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八。196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20周年大庆，北京市为了保证庆典安全，要对闲散人员进行清理。我户口不在北京，父亲又属于走资派，当然是被清理对象。记得父亲单位造反派还专门找我谈话，要求9月底前必须离京。于是20几号我和同队的几个同学一起乘车，先到太原，转车到山西侯马，再从侯马坐汽车到黄河渡口，山西的公交车开到河东，我们在渡口处过黄河，河中心处形成一块岛，河道有几十米宽，两边是奔腾的黄河，河水非常黄。
桥是用铁丝网铺就的，人是肯定掉不进黄河，但中间只铺就一块约两脚宽的木板，河上风很大，桥又颤动，胆小的还真不敢过，这种惊险，一辈子也就碰上一次。过了黄河就是陕西。陕西的公交车在渡口等着，再买票到陕西韩城县城，准备买票第二天回宜川，不巧那几天下大雨，告之，公路被雨水冲坏，汽车不通了，在韩城等了几天，实在没办法，回去不行，北京有政策，又不敢回去，只好决定步行回宜川。要走长路，鞋不合适，幸亏同路遇上的一位云岩公社某大队的知青借给我一双解放鞋（回云岩后才归还）。由于路途变化，身上又没带那么多粮票，是靠曾住了几日韩城小旅店的店主给了点粮票，才帮了大忙，不然吃什么呀？想起这些点滴的恩情，更怀念这些好心人。
记得大约每天能走五六十里路，大概走了五六天才到宜川县城。一路走来，据说离黄陵县的黄帝陵不是很远，没有绕道去看看，在宜川而没能去看壶口瀑布的壮观，想起这些留有遗憾。走回到高堡大队，已经是1969年10月5日左右了。当年马俊峰是从宜川壶口公社壶口渡口从陕西坐小船摆渡到山西，然后回京的，走壶口回北京，直线距离最近，走这条线最省钱，但也最危险。
故事九。那时农村实行赤脚医生，我们村附近山下有一个小村里是合作医疗点，各村享受医疗，也要提供服务，有一次队里安排我们到原始森林去将一棵伐倒的很粗的大树分成几段，把其中两段拉回来给合作医疗点。森林在我们南边十几里外，头一次到这样的地方，进了森林，一棵一棵的参天大树，每棵高都有十米以上，一个人抱不过来，地面上很松软（常年的落叶），潮湿，进去也就百多米远，再多算是森林边缘，就看见伐倒的两段木头，我们一行人，五个人拉一辆平板车，把木头放上，就往回走，再深处的原始森林是什么样就不晓得了。
延安这几年实施退耕还林，减少水土流失，从保护自然资源，保护植被角度来看，就应该多植树，少开荒，这几年正一步步努力实现。
故事十。针对延安知青的现状和管理不到位，北京市决定从1970年春天起，从北京市属机关单位，抽调部分干部来延安驻队管理知青，每个大队一名北京干部。我们队的干部来自建工委，30多岁，人很厚道。对知青管理起了很大作用。记忆中，我们高堡大队和二里半大队知青在云岩公社知青集体户中算表现好的，为此我还被选为公社三结合再教育委员会委员（有3名公社干部，3名北京干部，3名知青代表）。
在延安插队的经历和磨炼，是人生的一笔财富。使我们懂得：什么是艰苦生活，什么叫艰苦奋斗。40年过去了，我仍然十分怀念那时的生活，怀念艰苦的岁月。1999年元月23日，在北京参加延安插队知青联谊会见到几个30年未见的知青。2000年元月9日又在宜川驻京办事处相聚了一次，有刘家桌子的5位老插。2009年元月11日，在北京延安食府参加纪念北京知青延安插队40周年大会。并发了一本有2.6万北京知青名录的纪念册。多年来深深怀念那段历史，珍惜那段经历。这一切，我都永远不会忘记。
（作者系北京市马甸中学初六八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高堡大队插队，退休前在北京市冶金建筑研究总院工作。）
访北京干部费嘉麟
李新一
离开延安40年了，但对那片土地，那段曾有的经历，对当地的老乡、知青及北京干部都有难以忘怀的记忆和思念。据说当年赴延安13个县插队的北京知青有2万多人，一年后每个大队都安排了一名北京干部。共有1256人（宜川县有120人）。时光荏苒，当年分到云岩公社的北京干部有17人，几十年来仍存一份惦念，不断打听、询问。我们当年下乡时只有十几岁，他们也就40岁左右，曾和知青一起朝夕相处，共同经历特殊年代的艰苦生活。茫茫人海，如今这批北京干部安在何处，身体如何？多想和他们聊聊，回忆当年。
老天有眼，终于让我有幸找到了云岩公社17个北京干部之一的费老，那份激动，那种喜悦，记录当年，告知所有关心的人。
天高云淡，2011年11月的某日，我应邀到通州区专程拜访当年曾在延安地区插队管理知青的北京干部费嘉麟。费老今年已过73岁的坎儿，身体保养得不错，居室布置优雅，书柜中各类工具书收集齐全，墙上挂的几幅油画都是费老精心创作的佳作。交谈中思维敏捷，口若悬河。
一
费老回忆说，1970年春，他作为知识分子“臭老九”正在北京建筑机械厂下放锻炼，有一天接局里通知，明日召开全局大会，要求他们务必赶回。
会上，局党委书记首先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大意是：看到今天延安人民的生活还不如1949年以前，当年延安人民每家都有两个大缸，一个放粮食，一个存酸菜。如今缸还在，里面却是空的，我心里很难过。接着谈到北京市政府决定，抽调一批干部支援延安建设，时间是三至五年。因为是政治任务，他和大家一样积极报了名。三天后，领导找他谈话：经过领导研究决定满足你的要求，派你去延安，还问了他有什么困难？记得临走前在市委党校集中学习了一个月，这时才知共有1200多人，学习中明确下去有四项任务：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知识青年辅导员，贫下中农好学员；建设延安战斗员。在这一个月当中，还请医生就农村医疗常识培训了一周，每人发了一本《农村医生手册》和一盒扎针灸用的针等。
二
1970年5月23日费老同1000多名北京干部乘车来到延安，先参观了毛主席故居和延安纪念馆，按当时的说法，这批干部是受中央委托，从北京来到革命圣地，人虽离毛主席远了，心却离毛主席更近了。
先到宜川县，又马上分到各公社。记得云岩公社当时的革委会主任是张忠智，在公社开的欢迎会上，17位北京干部和有知青的16个大队党支部书记见面了。插队干部组组长是机械公司副经理王凤乾，副组长陆肇元（天津人）。会上张忠智将公社及知青情况作了简要介绍之后，王凤乾同志即宣布名单，费老被分到南海大队，支书是薛天义。到了南海大队，被安排在一个小学校里，有三孔窑洞，姓王的老师住一孔窑，一间是支部办公室，第三孔窑是学生上课的教室，教室摆放了20几个简易桌椅。一到六年级的学生同在一起上课。费老住在支部的窑洞，这面窑进深很长，约12米，进门的右侧是张快散了架的两头沉写字台，一把椅子，紧靠椅子就是炕了，土炕上铺了一领席，炕的尽头是灶台和一口大号铁锅，再往里去，是码放得很整齐的两三米高的树枝（柴火）。吃饭是到村里各户贫下中农家里轮流吃派饭，每周定期有半天去云岩公社学习，汇报情况。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庭院的尽头，专为费老修了个厕所，四面土墙，有一面留了个进出的道，挖了两个坑。费老使用时突然发现墙角放了一堆土块儿，尺寸一般大，都在10厘米左右长，呈锥形，有一头是尖的。一次同支书聊天，无意中提及此事，书记惊讶：“你没用它吗？那是大便擦沟子用的，你们北京用啥擦沟子？”他领悟了，并且听到当地有句谚语：“面条像腰带，烙饼像锅盖，拉屎专用土块块”，说得很形象，原来那堆土块是经过加工为费老便后擦沟子用的，这个细节也充分说明大队为欢迎北京的干部，生活上考虑得是多么细致周到啊。
三
农村缺医少药，似乎尽人皆知。至于缺医少药严重到什么程度，不亲临其境就说不清了。
20世纪70年代，广大村民、北京知青、插队干部基本都住在沟里或塬上。所谓沟里，是指山下依山脚挖的窑洞；塬上是指西北黄土高原的一种地貌；四周常年被雨水冲刷，切割形成深沟，顶面宽阔，地表平坦，是良好的耕作地区。窑廓就是在平坦地面的边沿，或称山崖挖成的窑洞，俗称塬上。
南海大队分南海、北海、南海茆三个自然村，各村之间相距七八里。云岩公社在正北山下，跨过巨石堆砌可以穿行的云岩河，有十几间平房，邻近有小小的邮局和一个卫生所。
北海生产队有位姓王的“郎中”，村上的人，有个头痛脑热，可以找他弄点药吃，否则就要步行十多里去公社卫生所。卫生所也很简陋，医疗设备、器械少得可怜，量个血压，做个血象检查还可以，诊断手段就靠听诊器，药品之匮乏就不言而喻了。
据费老回忆，从北京出发前，还受过一周农村医疗常识的培训，还给每人发了一本《农村医生手册》，外加一大箱西药。对此，当时并不以为然，分配到南海大队之后，活生生的事实改变了他原来的看法，认识到在市委党校学习中，增添了普及医疗知识的内容很有必要。举个例子：一天，有位妇女领着个六七岁的孩子来找他，说孩子病了，下巴的两侧肿起了大包，问他有什么药没有？又说，与她家毗邻的一户，那孩子的病情跟这孩子一样，急得做母亲的因为没钱看病直哭。他年轻时多病，说久病成医过分了，但经过仔细询问病情，摸了摸肿块，翻阅了《农村医生手册》有关腮腺炎症状的章节后，凭直觉他认为，这孩子得的是痄腮（学名腮腺炎）。于是根据药的剂量，给了他六片磺胺二甲嘧啶（SM2），交代了服用方法，并请她的邻居过来，第二天一早，又有位母亲领着孩子来找，问明情况，看到孩子的肿块与昨天完全相同，照方抓药，走了。时至中午，正在做饭，忽然听到学校门外，由远至近熙熙攘攘，还没来得及多想，人已经从学校大门鱼贯而入，一瞬间学校的庭院全站满了，孩子闹，大人哭，乱成一片，经过安抚，慢慢安静下来。
看看站在最前面的几个孩子的模样就清楚了，孩子患的都是腮腺炎，想不到这种病会传染的这么严重。他让母亲们别着急，都能拿到药，约摸两个小时，来者都拿到了药，脸色也由悲转喜，高兴地去了。说来事也凑巧，所带药品种不少，没想到药量最多的非SM2莫属——1000片，整整一大瓶，这三天就用掉多一半，更可喜的是除极少数的孩子用过两次药之外，竟然把整个村子的腮腺炎全部控制住了。北京派的干部带的好药，真是神奇，那份喜悦，发自心底的感激。这期间费老曾去宜川县城开了三天工作会，回来一看，炕上、写字台上、椅子上整个摆满了老乡送的鸡蛋，一家一碗。他找来书记，表示坚决不能收。可是书记讲：“你给咱村的孩子不花钱治好了病，真不知该怎么谢你？蛋是自家鸡下的，送几个鸡蛋，是大家的心意，你必须收下，想退回去的工作我做不了。至于这么多鸡蛋怎么放，这你放心，一会儿就帮你解决。”原来他叫村民弄来个大铁锅，往锅里铺一层秫秸，码放一层蛋，直至将锅装满，一下就解决了。
四
1970年正是“文革”狂热的时候，到处都挂毛主席像，费老见有社员将主席像挂的很不是地方，有的挂在挨着炉灶的墙上，有的同大美人像并排挂着，更有甚者将缝衣物的针线用后随手扎在主席画像上，让人看了很不舒服。费老曾在中央美院主席画像学习班进修过，为单位也曾画过两三幅主席像。他思忖再三，于是同支书薛天义商量，要不要给大队画张毛主席像？当听说他能画主席像时，激动万分。问他能否画一张大点的，费老说试试看，最后确定画一张高2.2米的主席正面像。为作画认真做了一番准备，画布及画具是春节回京探亲时带来的，前后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一幅神采奕奕的主席像巍然屹立在这个山区的小学校里，顿时被村民们传为佳话，个个争先恐后涌到这个庭院里看个不休。南海大队离县城70多里路，当年县里也有不少人慕名前来，凡外界人士到来，支书都要做一番介绍，看到画像的人，都为大队能有这样一幅主席画像而赞不绝口。据费老说，到20世纪90年代，分别20多年后，曾给薛天义去过一封信，收到回信告知这幅主席像仍然还在大队会议室挂着呢？
五
听费老讲，从延安回京不久，工作调到了中央机关——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机械局，曾经搞过多年的机械设计，在其内部刊物担任过几年主编。退休之后继续热爱绘画，参加过展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学术界讨论“红学”时，毛主席曾经说过“《红楼梦》不看三遍，没有发言权。”费老说，为了加深对《红楼梦》的情节，人物性格，尤其是对古典文学的理解，在看第二遍《红楼梦》时，采用了抄写方式，整整花了两年多时间才抄完，后来还被装订成书。我见到字字工整，有整整七大本，可见花费工夫之巨大，投入耐力之持久。
费老热爱生活，兴趣广泛，丰富多彩，喜欢绘画，博览群书，爱唱老歌，且韵味十足。交谈中表示，人虽然退休了，但头脑四肢不能休，要注意饮食，科学养生，高高兴兴过好每一天。衷心祝福费老身体康健，享受幸福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