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括看来，达摩的教旨不出三端：一为众生性净，凡圣平等；二为凝住壁观，以为安心之法；三为苦乐随缘，心无所求，无所执着。《续僧传》附向居士传中说向居士寄书与慧可云：除烦恼而求涅盘者，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者，喻默声而寻响。
烦恼即是涅盘，故甘心受苦；凡圣平等，众生即是佛，故不离众生而别求佛也。此正是达摩的教旨。这一宗派主张苦乐随缘，故多苦行之士。《续僧传》记那禅师“唯服一衣，一钵，一坐，一食”。又慧满也是“一衣，一食，但畜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复赤而已。往无再宿，到寺则破柴，造履，常行乞食”。“贞观十六年（642）满于洛州南会善寺侧宿柏墓中，遇雪深三尺，有请宿斋者，告云，‘天下无人，方受尔请’”。这都是达摩一派的遗风。
宋代的契嵩不明此义，妄说四行之说非“达摩道之极”。（《传法正宗记》卷五）他生在宋时，听惯了晚唐五代的禅宗玄谈，故羡慕后人的玄妙而轻视古人的淡薄。他不知道学说的演变总是渐进的，由淡薄而变为深奥，由朴素而变为繁缛；道宣所述，正因为是淡薄朴素，故更可信为达摩的学说。后来的记载，自《景德传灯录》以至《联灯会要》，世愈后而学说愈荒诞繁杂，全是由于这种不甘淡薄的谬见，故不惜捏造“话头”，伪作“机缘”，其实全没有史料的价值。
今试举达摩见梁武帝的传说作一个例，表示一个故事的演变的痕迹。
7世纪中叶，道宣作《续高僧传》，全无见梁武帝的事。
8世纪时，净觉作《楞伽师资纪》，也没有达摩与梁武帝相见问答的话。
9世纪初年（804-805）日本僧最澄入唐，携归佛书多种；其后他作《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引《传法记》云：谨案，《传法记》云：……达摩大师……渡来此土，初至梁国，武帝迎就殿内，问云：“朕广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达摩大师答云：“无功德。”武帝问曰，“以何无功德？” 达摩大师云：“此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功德。”不称帝情，遂发遣劳过。大师杖锡行至嵩山，逢见慧可，志求胜法，遂乃付嘱佛法矣。《传法记》现已失传，其书当是8世纪的作品。此是记梁武帝与达摩的故事的最早的。
8世纪晚年，成都保唐寺无住一派作《历代法宝记》，记此事云：大师至梁，武帝出城躬迎，升殿问曰：“和上从彼国将何教法来化众生？”达摩大师答，“不将一字来。”帝问：“朕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大师答，“并无功德。此有为之善，非真功德。”武帝凡情不晓。乃出国，北望有大乘气，大师来至魏朝，居嵩山，接引群品，六年，学人如云奔雨骤，如稻麻竹笔。
（此据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此与《传法记》同一故事，然已添了不少枝叶了。
柳宗元在元和十年（815）作《大鉴禅师碑》，其中有云：梁氏好作有为，师达摩讥之，空术益显。
这可见9世纪初年所传达摩与梁武帝的问答还不过是“有为”一段活。
越到后来，禅学的“话头”越奇妙了，遂有人嫌“有为”之说为太浅薄了，于是又造出更深奥的一段话，如《传灯》诸录所载：
十月一日到金陵。帝问，“朕自即位而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数，有何功德？”祖云：“并无功德。”帝云：“何得无功德？”
祖云：“此但人天小果，如影随形，虽有非实。”
帝云：“如何是真功德？”祖云：“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可以世求。”
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祖云：“廓然无圣”。帝云：“对3朕者谁？”祖云：“不识。”帝不领旨。祖于是月十九日潜渡江北。十一月二十二日届于洛阳。
这一段记事里，不但添了“真功德”“廓然无圣”“对朕者谁”三条问答，并且还添上了详细的年月日！7世纪人所不纪，8世纪人所不能详，而11世纪以下的人偏能写出详细的年月日，这岂非最奇怪的灵迹吗？（参看忽滑谷快天《禅学思想史》上，论“廓然无圣”之语出于僧肇之《涅盘无名论》。）这一件故事的演变可以表示菩提达摩的传说如何逐渐加详，逐渐由唐初的朴素的史迹变成宋代的荒诞的神话。传说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其实禁不住史学方法的日光，一照便销融净尽了。
达摩的传说还有无数的谬说。如菩提达摩（Bodhidharma）与达摩多罗（Dharmatrata）本是两个人，后来被唐代的和尚硬并作一个人，竟造出一个最荒谬的名字，叫做菩提达摩多罗！于是6世纪还生存的菩提达摩，竟硬被派作5世纪初年（约413）译出的《禅经》的作者了！
又如《传法记》（最澄引的）说菩提达摩曾遣弟子佛陀耶舍先来中国。《历代法宝记》也记此事，却把佛陀耶舍截作两人（见敦煌唐写本）！这真是截鹤之颈，续鸭之脚了！
书《菩提达摩考》后（三则）我假定菩提达摩到中国时在刘宋亡以前；宋亡在479年，故达摩来时至迟不得在479以后。我的根据只是道宣《僧传》中“初达宋境南越”一语。
今日重读道宣《僧传》，在僧副传中又得一个证据。传中说僧副是太原祁县人，性爱定静，游无远近，裹粮寻师，访所不逮。有达摩禅师，善明观行，循扰岩穴，言问深博，遂从而出家。义无再问，一贯怀抱，寻端极绪，为定学宗焉。后乃周历讲座，备尝经论，并知学唯为己，圣人无言。
齐建武年，南游杨辇，止于钟山定林下寺。萧渊藻出镇蜀部，遂即拂衣附之。久之还返金陵，卒于开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梁］普通五年也。
齐建武为西历494［年］-497［年］。梁普通五年为524［年］。僧副生时当464年，即宋孝武帝末年。建武元年他才有三十岁，已快离开北方了。故依据传文，他从达摩受学，当在二十多岁时，约当萧齐的初期，西历485-490之间。其时达摩已在北方传道了。
以此推之，达摩到广州当在宋亡以前，约当470年（宋明帝泰始六年）左右。
他在南方大概不久，即往北方。他在北方学得中国语言，即授徒传法，僧副即是他的弟子中的一人。
他当520年左右还在洛阳瞻礼永宁寺，可见他在中国约有五十年之久，故虽隐居岩穴，而能有不小的影响。他大概享高寿，故能自称一百五十岁。又记道宣在“习禅”门后有总论，其中论达摩一宗云：属有菩提达摩者，神化居宗，阐导江洛。大乘壁观，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然而诵语难穷，厉精盖少。审其慕，则遣荡之志存焉；观其立言，则罪福之宗两舍。详夫真俗双翼，空有两轮，帝网之所不拘，爱见莫之能引，静虑筹此，故绝言乎？“诵语”二语，是指他的学徒虽众，真能传道的很少。“遣荡”是指壁观。“罪福两舍”是指他的四行。“详夫”以下不是单论达摩，乃是合论僧稠与达摩两宗，故下文云：然而观彼两宗，即乘之二轨也。稠怀念处，清范可崇；磨法虚宗，玄旨幽赜。可崇则情事易显，幽赜则理性难通。“念处”是禅法的“四念处”。僧稠传的是印度小乘以下的正宗禅法。
达摩只有壁观而已，已不是正统了。道宣是律师，故他论中推崇僧稠及南岳天台一派，而对于达摩一派大有微词。十八，九，卅。
又记《慧可传》中明说“达摩灭化洛滨，可亦埋形河涘。后以天平之初，北就新邺，盛开秘苑”。这可见达摩死于东魏天平（534-537）以前，其时尚未有北齐。北齐开国在550年。
故今本《续僧传》传目上作“齐邺下南天竺僧菩提达摩传”，这“齐”字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