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
老马，叫马生江，小名福胜。老马从小身世坎坷，他不是马家的亲生，是榆林横山人，家里娃多，怕养不活，就把他送给了马家。大概是十来年前，他的亲二哥曾来石家河找过他，请他回横山。老马不能原谅亲生父母的“狠心”，特别是那年老马已近60岁，让他离开已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石家河，去到虽说是家乡，可对他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地方，他感觉心里没底。他没有跟他二哥走。这次见到老马，他又跟我提起他的身世。我听出了他内心深处的矛盾，其实老马心里明白，当初，他的亲生父母也是出于无奈，是为了让他能活命：不把他送人，他可能就活不下来了。我们刚去时，福胜大——马老汉还在世，是饲养员。马老汉会看手相，曾给我看过，说我这辈子是“寻人能见，谋事能成”。老马那时已成家，刚刚有了大儿子群才。老马对他的婚姻是不满意的，他有点看不上群才妈。后来老马当过副队长，队长陈清元搬走后，老马还当过一段时间的队长。他有搞好生产队的愿望，决心也很大。
可是，怎么搞他却没什么主意，容易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常常被不同的意见搞得自己不知所措，就只能撂挑子。搞得有一段时间，队委会开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做他的工作，给他打气。老马也是爱往知青窑里跑，那时，晚上赖在我们窑里不回家的，除了焕子，还有润儿、云子和老马。我和老马的关系曾经很好，再加上焕子，我们三人一度过从甚密，曾被老支书批评，要我们注意影响，不要搞得别人有看法，影响了队里的工作。老马有朴实善良的一面，他干起活来不惜力，遇事能想到别人。我还记得，有一天进山，是分两路，老马他们一路是给油坊砍木料，早早地就回家了。我们去了另一个沟里打柴，柴不好打。老马看我们很晚还没到家，担心我们出什么事，就来迎我们。那天是个阴天，天黑得连路都看不清楚，当见到提着马灯，走出七八里路来迎我们的老马，大家都被感动了。老马身上也有些不好的东西。老马家当年是全村最“贫困”的一家，其实，从老马家那时的情况看，按理不该过成这样。
主要是他和群才妈都不会过日子，群才妈人很老实，但似乎脑子里缺根弦，人确实不能干，不会持家，她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地忙，却总也忙不下样。对婆姨不满意，使老马把日子过成了过一天算一天，有了就吃，就花，没粮没钱了就向队里借，他成了欠队里账最多的人。离我们村不远的上寺，有个畜牧场，老马到那儿，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有时会顺手牵羊拿回家。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他认为，拿公家的东西和拿私人的东西不一样。公家的东西，就是大家的东西，人人有份儿，你能用得，我也能用得。老马这些不好的习气与他的身世不无关系。老马有两个儿子，老大群才做了上门女婿，小儿子在老马身边。但小儿子不争气，成天不务正业，根本不顾家。他能自己跑出去几个月，不给家里一点消息，要到在外面惹出了麻烦，或是混不下去了，才回家，搞得老马很头痛。群才妈几年前就得了病，2009年回村时，老马正打算带她去延安检查。后来听说，也没查出是什么毛病。这几年就总是时好时坏，反反复复的。群才妈是今年春天去世的，后事全靠群才婆姨张罗料理。村里人都说，群才婆姨人好。“傻”人有傻福，没想到，从小看着憨憨的，有点不着调的群才，娶了一个明事理的好婆姨。群才对老马还不错，现在会经常回来看看老马，这对老马多少是个安慰。
陕西老齐
齐万福，香子大，我们叫他陕西老齐，是村里的能人、强人。曾经担任大队长，因私自在外面揽活被人检举，“四清”时被撤了职，虽然没有给他戴什么“帽子”、划入另类，可按当时的政策，他毕竟是犯了“错误”。有时，村里开会，会把他和村里唯一高成分的地主老赵一起“敲打”几句。陕西老齐对撤他的职一直不服，整天梗着脖子讲怪话，尤其是在开会时，不管你说什么，他一般都要唱反调。他心气很高，为人争强好胜，对人对事，有股狠劲儿；他能干，做农活样样精，也很能吃苦，他能一天进山两次，推回两车柴来；他主意多胆子大，还能说会道，一说起话来还谈古论今，引经据典。
他可以在跟人说话时满脸堆笑，细声细语，慢条斯理，但说出来的话却是硬得能把人顶到墙上去。我们到村里以后，与陕西老齐是保持一定距离的，虽然，没有把他当作“阶级敌人”，但也不是“依靠对象”。而陕西老齐对知青也存有戒心，可能把我们看成是上面派下来的人了，非常抵触，并多少带点“敌意”，是全村唯一对知青有公开的“不友好”表示的人。我和陕西老齐曾多次发生争执，甚至有过激烈的争吵。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当然，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我们知青，特别是我的表现不以为然。对我的那些偏激，不近情理的做法，乡亲们一定是看不惯的，只不过，别人都给我留着面子，只有陕西老齐公开表示出来了。对这一点，我也是后来才想明白的。回想自己当年的主张，大多是不切合实际的，是行不通的。幸亏乡亲们都是明白人，他们对于世事看得比我要透彻得多。陕西老齐当年的事，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错误，不过是对当时政策不满。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从不低头认输的倔强，对过好日子的强烈追求，是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的。农村政策放开以后，陕西老齐身上压抑多年的能量终于爆发出来。靠种烤烟挣下的钱，他买了一辆农用车，让儿子跑起了短途客运。很快，他成了村里第一个致富的人。可惜，儿子永红出了车祸，因为事故赔偿，几乎把刚刚积攒起来的财富又都赔了进去。这个打击太沉重了，陕西老齐在精神上几乎被击垮。
1997年回村，陕西老齐见到我，还是满脸堆笑，可笑容中已带有了一丝苦涩。
2009年，再见到陕西老齐，他说他得了癌症，医生已经几次让他住院。可他的倔劲又上来了，既不住院，也不吃药。现在看，医生很可能是误诊了。老齐没有听医生的，也许反倒是做对了。如今的老齐已经是老态龙钟。他的腿不行了，走起路来很慢，简直就是在挪动。村里人都说，是他年轻时干活太猛，伤了力。香子妈为陕西老齐养了二女一男。香子妈是1979年因心脏病去世的，时年41岁，那年，最小的娃永红才12岁。儿子永红现在志丹，不常回家，就是回来，也住不长。永红完全继承了陕西老齐的脾气秉性，也是心高气傲，父子俩互不服气，在一起就是针尖对麦芒，常常吵得不可开交。当然也有让陕西老齐感到骄傲的事，他的孙子，去年已经大学毕业，在广西找到了工作。香子妈去世后，陕西老齐没有续娶，现在还是独自一人。陕西老齐的晚年过得有些凄凉。
李延生
老李一家是1970年底到石家河落户的，老李叫李天治，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李延生，小儿子叫李保生。那时，延生也就十三四岁。后来，延生娶了泥湾村公方仁的女儿公玉兰。老李是2000年去世，终年60岁。老李去世陕西老齐（左二）和他的孙子（右一），右二为沈平。（摄于2009年）后，延生慢慢变成了老李。延生这些年一直在北京打工，他的娃们也是常年在外打工，家里只有婆姨留守。
老赵
老赵，叫赵长明，原籍河南。村里人也叫他赵老汉，是地主成分，是村里唯一的高成分。他的地主成分是在原籍定的，后来才到石家河的。他有什么“罪恶”，村里人实际也是不大清楚的。我不记得队里专门给老赵开过“批斗会”，只是队里开会，有时会“敲打”他几句，无非就是，“不要乱说乱动”，“要好好改造”，等等。每次开会，老赵都是躲在一个角落里，低着头一言不发。村里人对老赵是宽容的，没有人认真地把他当作“阶级敌人”，但在那个年代，那种无形的精神压力，肯定是非常沉重的。老赵与村里人之间很少走动，他不去别人家，而除非有必要，村里人一般也不去他窑里，我也很少去。
不过，我记得曾在他家吃过派饭。那是第一年回北京探亲，我比其他同学早回村了半个月，队长没让我自己开伙，安排我吃了半个多月的派饭，全村都吃遍了，老赵家也去了。我们刚去的时候，老赵还跟大家一起出工，只是干活时很少和别人说话，歇歇儿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坐在一边。后来队里索性派他拦牛，每天跟着一群牛，他与村里人的接触更少了。老赵拦牛，出过事，一头牛淌崖（坠崖）摔死了。死一头牛，那时对村里来说，是很大的经济损失，老赵自己很紧张，本以为追究是免不掉了。可是村里人，从老支书开始，似乎都没有看见这个“阶级斗争新动向”。全村人反而像过节一样：那天是挑灯夜战，连夜把摔死的牛剥皮剔骨，后来每家都分到一些牛肉。当然，牛皮后来卖给了供销社，大部分牛肉也是炖熟了，拉到集上卖掉了。老赵婆姨是1976年去世的，终年62岁。后来，老赵就迁回了河南原籍。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村里就像没有老赵和他婆姨这两个人，两个活生生的人，却活的无声无息，就像是活死人。那真是个该诅咒的年代。
云子
云子，叫台玉云，原籍山西河津，初中毕业，那年22岁。他是队里的会计，是村里唯一的共青团员。云子婆姨叫牛光琴，小名叫麦兰子，是延安临镇人。云子本来与我们知青的关系不错。1970年5月，延安农校设在上寺的畜牧场招工，给村里一个指标，但指定这个指标给云子。这当然是因为云子有个在供销社工作的二大。村里人和我们知青都有意见。村里人反对是因为如果不指定云子，别人总还有机会。知青反对，倒不是有什么利害关系，那次招工与知青无关，我们也不是针对云子个人，而是反对搞特权，反对走后门。这件事当时闹得挺大，为这件事，大队知青曾与大队党支部有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后来还被说成是“大闹党支部”。我们还找住队干部谈，找公社书记谈。最终，胳膊拧不过大腿，云子还是去了上寺，当上了工人。云子的家虽然还在石家河，但他和我们的关系慢慢就淡了。几年后，云子把麦兰子和娃迁回了原籍山西河津。
云子则一直在延安农校干到了退休。退休后云子也回了山西。
珠子、潮子、宁子
珠子，邓世清，老支书的二儿子。珠子比我小两岁，那时，已经在队里跟着干活了，不过他只能拿和村里婆姨们一样的工分，干一天记7分。珠子后来曾做过十来年的小队长。珠子现在日子过得不错，在石家河算是过得好的。珠子的二儿子去长安做了上门女婿，现在在西安开公交车。
潮子，邓潮珠，后改名邓海峰，老支书的三儿子。当年，潮子还在念书，在村里的念书娃中他最大，所以每天都是他领着这些娃娃们去坪里上学。潮子高中毕业后当了民办教师。我们1998年回村时，他是上寺小学的校长，他婆姨也是上寺小学的民办老师。后来，潮子两口子都转成了公办教师。从那时起，潮子就不再是农民，已经有了干部身份。现在潮子和婆姨都已退休，每月都可以领到退休金。他们有一儿一女，女儿在延安工作，儿子在县里的政府部门工作。
宁子，邓小宁，后改名邓海荣，是老支书最小的儿子。宁子是邓家几兄弟中身体最棒的，也是对新事物接受最快的。宁子的日子也过得不错，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是开着摩托车到处跑了。宁子家里现在有两台车，一台农用车，是下地里干活用的，前不久，他又买了一辆大货车，准备跑运输挣钱。
我的乡亲们，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农民，他们身上带有局限性，也存在很多弱点和毛病；他们默默地辛勤劳作一生，一辈子也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正是他们以及千千万万和他们一样的人在支撑着整个国家和社会。他们是最值得尊重的一群人，他们也是最该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人。可惜，几十年来，他们被“牺牲”了，国家对他们是有亏欠的。每次回村，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有了变化，但是，不用与权贵和富人们比，就是与我们自己生活的变化相比较，乡亲们生活的提高还是太小了，改变也还是太少、太慢了。
每次面对这样的强烈反差，我甚至会有一种负疚感，我们现在的好生活，从一定意义上说，不就是建立在他们被剥夺的基础之上吗？
我的乡亲们给予了我很多很多，我却无以回报。谨以此篇献给我的乡亲们，献给曾经与我相濡以沫的石家河的乡亲们。感谢乡亲们！也祝福乡亲们！愿乡亲们能生活得越来越好，愿乡亲们都能平安健康。
此篇也献给当年曾经与我一起插队的同学们，让我们永远记住石家河，永远记住石家河的乡亲们。
（后记）
感谢我的同学莫修和廖海燕，在2012年中秋节之际，往返驱车2000多公里，给了我再回石家河的机会，使我能又一次见到村里的乡亲们。而且，实现了我为乡亲们留下文字记载的心愿。
感谢当年一起在石家河插队的同学史丰年、张立新、张初愚、莫修以及王士平。是他们的鼓励和支持，坚定了我写作这篇文章的信心，也是他们的回忆帮我找回了许多有关当年的记忆，才得以最终完成写作。
感谢焕子，是他给我提供了乡亲们的基本情况，帮我回忆并确认了当年许多人和事，并在初稿写出后，对每个人的基本情况逐一核对校正。
（作者系北京市人大附中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谷堆坪大队石家河生产队插队。）
凤娥子与和平
范愉
青春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