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时”。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共的领导机构共产国际对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产生不信任，进而产生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它忽视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政党不可能直接从工人阶级中产生，只能由信仰马克思主义，有改造社会理想的革命知识分子作先导。它认为要用工农干部特别是工人成分的党员来改造中共。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下了一个电令。该电令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由于其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政策而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党的领导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改造中共中央。而这种改造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成长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共产国际下达这一指示后，要求思想与上级保持一致的中共必然有“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的认定，那么，会议就一定要设法将几个工人党员充实到中央指导机关。与会代表中和武汉地区“工农领袖”有谁呢？苏兆征、向忠发、王荷波、顾顺章等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对号入座。这就是顾顺章擢升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天时”。
“地利”。八七会议是在时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汉口召开的。军委特务科的办公地点就在汉口余积里。它为了中共中央的安全和与会同志的安全以及大会的顺利召开，必须付出许多服务和投入大量的会务以及安全保卫工作。顾顺章带领着特务科的同仁们忙里忙外，正如李维汉提到的，“进出”武汉就用了六天时间，迎来送往又安全无事故。有付出就有收获。这些劳动同时也彰显了这个职能部门及其负责人的作用和能力。这就是顾顺章擢升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地利”。
“人和”。顾顺章在上海那种能顽勇拼命、不怕牺牲的表现在中共中央以及中共上海组织的领导层中已留下比较好的印象。他来到武汉参加中共军委领导特务科工作后，工作性质使然，使他的接触面较为广泛，而且从事的都是服务性的利他的工作。他多才多艺，但嘴紧，不善张扬。“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中，这也是一种美德，容易让人产生好感，结下良好的人缘。再说，参加八七会议的代表大多认识并了解顾顺章，这在选举投票中也能发生有利于顾顺章的作用。再说，那个能对大会发生重要作用的罗明纳滋对工人阶级出身的候选人的中选已先入为主，这就是顾顺章擢升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人和”。
其时，顾顺章刚刚二十多岁。当时任弼时已算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年轻人了，任出生年月为1904年4月。如果顾顺章的出生年如他后妻张永琴所说的是1906年，那他肯定是小于任弼时，那么，顾顺章就是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了。
为建立中共地下交通网和中央机关回迁上海而忙碌
1927年8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苏兆征、瞿秋白、李维汉、罗亦农、王荷波、张太雷、毛泽东、蔡和森、彭公达、任弼时、顾顺章及国际代表罗明纳滋等人。
会上对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选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通过了国际代表提出的名单，以瞿秋白、苏兆征和李维汉三人组成常委会。会议进行分工，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李维汉兼管组织部、秘书厅；苏兆征兼管工委；周恩来负责军事部，因他已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去广东，由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杨之华负责妇女部；顾顺章负责交通局；出版局暂由郑超麟负责。
会后，顾顺章除了负责领导特务科的工作外，也把精力投入交通局的工作。这时交通局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地下交通网和负责中共中央迁址。
根据八七会议关于要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均应如此的决定，中共中央在遭受同盟者突然袭击全党散乱之际，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进行了极其艰苦而又重要的组织建设工作，开始恢复、整顿或重建党的组织，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系统和工作机关，组织了全国的秘密交通网。
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就建立党内交通网专门下发《中央通告第3号》文件。文件指出：“中央因为经费困难，暂于中央所在地设立中央交通处，于上海设立交通分处，为中央与南北局及江浙间交通之总枢纽……交通员到达各地时，不得在当地逗留二日以上，免防碍交通，如因当地党部特别原故不得已延至二日以上者，须由当地党部给予证明书并供其延留期间之用费。”
“交通网的职任有二：
①传达党的一切文件，输送党的一切宣传品。
②兼探听各地反动派的消息及其他各种消息。”
这时的中共中央交通局已具备传送文件和索取情报两大功能，除了江浙党组织上海交通由上海分处办理，山东、陕西、顺直、内蒙古、满洲交通由北方局办理，南洋、福建、广西、广东、云南由南方局办理外，江西、四川、湖南、河南、安徽、陕西和湖北交通工作都由中央交通处直接办理，工作量非常大。但在顾顺章的主持下，中共交通网建设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不久，全国交通组织系统基本形成，在白色恐怖下，中共组织联络仍保持畅通。
“七一五”分共事变后，中共中央即开始酝酿将中央机关迁离武汉。7月下旬，中共已经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党内有些同志提议将中央机关移到南昌，“以中央直接指挥南昌暴动”。但是，多数同志反对这个意见，他们“以为中央移到南昌必使中央跟着军队跑，结果全国失了领导是非常危险的”。这样，中共中央机关迁南昌之说未能成立。最后议定先迁到九江然后转赴上海。从事后看，这个议定是正确的，若中共中央移到南昌，跟着起义部队，起义部队在广东失败，其结局就糟透了。
不过，中共中央并未马上迁往上海。八七会议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主张中央仍应留两湖奋斗”。八七会议决定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当前的最主要任务。因此，中共中央乃“决定暂留武汉指导两湖的秋收暴动”，并通知全党：“中央所在地最近数月内仍在武汉。”
形势瞬息万变，南昌起义失败，使中共中央不得不改变已通告的决定。9月1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又正式讨论了中共中央机关的迁移问题。会议原则确定：若湖南、湖北暴动没有大的进展时就去上海，等广东有头绪再到广东去。
中共中央关于其机关所在地迁往何处的通知，两个月内改之又改，使刚接到八七会议有关通告的南昌起义军流失人员和全国各地失去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历经艰险，来到武汉，几乎找不到家门。他们无家可归，盘缠花尽，不得不踯躅流浪汉口、武昌街头，不少人沿路讨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狼狈落魄潦倒的样子，不亚于一群家乡遭遇洪涝灾害、发大水被迫流浪出来的难民。
中共中央着手搬迁事宜，派出何叔衡、洪扬生、张宝泉、戴琨等人陆续前往上海打前站，筹备有关工作。作为负责交通局的顾顺章带领局里一帮人，忙碌穿梭于汉口、武昌之间，接送护送有关人员，江汉码头他们不知走了多少趟。
1927年9月至10月间，一艘航行于上海、武汉之间的英商祥泰木行的木材运输船来往频繁，因它是“外字号”，没有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人先后“非法”乘坐这艘船到达上海。
一天晚上，已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位置卸职的陈独秀在秘书黄文容（黄玠然）的陪同下，由中共地下交通员带上英国“公和”号轮船。他扮作病人躲在一间二等舱的床上，也顺利地到达了上海。至此，离开上海不到半年的中共中央又回来了。
在上海设立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有利有弊。
有利因素是：上海的产业工人居全国之首，是中共的诞生地。“无产阶级革命的城市中心理论”使中共把革命的目光紧盯着这块“产业工人”集中的“风水宝地”。中共曾领导上海工人阶级和市民群众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其中有声势浩大、震撼全球的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工人群众、贫苦市民对中共有着浓厚的阶级感情，中共在上海有一定的革命和群众基础。
上海又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分为华界和租界，地方大，好隐蔽。在华界，沪东发生问题，可搬迁到沪西去。此外，租界情况复杂，它的一些有利因素也可以利用，如，不登记户口，住房易找，中共中央在租界设立机关，搞秘密活动，便于掩护。国民党军警、特务没有得到租界巡捕房的同意是不能在租界公开抓人的。
上海也有对中共设立党中央指挥机关的不利因素。一是上海的反动势力不弱，有国民党的军队、警察、宪兵、特务机关，还有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帮会流氓势力。正如当时一位中共负责人所说：反动势力在上海很雄厚。二是租界里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很强大。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设立租界首推英国。1845年，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尔福，依据对华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胁迫上海道台宫慕久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把今北京东路以南、延安东路以北、河南中路以东至黄浦江的土地划为英国人直接管理。这是近代中国租界的开端，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随后，西方殖民主义者纷纷争食而来。美国、法国分别于1848年和1849年设立上海美国租界、法租界。1863年，英、美两租界合并，至1899年改称公共租界。它的范围是法租界远远无法比拟的。1854年7月，英租界成立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工部局，下设巡捕房。虽然后来美国人与英国人“联营”，成立了公共租界，但是，尚未达到当今充当“世界警察”的实力和忙不暇接的美国人非常求实，它不愿意在中国上海租界里充当“警察”角色，把租界警察的任务摊给了英国人。英国自恃是“日不落的帝国”，当仁不让地承接过来。公共租界拥有14个巡捕房，分别为中央、老闸、成都路、新闸路、静安路、戈登路、普陀路、虹口、西虹口、锹思威、嘉兴路、江西、梅林路、杨树浦路巡捕房。1856年6月，法租界也设立了五个巡捕房，分别为中央、小东门东区、宝昌路西区、卢家湾、徐家汇巡捕房。在公共租界里以英国为主的西捕有五百多人，在法租界的法捕有近百人，但它们雇用许多华捕、印捕和安南捕，他们是一股表面为维持社会治安的警察，其实是反共的帮凶。
顾顺章安排和护送中共中央领导人回上海之后，参加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
八七会议以后，经过中共在各个方面的工作和斗争，到了1927年10月，形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有一点是：中共由打着中国国民党左派旗号发动领导南昌起义到开始鲜明地擎起中共的旗帜，独立地领导反对国民党及其他军阀的武装斗争，在斗争中有不少经验和教训亟待总结。正如1927年10月19日中共在《中央召集紧急会议的通告》所说：“现在湘鄂粤赣四省的秋收暴动均已告一段落”，全国局势“已有大的变化”。但是，“在这些运动中我们的党充分的暴露了他的弱点，同时也得了不少的教训，这些弱点和教训均须有一番正确的整理，”“本党今后的政策和组织须有一个新的决定”。
有鉴于此，瞿秋白、李维汉和苏兆征三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后，“特决定11月12日在沪召集紧急会议，凡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指定出席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均须列席；被指定之重要省委或中央分局亦须派代表出席”。接着，中共中央又发出更正召开会议日期的通知，由月12日改为11月8日，并要求“到会的人务于7日之前赶到上海”。
接到《中央召集紧急会议的通告》参加会议的有：任弼时、彭湃、顾顺章、罗亦农、向忠发、王荷波、毛泽东、张太雷、李立三、张国焘、邓中夏等人。
被通知应到会的毛泽东正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转兵井冈山的途中；彭湃已从南昌起义部队中离开，“派往闽南”；王荷波在八七会议后被中央派去任中共北方局书记且于10月18日在北京被捕；张国焘随南昌起义部队至汕头失败后正从香港回上海的途中。所以，以上4人没有参加会议。顾顺章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近水楼台先得月”，就近参加了会议。
参加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向忠发、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蔡和森、任旭等人。此外，国际代表罗明纳滋也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从11月9日至10日，开了两天。
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三项主要决议案。第二项决议的第十部分是“发展党员的数量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党的改造”问题，其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这为提拔重用类似顾顺章等工人出身的干部制定了政策依据，顾顺章继续受到中共的重用已不成问题了。
会议还增补了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这样，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由3人发展到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