过一半，不强过一半也强过三分之一。”
汤恩伯见机说：“委座您能否给驻沪军官训一次话？”
和汤恩伯一起进来的陈大庆、石觉从旁帮腔：“学生们很久没有聆听校长训诲了，值此淞沪决战前夕，校长亲临训话，胜过雄师百万。”
蒋介石想了一下，在这多事之时，政局飘摇不定，确实应该给他们讲讲话，振奋一下士气，就同意了。
接到通知的团以上将校军官听到蒋介石要训话，不免有些激动。自从蒋介石引退，各种谣言四起，江防崩溃，风雨飘摇，人心惶惶，无所适从。这回委员长亲自来了，党国往何处必有所交代。
距开会还有半个小时，蒋介石身着长袍马褂，头戴法兰绒礼帽，来到会场。
各位同学，各位同志：
今天在座的，乃是久经战场百炼成钢的优秀将领，国军之骨干，国家之中坚，民族之精华，看到了你们就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胜利。
有些鼠目寸光的人，没有战略头脑的人，不懂军事更不懂得政治的人，以为江防撤退就是失败，到处散布悲观情绪，好像天就要塌下来了。庸人自扰，妇孺之见，不足为训。我所期望于大家的，不是急于去驳斥他们的无知与偏见，而是以淞沪决战的胜利，拯救那些可怜的灵魂，使他们变糊涂为聪明。为了打好总反攻之战，迎接新时期的到来，我将留在上海，像当年打孙传芳那样，指挥淞沪之战，我要和国军将士同甘苦，与上海共存亡，愿与诸位共勉之。
蒋介石原以为淞沪之战一打响，美国便不会再袖手旁观了。解放军对此也有过顾虑，但权衡之后，还是开始向上海进军了。十二昼夜的殊死战过去，外围阵地尽失，美国那里仍然没有动静，宋美龄从华盛顿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令人失望。
不但美国国会不会同意“继续卷入”，连“院外援华集团”也躲到一边去了。
蒋介石大失所望。他对俞济时说：“淞沪决战已经没有意义了，留下这20万精兵种子，开到台湾去繁衍生息，来日方长，退为上策。”
淞沪警备司令部是敌人在上海地区的最高指挥机关，是汤恩伯的大本营。就在上海战役开始时，汤恩伯还向蒋介石保证：“死守上海没问题，共军休想攻进来！”可是顷刻间，他的大本营正在一步步土崩瓦解。
5月11日，从最新战报上，他看到了不愿看到的消息：
“匪杭州市军事管治委员会成立，主任谭震林”；
“匪苏州军事管理委员会成立”；
“匪无锡军事管理委员会成立”；
“匪二十三军蹿据杭州”。
汤恩伯深陷在沙发里，就像他深陷在战争泥潭里一样，他那硕大的身体难以站起。从戎多年，除了他脸上沉积的杀气，一般人很难察觉他的心理变化。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像暴风雨中的黄浦江一样浪花四溅。他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解放军正在向上海逼进。
其实，汤恩伯心里比谁都清楚，上海是守不住的。他无意死守上海，只不过想多延缓解放军进占上海的时间。
汤恩伯曾想效仿蒋介石炸花园口，把奉贤拓林海堤炸毁，水淹浦东，迟滞解放军的行动。无奈工程太多，面积太宽，海水不听指挥，弄不好把自己淹了。他一筹莫展，放下战报，驱车赶去国防部作战会议室，那里正在召开军事会议。他进门的时候，参谋总长顾祝同还在滔滔不绝地训着话：“我军之所以在徐蚌会战结束之前就筹备京沪杭防务，实则是遵总统期望在此与共军决一死战，望各位精诚团结，使我大上海真正的固若金汤。”其实蒋介石信命，他派汤恩伯退守上海，也是想借“固若金汤”这个吉利话，他哪里知道，此时汤恩伯已毫无斗志，成了‘菜汤’了。
守上海的众将领谁也不相信上海真能固若金汤。他们鼓噪起来，接二连三地发问，并把他们的目光投向守城的最高长官汤恩伯，希望他能有高招。
汤恩伯全没了当年少壮派的气势，说话吞吞吐吐：“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其实，能否守住上海对我们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蒋总裁并不想死守上海。”
会场一片哗然。总司令不是散布谣言动摇军心吗？
“不对吧？这是把你的意旨强加于总裁！”有人开始责问汤恩伯，顾祝同也侧目而视。
汤恩伯有恃无恐。他慢腾腾地展开一幅蒋介石用毛笔写的手谕，念道：责成上海市秘书长陈良在上海市吴国桢因病请假期间代理市长一职，和汤恩伯一起负责将中央银行所存黄金、白银和积压在上海的大批物资抢运台湾。这批物资、金银未运完之前，汤恩伯应集中兵力死守上海。
将领们听完总裁手谕，都沉默不语。大家好像一下子悟出了真理，既觉得轻松，又觉得震惊。原来如此，何必当真！
不过，汤恩伯给众将领卸了担子，自己并不轻松：就是说要拖延共军进沪的时间也不容易。会后，他匆匆赶到工兵指挥部。他觉得上海的工事不够多，还要构筑大批的工事才行。当工兵参谋长刘伟华走进会议室的时候，工兵指挥官、工兵团长和工区主任们都已到齐了。在部下面前，汤恩伯又恢复了平日里的满脸杀气，他宣布：“共军已破我京都，正向这里开拔，尔等负责构筑的水泥工事、街垒等，务必在半个月内完成，立功者大大有赏，否则，我的脾气尔等知道，格杀勿论！”
最后，他巡视着会场问：谁还有话说？
刘伟华说：“构工问题就照总座的指示办。会后请各位主任、团长到我办公室，看有何问题要解决，以便更好地落实总座的训示。”
“好吧。”汤恩伯放心地走了，又去关照船只方面的准备。多一条船就能多送一些物资到台湾，以后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搞船的事交给了工兵指挥部总务组长龚一苇。可奇怪了，这个人平时很能干，可这次天天往水运司令部跑，就是一条船也搞不到。后来对龚一向信任的工兵指挥官傅克军发了火，龚一苇才搞到一只，还是空头支票。直到人民解放军攻进了上海，龚一苇也没有把一艘实实在在的船搞到。
27日拂晓前，汤恩伯已率五十四军等部五万人先期登舰逃跑。他登船远去的最初几个钟头，并没有太多的遗憾，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一切都是形势使然，他无能为力，也无大错。可接下来的时日却使他一天天困惑，一天天捶胸顿足。先是他突然得悉蒋总裁交代的贵重物资中竟然有两卡车黄金被解放军截了去，截获者正是增援上海的第二十三军。
后来，留在上海的最高长官，他的警备副司令兼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即电影《战上海》中刘义的原型）缴械投诚；汽车团里有个副团长，是共党地下人员，起义了，带走了二百多辆汽车。
再后来，他没有听到他所期待的上海的巨大爆炸声。他曾经为炸毁上海市主要建筑和所有桥梁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即使在他登船远去的最后时刻还一再叮咛亲信：“实在顶不住就炸，给上海造成毁灭性破坏。”
多年之后，汤恩伯才知道，爆炸计划失败的原因是自己身边隐藏着三个共产党人。他们就是工兵指挥部参谋长刘伟华、工兵指挥部总务组长龚一苇，还有一个不露面却是地下党组长的项本立。他们三个从汤恩伯的亲信那里骗去了炸桥的任务。因而，炸桥的工兵部队先是接到暂缓炸桥的命令，后来接到的命令是护桥。另外，当六十八师在苏州河受阻时，也是由项本立将一张由龚一苇绘制的上海郊区新的兵力部署和永固工事分布情况图，及时送到师长张云龙手里，才使六十八师从敌防薄弱的西站附近发起攻击，战士们还在附近找到了两条小船，相连起来，刚好横跨河面，形成一座“船桥”，部队踏着小船过了河，守敌弃阵而逃。
站在往昔汤恩伯指挥部的大厅里，陶勇高兴得手舞足蹈，开怀大笑：“谢天谢地，上海战役，我们到底赶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