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故曰，“盖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乎？”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者也。……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
这一段说是非善恶，随时势变化，说得最明白。如今的人，只是不明此理，所以生在20世纪，却要去摹仿四千年的尧舜，更有些人，教育20世纪的儿童，却要他们去学做二三千年前的圣贤！这个变迁进化的道德观念和是非观念，有些和德国的海智尔相似。海智尔说人世的真伪是非，有一种一定的进化次序。先有人说这是甲，后有人说这是非甲。两人于是争论起来了。到了后来，有人说这个也不是甲，也不是非甲。这个是乙。这乙便是甲与非甲的精华，便是集甲与非甲之大成。过了一个时代，又有人出来说，这是非乙，于是乙与非乙又争起来了。后来又有人采集乙与非乙的精华，说这是丙。海智尔以为思想的进化，都是如此。今用图表示如下。
（1）这是甲 （2）这是非甲
（3）这是乙 （4）这是非乙
（5）这是丙 （6）这是非丙
（7）这是丁
这就是庄子说的“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
以上所说，意在指点出庄子名学的一段真理。但是庄子自己把这学说推到极端，便生出不良的效果。他以为是非既由于偏见，我们又如何能知自己所见不偏呢？他说：
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耶？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耶？（《齐物论》）。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养生主》）
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其未生之时。
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秋水》）
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我们有限的知识，如何能断定是非？倒不如安分守己，听其自然罢。所以说：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司马彪云，莛，屋梁也。楹，屋柱也。故郭注云，夫莛横而楹纵。）厉与西施，恢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齐物论》）
这种理想，都由把种种变化，都看作天道的运行。所以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既然都是天道，自然无论善恶好丑，都有一个天道的作用。不过我们知识不够，不能处处都懂得是什么作用罢了。“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四句，是说无论什么，都有存在的道理。既然如此，世上种种的区别：纵横、善恶、美丑、分合、成毁……都是无用的区别了。既然一切区别都归无用，又何必去计较呢？又何必要维新革命呢？庄子因为能达观一切，所以不反对固有的社会。所以要“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他说：“惟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即是庸言庸行之庸，是世俗所通行通用的。所以说：“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既为世俗所通用，自然与世俗相投相得。所以又说，“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因即是“仍旧贯”，即是依违混同，不肯出奇立异。正如上篇所引的话，“物之生也，若驰若骤，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万物如此，是非善恶也是如此，何须人力去改革呢？所以说：
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
这种极端的达观主义，便是极端的守旧主义。
二、庄子的人生哲学。上文我说庄子的名学的结果，便已侵入人生哲学的范围了。庄子的人生哲学也是一个达观主义。达观本有多种区别。上文所说，乃是对于是非的达观。庄子对于人生一切寿夭、生死、祸福，也一概达观。一概归到命定。这种达观主义的根据，都在他的天道观念。试看上篇所引的话：
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
正而待之而已耳。
因为他把一切变化都看作天道的运行，又把天道看得太神妙不可思议了，所以他觉得这区区的我，那有作主的地位。他说：
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
那《大宗师篇》中说子舆有病，子祀问他，“女恶之乎？”子舆答道：
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
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而乘之，岂更驾哉？……且夫物之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
后来子来又有病了，子犁去看他。子来说：
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是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
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
又说子桑临终时，说道：
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我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这几段，把“命”写得真是《大宗师篇》所说“物之所不得遁”。
既然不得遁逃，何如乐天安命？所以又说：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诉，其入不距。
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揖（一本作捐，一本作楫）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这就是《天下篇》所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这种达观主义其实只是极端的定命主义。
三、出世主义。我在上篇说过，庄子的哲学，只是一个出世主义。他虽与世俗处，却不管世上的是非、善恶、得失、祸福、生死、喜怒。一切只是达观。一切只要正而待之。这便是出世主义。虽在人世，却只和不在人世一样。眼光见地，处处总要超出“形骸之外”。所以《人间世》和《德充符》两篇所说的那些支离疏、兀者王骀、兀者申徒嘉、兀者叔山无趾、哀骀它、跤支离无唇、瓮大瘿，或是天生，或由人刑，都是极其丑恶残废的人，却都能自己忘其残丑。别人也便忘其残丑，和他们往来，爱敬他们。这都由于他们能超出“形骸之外”。处世的道理，只是如此。《德充符篇》说：
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此即惠施“小同而与大同异，……万物毕同毕异”之旨也）。……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
《养生主篇》说庖丁解牛的秘诀，只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八个字。
庄子的人生哲学，也只是这八个字。所以老聃死时，秦失说：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养生主》）
《人间世篇》又说蘧伯玉教人处世之道，说：
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
这种出世主义，只是要人安时而处顺，与人无忤，与世无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