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南京布防
南京中山门外的林荫道两旁，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卫兵荷枪实弹，一脸威严。果然，不一会儿，大道上车声隆隆，几辆摩托车开路，后面是一串黑色轿车，其中一辆高级防弹车特别醒目，其两侧有骑摩托的武装宪兵。不用问，只有蒋介石才有这样的排场。车队过后，路上的枯枝败叶在冷风中盘旋。
这里是四方城百米处的蒋介石东郊别墅，又叫美龄宫。别墅的琉璃瓦在灰暗的阳光下没了色彩，有的房间白天也开着灯。黑色防弹车沿着柏油路开上山坡，在美龄宫门前停下。蒋介石披着一件黑斗篷，满面愁容，默默走下轿车。
他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研究部署长江防线作战。其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持淞沪，然后待机反攻。”
具体防御部署是：汤恩伯指挥的75个师，约45万人布于湖口至上海800公里的地段上，重点置于南京、上海之间，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54个师，位于浙赣路上担任第二线防御的有21个师；白崇禧指挥的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近1000公里地段上，其中江防第一线27个师，第二线13个师。另以江防舰队和第二舰队共130余艘舰艇，分别位于长江中、下游，以300余架飞机分置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协同陆军进行防御。蒋介石讲得很激动，有几次差点声泪俱下，对下边的将领说：“如果再守不住，我等将死无葬身之地！”将领们个个低头颔首，大气不敢出，怕一着不慎，招来杀头之祸。他们都知道这会儿“老头子”正要杀鸡给猴看呢。
这是1949年1月的事。蒋介石部署完，于1月21日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当日凌晨，蒋写信给傅作义说：“余虽下野，政治情事与中央并无甚变易，希所属各将领照常工作，勿变初衷……”
上午，蒋介石去中山陵谒陵，之后去中山陵附近的基督教堂默祷。正午，宴请中枢五院院长。下午2时，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见国民党中央常委叙谈后即宣布引退。
下午4时10分，蒋介石结束了他在南京作为总统的全部事宜，驱车前往明故宫机场。登机时，发现许多送行的文武官员，旋即改换空军大校场机场。
看着蒋介石的座机消失在天空之中，汤恩伯的心情极为复杂。
蒋介石在几天前告诉他：“恩伯，衢州绥靖公署撤销，由你来出任京沪杭警备司令，希望你能恪尽职守，与白崇禧共防江防。”
汤恩伯知道，蒋介石一生都对桂系存有戒心，对白崇禧不会寄什么希望，重担自然落到自己头上，所以对此次晋升并无半点欣喜，相反更加心事重重。他答应着：“恩伯一定尽力。”
从机场回来之后，汤恩伯就坐在了五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前，注视着他与白崇禧共同防守的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的40个师，防线长达1000多公里，对手是对岸的林彪和刘伯承的一部兵力。湖口以东，直至出海口均属他的防区，75个师、45万人，他的对手并不逊于林彪、刘伯承。内战开始后，粟裕在每一次战役中，都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宿北、莱芜、鲁南、孟良崮、开封、睢县、济南、徐埠等一系列大战，都显示了他超人的智慧。而他手下更是战将如云：许世友、叶飞、宋时轮、王建安、聂凤智、皮定均、陶勇……哪一个也不好对付。他拉开窗帘，遥望天空，默默地祈求老天保佑。
汤恩伯盼望着4月的日子能尽快过去，5月能早点到来。
他所盼望的5月，似乎是他的流年里一个回黄转绿的节令。这倒不是5月会有什么天兵天将从天而降，来巩固那百孔千疮的长江防线；也不是美国政府许诺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在5月里爆发，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府得以喘息。使得汤恩伯热切巴望5月的是：一到那个月份，长江的汛期就到了。那时候，江水暴涨，波涛汹涌……他们料定，解放军是不敢选在这个时候渡江的。若待江水平落下去，那就是秋后的事了。如果能获得这样一个间隙，就有指望卷土重来。趁此机会，他们就可以在南方各省抓到几十万壮丁，补充那些被打得焦头烂额的前线部队，还可以组成新的兵团，以便保住半壁河山。
他们派出代表与北平的解放军和谈，就是瞄准这步棋。代表们讨价还价，目的就是一个“拖”。同时，为了拖延解放军渡江的时日，他们把一切能搜罗到手的兵力、武器，都增添到江防上去，他们驱使士兵日夜赶修工事，他们把军用、民用和私商的载重汽车，集中起来，编成了几支摩托快速纵队，驻防在防线纵深里，准备随时运送他们的机动突击部队，去阻止在江南登陆的解放军。这一切，仍由躲在奉化的蒋介石来谋划、操纵。
而共产党方面则完全游刃有余。他们愿意和一切有和平倾向的人和谈，也随时准备着最后一战。于是，一方面是与李宗仁代总统的代表频频会谈，另一方面又在加紧准备渡江。淮海战役时的总前委仍在行使权力。以邓小平为书记，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为委员的总前委，将第二、第三野战军两股绳拧成一股劲儿，以必胜的信念，将他们苦心琢磨的宏伟计划，一步步地付诸实际。
这的确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当戴眼镜的战神刘伯承向部下布置这个计划时，他那压在地图箭头上的手指也微微有些战栗。过去提到战法，他总爱用他那些四川典故让听者记住精髓，这次他却直逼主题了。
总前委决定：以第二野战军的三个兵团组成西突击集团，以第三野战军的四个兵团组成中突击集团和东突击集团，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东北之湖口的战线上，实施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突破敌人长江防线。渡过长江后，第三野战军主力切断宁沪铁路和宁杭公路，首先歼灭芜湖、南京、镇江地区敌人主力集团，尔后向杭州、上海方向发展进攻。第二野战军除以一部直趋芜湖、南京外，主力直出浙赣铁路待机，准备协同第三野战军粉碎美国等可能的武装干涉。
部署完毕，刘伯承又补充说，中央军委已命令四野之一部，由我们统一指挥，配置于武汉正面，钳制白崇禧集团，策应我们渡江作战。
刘伯承布置完计划就好像已经打完仗，又变得轻松自如。一句四川方言又从他嘴里脱口而出：“船载千斤，掌舵一人。一个好舵手，能使八面风。望各位抓紧。”
陶勇接到命令，就开始组织部队进行紧张的登陆作战训练。军党委的口号是：一举登陆，钉住钉子，坚决打垮敌人的反击，站稳脚跟，保证后续部队源源登陆。
部队已按计划开始练习游泳、划船和使用各种自制救生器材，干部在熟悉长江水情，组织演练上下船、航渡、水上射击、滩头爆破、登陆冲击动作。在各处溪流小河里，在纵横交错的沟壑里，战士和民工们赤着脚，光着膀子，站在齐腰深的泥水里，挥动斧锯，忙着架设桥梁，加宽路面，因为一支强大的炮队要开上长江大堤去，原来的小路根本不行。
这时候，各式各样的独轮手推车，在纵横几百里的乡村大路上吱吱扭扭地奔跑。白天，大路上，淡黄色的灰尘卷起一溜烟，小车的响声盖过了河里流水的哗啦声；入夜，车上千万盏小灯，串连成一条金红色的长线，在平川旷野里闪动。这些车上，堆放着军粮、弹药、麻布袋、稻草包……一应前线要用的物资。
最困难的还是船。
陶勇打听到管十兵团船只的是华中一地委长江工作委员会书记俞乃章，粗着嗓门说：“这人我认识！”说罢便叫人去请。
船的问题
陶勇派了一个班把俞乃章从上四圩港用马接到军部所在的新丰市，一见面竟激动地拥抱起来。陶勇紧握着俞乃章的手，上下打量着，开玩笑地喊他“县太爷”。俞乃章曾任过澄西县县长。陶勇嘴里不停地叨叨：“好家伙！县太爷，我们北撤在一起，南下又在一起了！”
俞乃章也是满心欢喜：“听说你陶军长要在这里过江，我开心得不得了！天天盼你来呢！”
“真的？是盼我来呢，还是‘怕’我来？”
陶勇一边开着玩笑，一边把军部的领导：梅嘉生副军长兼参谋长、谢云晖主任等介绍给俞乃章，要他们之间多联系。他又忙着把通信营长叫来，让通讯营马上给他和俞乃章之间架上单线电话，开心地说：“我拿这根线拴住你，看你县太爷往哪里逃！”
双方坐定，警卫员端上茶水，两人的话题就转到渡江上。
俞乃章有些担心：“陶军长，二十三军渡江地段的地形是相当复杂的，单是圩塘到扬中南沙头，长江中就有十个沙岛，上面既有土顽又有国民党的江防卫队。”
陶勇问：“你在这一带做了哪些工作？”
俞乃章就把争取敌顽张松山、毛勇清的工作详细说了一遍。
陶勇听得很入神，称赞道：“县太爷，你们真不简单啊！”
“陶军长，中心沙是个关键部位，这条内线至关重要。我们的俞叔度同志还要负责整个第十兵团地段的情报工作，最好请军长派一个忠实可靠、精明强干的营、团级干部去中心沙，直接掌握这条线索，进一步开展工作，你看行不行？”
“行！”说着，陶勇和另外几位军的领导商量一下，决定派一个叫潘其荣的营长跟俞乃章去。当时陶勇就把潘其荣找来，向他交代任务，并给了他几十两金子作为活动经费。陶勇又问起船民、渔民的生活问题，看如何解决船只。
俞乃章皱起眉头：“去年10月份刚把他们召集来时，我们是靠抢割恶霸地主的芦苇维护他们的生活的。以后又分了一些滩田，但冬季不长庄稼，现在他们的肚皮里快唱‘空城计’了。你知道，我们苏中现在是很穷的，这个问题一时还真不好解决呢！”
陶勇认真地说：“过江要靠船，船是命根子。这样吧，你们有困难，粮饷由我来发。”
俞乃章转忧为喜：“军长，你这种气度，真是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钱有了着落，俞乃章办起事来很利索。从第二天起，凡是为二十三军渡江服务的船民、渔民，每人每天两斤米、两斤菜、五钱油、五钱盐，一星期吃一次肉，会喝酒的每人每天半斤泡子酒。缺衣少被的，一律照发补齐。生病的由团卫生队负责看。这样的待遇，对当时苏中人民来说，不算天堂，也算小康了。所以渔民、船民和工委的干部都喜气洋洋，都说二十三军气量大，肚里有油。
其实这只是陶勇到达新丰市的第二天。和俞乃章谈完了，他又把过船港、龙梢港、七圩港、界河与青龙港、夹港到上四圩五个工作组的正副组长、工委的情报站长和渔民中的骨干中坚分子，统统请到军部来。
当俞乃章把这近百人带到军部时，陶勇已把各师、团的领导也都召集来了。大家各自介绍一番后，陶勇宣布了哪些部队与哪个工作组联系，军、政挂上了钩。他在会上说：“长江工委的同志，你们有什么事就直接找驻在你们那里的师长、团长，他们办不了，就找我陶勇！我们部队的同志，你们有什么问题，就直接找你们那里的长江工委的组长和工作同志，他们解决不了，就找他们的书记俞乃章同志。总之，咱们军政一致，军民一心，密切合作，确保顺利渡江！”
陶勇还要各师团请工委的同志去介绍准备情况，谈民情、敌情，开诉苦会，讲为新四军服务的传统，谈长江航运的常识。
这一来，可把工委的同志忙坏了，上午你请，下午他请，其他各军纷纷效仿。工委干部几乎都被抢去作报告，连老渔民、老船工也都登上了部队的讲台。工委积极性也高，他们向陶勇建议，开一个渔民、船民的评功授奖大会。陶勇很赞成，要工委把工作做细，凡是为渡江做出贡献的，船一条不能漏，人一个不能少。
荣誉的力量可不小。这个会一开，船工们像上紧了弦，奖旗映得脸通红，再加上半斤泡子酒，个个如踏青云，捏得骨骼咯咯作响，互相耳语道：“共产党、解放军从不亏待有功之臣，这次送大军渡江，把老命搭上也值！”
“是啊。咱要是壮烈了，江边上会给咱立碑呢。咱后代也光荣不是！”
“我是拼命了，你呢？”
战士们也喊：“这次渡江做了英雄，就全世界闻名了！”。
在岸上，在港湾，在小酒店里，船老大和战士们厮混在一起，形影不离，称兄道弟，有说有笑。人们的脸上和心上都是暖和和的。这些脸上常喷着微醺的酒气，整天大敞开衣襟的人们，把手掌牢搭住战士的肩膀，喝到半酣时，便狠狠地拍着自己的胸脯，发誓道：“老弟，你一百个放心。有船在，就有我在，有我在，就准保送你过江。”
“你别把我看作条糊涂虫。你们大军为哪桩来过江的，我还不明白？人都是娘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命，只有一条，你舍得去，我留着干啥？”
“老弟，人穷志不短，我们都是帮血性汉子，生平恨的就是那些压迫派。从古至今，没见过你们这号好人。要说送你们一船都不干，还算得上是闯江湖的汉子？”
可陶勇还是不放心。他从江岸回来，就一个“直线”把俞乃章请来了。
“县太爷，我到江边转了转，看见一些船都破旧不堪了，现在整个船只的状况如何？”
“大部分船只都很破旧了，有些是敌人破坏的，篙、橹、跳板、挡水板都被敌人抢去了；有的渔民、船民穷，篷、桅杆、索、舵都烂了，坏了，无力修复。这些船不修好，渡江要出危险。你是知道的，我们工委实在拿不出钱来修这些船，向上也报告了，但还没有回复。”
陶勇想了一下，说：“这些船一定要抓紧修好，由我出面向地委联系。等原料和工匠到了，我们一起督促检查，把船尽早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