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斗麦子35斤左右，1斗玉米33斤左右，1斗绿豆40斤左右），租子交一半，还能剩下不到五六石的麦子，还有秋粮，每年吃的富富有余，可是现在队里他家有六口人每年分的麦子超过1石的年景很少。所以他对集体所有制并不满意，虽然当着队长，也是牢骚满腹。我们不明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要依靠贫下中农的，可是这样的贫农怎么依靠呢？我们就给他解释：“你过去的劳动，一半都交给了别人，受到了多大的剥削呀？”但是这样的话，我们自己说过之后都觉得苍白无力：无论过去受多大剥削，可是还能吃饱，现在当家作主了，却要饿肚子。
农村的阶级斗争政策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打击地富反坏右”。可是时间长了，我们就发现，依靠对象总是有点不靠谱，劳动表现也没有团结对象好，为此我曾多次和在泥湾的LH等人讨论这个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贫下中农虽然也有表现不好的时候，但是他们有当家作主的感觉，都集体有什么说什么，而中农、上中农，表面不反对，但是心里是反对的。
另外，陕北地区地广人稀，可能阶级矛盾没有地少人多的地方那么激烈。总之，还是要把自己眼看到的事实往理论上靠。
后来，在宜川农村的时间，经历了多次运动，慢慢明白了所谓的阶级斗争，并不像我们想得那么简单，而是为了贯彻领导意图的一个手段而已。但是说实在的，农村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我们至今也没明白。
三、在谷堆坪的科学实验
既然搞不懂阶级斗争，那就踏踏实实地干点儿能干的吧。经过农村的一段生活，我们已经逐渐实际一点了，大家经常在一起交流，也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批判，对插队以来的一些做法和想法进行着矫正，逐渐把那些雄心壮志暂放一边，为改变村里的环境，实实在在地做点事，特别是我也对自己应摆的位置不断地调整。我越来越发现，虽然在这里好像阶级斗争的概念比较模糊，但是在知青的使用中，对知青的家庭出身，社会背景一点儿也不含糊。
我因海外关系，在村里的一些要事上也沾不上边儿。
没想到1970年春季，公社忽然来了通知，要我和公社农技站的老周去延安地区农科所办学习班。后来到延安才知道这一次宜川县只来了4个人，另外3个人都是农技站的技术员，只有我一个是知青。
延安地区农科所办的是土法生产“920”的学习班。“920”的学名叫“赤霉素”，是一种植物生长刺激素，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算是高科技了。本来是要在一些正规的生物制药厂里生产，生产成本很高，在农业生产中还只能用于一些试验中，不可能用于实际生产中。不记得是哪个农村发明了土法上马的法子，生产了“赤霉素”，被称为“920”，当时的各级农业科研单位，都在大力推广。
参加这次学习的机会真的是很难得，至今我都不明白这样的机会怎么会落到我的头上。细想起来，可能有三个原因：一个是谷堆坪大队的驻队干部老贺。老贺名叫贺生力，“文革”以前就已经当上了县农业局长，在“文革”
中因为是领导干部参加群众派性组织，并带着群众组织参加武斗，被降了职，派到农村下乡。但是老贺这个人很有干劲，在谷堆坪驻队期间，在大队办起了油坊（这在当时以粮为纲的情况下，可是资本主义倾向），在谷堆坪村开水渠，安装水磨，还和谷堆坪村的北京知青一起试种水稻，使我们在陕北也吃上了大米。但是老贺的工作方法也很简单粗暴，据说方圆几十里的老乡都用贺生力来吓唬不听话的孩子，“再哭，就叫贺生力把你带走”、“贺生力来了啊！”我们在队里和老贺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都想给老百姓办点实事。“文革”结束后，老贺当过公社主任，县农业局局长，但是因为他倚老卖老，从不巴结领导，每到关键时期还有人拿他在“文革”参加武斗来说事，一直没有再提上去。所以我想农业系统都是老贺的老部下，争取到这个名额应该是轻而易举的；第二是有幸在谷堆坪知青这个集体之中，当时谷堆坪在县里也算是知青的先进集体，这种事一般都是从知青先进集体里找人；第三可能是我个人的原因，因为我家在中国农科院，可能也是领导考虑的原因之一吧。总之这次学习改变了我的插队生活。
和我一起学习的三个农技干部中有一位叫蔺成名，是西北农学院“文革”
前毕业的大学生，关中人，毕业分配到宜川，多年来，持之以恒地进行着当地农家小麦品种“四月黄”和外地优良品种的杂交育种，“文革”中被迫中断了多年的研究，在农技站打杂，所以这次学习其实和他的专业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在延安吃住都生活在一起，慢慢地就开始跟我发牢骚，向我说培育一个良种非常不容易，一年只有一次，不知要干多少年才能培育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品种，这一中断对他来说，前些年就白干了。我听了他的牢骚，也为他难过。他说，他来学微生物只是应付，回去他还是要搞他的小麦，有时吃完晚饭，我们到周围的麦田里散步，那时小麦刚刚抽穗扬花，他会很认真地观察麦田里的每株麦穗，并且告诉我如何给小麦去雄和授粉。“文革”结束后，他培育的良种在宜川得到推广，本人也成了县农技站的站长，我到县广播站工作后，我们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蔺成名可以说是我插队后的第一位老师。
延安地区农科所的土法生产“920”的学习班办了多长时间已经记不得了，应该是2-3周。实际上学习的就是微生物的培养和发酵的方法，也是生产各种微生物制剂的基本方法，只是将一些传统的试验室方法用农村比较容易实现的土法解决。土法生产“920”就是原种、母剂和大床发酵三个步骤制作和接种。无论是哪个步骤都离不开灭菌杀毒，过去都是用高压灭菌锅等专用设备，土法生产是用普通的铁锅采用间歇灭菌的方法来实现，从理论上说：
高压灭菌锅内压力达到1.5个大气压时，锅内的温度由于压力可达到摄氏140度，维持30分钟就可以既杀死杂菌的菌丝体也可以杀死孢子，但是用普通的铁锅烧开时，水蒸气的温度最高也只能达到摄氏100度，只能杀死菌丝体，不能杀死孢子，于是就发明了间歇灭菌法，就是用铁锅正常烧3个小时，基本杀死菌丝体，然后常温培养24小时，使没有萌发的孢子发成菌丝体，再烧3个小时，再培养24小时，再烧3个小时，这样基本上孢子也都杀死了。这种方法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只是要多费一些时间，我们在学习时，既学了用高压灭菌锅，也学习了间歇灭菌法。
蔺成名和地区农科所的人非常熟悉，因为农口大部分还是西北农学院的老大学生，在他的指点下，我利用知青的身份，厚着脸皮向延安农科所多要了一些原种、试管、做培养基的琼脂和其他一些器材带回生产队，为回来在队里搞实验打下基础。
学习之后，回到村里，要把学到的东西应用到生产中去，还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好在大队有驻队干部老贺，就是支书不太愿意，也只好同意了。
我计划先在我住的窑洞里进行原种和母剂的实验，成功之后，再在大队做大床发酵。因为公社农技站的老周和我一起去学习，所以我做实验就得到公社农技站的大力支持，一般是我需要什么就到公社农技站去借，生产队只是派木工做了一个接种箱，再就是给我记全工分。
公社卫生院有一个淘汰的高压灭菌锅，我求老周帮我借了过来，灭菌锅虽小，但是作原种培养基的灭菌消毒是没问题的，这样就大大地缩短了实验的周期，因为，原种接种后要有一周的培养时间，这段时间用间歇灭菌法处理母剂的培养基，等到原种可用时，母剂的培养基也正好可用。我在进行微生物培养中发现，在窑洞里的培养基经过灭菌后，极少感染杂菌，成功率很高。甚至比在延安农科所感染的都少。我想，虽然农村到处是土兮兮的，但是杂菌较少，杂菌主要来自于人，而农村人少，感染的几率就少很多。原种和母剂的实验很顺利，但是要搞大床发酵我一个人就有困难，再说也要有一个专门的地方，我向大队汇报之后，大队决定成立一个科学实验小组，由我负责，抽了几个本地的初中生：泥湾的明子、谷堆坪村的福安和太平，并在大队油坊给我们腾了一孔窑洞作大床发酵用。土法的“920”很快就生产出来了。我又从公社农技站借来喷雾器，在一些已经快抽穗的玉米大田里做了试验。效果也很快就看了出来，用了“920”的玉米明显比没用的长得高一些，因为“920”是植物生长刺激素，不是肥料，所以用过“920”的玉米也显得比没用的黄一些。这些都符合“920”的特点，所以说，我们的土法生产算是成功了。
我土法生产的“920”，还有给人治病的功效。大队支书邓德胜是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员，有一次他来看我们做的东西，问我都有什么作用，我按照教材上讲的，给他做了介绍，其中还有使伤口愈合的作用。他听了说：
“我后背长了个疮，都半年多了，怎么也好不了，能不能试一试？”我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于是，我把一支试管的菌种泡在蒸馏水里，半个小时后，用药棉沾着菌种水给老邓擦拭伤口，他的疮已经溃烂，大概有茶杯口那么大，我边擦边问他什么感觉，他说什么感觉都没有。后来，我想起这件事非常后悔，当时只有一股热情，也只从资料上看到这样有用，怎么就在人身上动起手来了，要是有个万一，可怎么办？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跑了5里路，到石家河老邓家里，看到他没事，我才放心。我打开包他的伤口纱布，奇迹竟然发生了，只见他伤口的一圈竟然整整齐齐地长出5毫米左右的新肉芽，老邓的家人也很惊叹，看见没事，我胆子又大了，于是又给老邓擦洗了几次，就这样，他半年多没好的伤口，就叫这“920”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给治好了。
老邓治好了疮，对我们就更支持了，谷堆坪大队的科学实验小组做起事来就容易多了。
但是就在这时，我自己出了问题。我得了急性黄疸型肝炎。发病非常突然，但是根据潜伏期的时间计算，感染的时间应该是在延安学习期间，饮食不够注意的恶果。因为黄疸型肝炎有很强的传染性，我们科学实验小组就此中断了一段时间。
半年后，我的病好了，县里又派我去延安农科所学习土法生产“5406菌肥”和“杀螟杆菌”等微生物制品的粗制品。因为这些生产的方法都是大同小异，只是换了菌种和培养基，以及发酵的环境，所以回来后很快就成功了。
其中“5406菌肥”，做得比较多，但是我也不记得用在多少地上了，第二年小麦长得很好，但是老乡们不认为是微生物的功劳，因为制菌肥的培养基里有一定数量的豆饼，所以老乡都说是豆饼的功劳。这里面我确实也有责任，就是没有做好与普通肥的对照。因为当时种麦子时间紧，我赶着把菌肥做好后就叫赶快送到地里。种下去我就后悔了，认为自己真的没有科学实验的经验，云岩农技站的老周知道后也埋怨我。
那时，农村虽然也喊科学种田，但是农民大部分还是按老规矩种田。当然老规矩中也有一些科学道理，但是对因地制宜的新品种和新技术还是很难接受。农民已经接受了化肥，那是看到化肥确实可以增产，但是对化肥对土壤的破坏作用还没有看到。老周经常来队里帮我解决问题，因为他看到我在大队里能得到支持，就帮我做了大队科学种田的计划，我们不单要推广“920”和微生物肥料，还要进行育种试验，大田还要生产杂交玉米和杂交高粱的雄性不育系等等。我们做小麦的小区品种试验，拿来很多小麦品种，还有我妈妈从农科院作物所要来的小麦品种寄给我，一共有二十几种。蔺成名大概是听老周说的吧，有一次去延安开会，专门到村里看我们的试验田。谷堆坪大队的地势复杂，正好可以做雄性不育系的隔离区，我们科学实验小组种的十几亩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的雄性不育系也取得了很可观的经济效益。
有的老乡看到我们的试验田，一畦畦的，麦子长得高低不一，和我开玩笑：“DH，你是种麦哩？还是种菜哩？”第二年，麦收时，我把不同品种的麦子分别收割、脱粒、计算产量、计算单穗重、千粒重等等（我上初中时，暑假勤工俭学，在农科院的作物所做过考种工作，所以这些对我也不陌生），把结果写了报告交给老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