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秀峰 何孟雄 于国桢 江少怀 郭沫若 韩宝华 查人伟
于方舟 陈启修 查猛济 宋云彤 郑恻尘 黄侠生 刘尔松
李花白 陆沉 李泊之王鲲 许广武 华翀 王崧寿
邱学训 宓维琮 马东林 裘英 梁子光 梁绍文 陈东
孙炳文 王平 顾顺章 章郁庵 王根英 徐伟 王承纬
戴卓民 朱英如 王亚章 龙大道 钱介盘 耿丹 李春焘
鲍慧 僧黎 樾廷 宛希俨 彭泽湘 杨石魂 张余生 陈良
孔韦虎 林铮 赵济猛 张德钟 李侠公 严绍彭 王若飞
谢强生 江士祥 周逸群 洪振九 张秋人 刘一清 孙靖华
周邦彩 金家济 林平海 孙道济 庄劲 秋戴国鹏苏眉如
何葆桢 陈国王 竞天 杨闇公 刘伯承 李筱亭 陈达三
邓颉刚 季朴方 季述方 陈志益 张国恩 刘季良 罗贡华
邓希禹
以上名单是上海方面国民党右派于1927年4月2日在上海秘密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紧急会议上拟定的，与当月15日发出的名单变化不大。
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召开中共五大。1927年4月17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参加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为：罗亦农、张佐臣、庄文恭、赵济猛、杨培生、杨阿根、郑复他，顾顺章、王根英、林钧、宁波农运一人、南京一人、妇女一人（后来又补了李泊之）。会议要求各位代表于4月27日前到武汉。
从上海乘船至武汉是当时首选的便捷交通，但也要三天。约在4月22日前后，顾顺章同上海的有关同志乘英商怡和公司轮船从上海出发去汉口。
其时，蒋介石已自立中央，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党中央分庭对抗并四处捕杀中共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南京是上海从水路去武汉的必经之地。为了防止在南京被国民党右派拦截搜查，所有去武汉的中共党人或国民党左派都化装成为商贩或从事其他职业的人。
化装对顾顺章来说是小菜一碟。他带上假牙，贴上胡须，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便成为一位老成的长者，连同行都认不出来了。
顾顺章到了武汉，已是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
中共五大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出席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63名。大会选举产生了由31名委员、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和由7名委员、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名单如下：
中央委员：陈独秀、李维汉、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项英、向忠发、张国焘、罗亦农、赵世炎、张太雷、陈延年、谭平山、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彭湃、夏曦、贺昌、易礼容、彭述之、杨之华、罗珠、罗章龙、李涤生、顾顺章、杨其珊、陈乔年
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郭亮、黄平、吴雨铭、陆沉（卢斌）、刘伯庄、袁达时、毛科文、陈潭秋、薛六、林育南、庄文恭、李震瀛（李泊之）、王亚璋
中央监察委员：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杨匏安、蔡以忱、刘竣山、周振声
中央监察候补委员：杨培生、肖石月、阮啸仙
顾顺章作为中共五大代表参加会议并当选为中共五大选出的31名中央委员之一已很不一般。其时，中共领导层尚未强调工人身份，顾顺章能中选中共中央委员的主要原因肯定是来自于他在上海党的地位和他在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中的表现。郑超麟认为：“他是上海准备暴动的重要人物之一。”
负责情报工作的中央军委委员
1927年春夏之交，中共突然遭受昔日同盟者的袭击，特别在上海、广州两地损失惨重，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中共上海区委委员佘立亚、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何耀全、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李启汉、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邓培、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熊雄、“中国青年运动之师”时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肖楚女等中共精英相继被惨杀。血淋淋的教训使中共开始懂得：与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做到“知彼知己”，必须了解敌人的军事、政治以及其有关动向，才能准确、有效地应对敌人，保护自己，攻击敌人，战胜敌人。
顾顺章到武汉后，中共中央决定发挥他的专长，任命他为中央军委委员，开始负责情报安全保卫工作。
1927年5月20日左右，周恩来从上海秘密到达武汉，开始履行他的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以及军委主任职责。在他倡议下，军委下面设立了组织科和特务科（处），由欧阳钦和顾顺章分别负责。
顾顺章在周恩来领导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建立和健全了特务科内设机构，使之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特务科下设四股：保卫股、情报股、特务股、匪运股。其办公地点在汉口余积里12号。
保卫股主要负责保卫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的安全。情报股主要负责探听和搜集情报，同时建立情报网络。特务股主要负责镇压叛徒特务，兼办中央交代的其他特殊任务。匪运股主要是负责做争取改造被称作“土匪”的那些民间武装的工作。
中共中央军委特务科从建立到“七一五”汪精卫分共，虽然在武汉的时间不长，但工作成绩很大。通过它，中共中央及时了解和掌握了许多重要情报。东南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蒋介石千方百计拉拢和分化武汉方面的革命力量。两湖的反动军队蠢蠢欲动，也相继发动了多次暴乱，企图消灭武汉的革命力量。在革命力量与反动力量较量中特务科的情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及时掌握和揭露了敌人的军事阴谋。
这期间，武汉方面酝酿的反革命阴谋和发生的反革命事件主要有：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发兵攻打武汉；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6月20日蒋介石同冯玉祥在徐州会商反共与宁汉合作等问题；7月14日汪精卫等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分共”等。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在那种形势下，武汉方面国民党集团执意叛变革命，是不以中共或好心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时中国共产党需要做的是提前做好准备，避免重蹈东南蒋介石国民党右派集团叛变革命时中共猝不及防惨遭屠杀之覆辙。
从“七一五”武汉汪精卫集团“分共”时的结果来看，因为中共及时掌握情报，通知有关人员做好应对准备，所以，革命力量几乎未遭损失，还发动了反击国民党的南昌起义。这是与当时中共情报工作分不开的。可见，中共重视情报安全保卫工作和建立有关机构是正确的、及时的、有远见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科功不可没。
后来，周恩来曾评价说：有了军委特务科这样的工作组织，我们党就掌握了敌人的主要动向，事先做了必要的准备，所以在汪精卫公开叛变之前，党就顺利地把部队撤出来了，避免了损失。这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所处的被动局面是完全不同的。
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留下在这些情报工作活动中，顾顺章究竟具体参与了哪些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他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的资料。但是作为特务科负责人，肯定少不了他在从中所发挥的作用。
惩罚叛徒和流氓
在此期间，顾顺章服从中共的领导，听从中共组织的指挥，领导特务科特务股行使职责，惩罚叛徒和流氓，成为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的好帮手。
罗亦农是1927年7月初接替张太雷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刘伯坚刚从冯玉祥军队的政治部主任任上被“辞退”到武汉，不熟悉武汉的工作。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郑超麟“没有群众工作经验，没有实干能力”。他们两人都帮不上罗亦农的大忙。能帮助罗亦农的是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马峻山、省军委负责人符向一，此外，还有中央军委留在武汉的顾顺章。
郑超麟在《忆罗亦农》一文中记载了顾顺章在武汉期间执行的一次惩罚流氓行动：“中央委员大部分去江西后（参加南昌起义——笔者注），顾顺章主持的那部分军委力量便归罗亦农掌握，顾顺章服从罗亦农指挥，同我个人关系也很好，从五卅运动起我就认识他了。一次，我同罗亦农到他家去，他向罗亦农汇报了当日的行动结果。原来有两个上海流氓来汉口找顾顺章，要顾顺章给他们什么好处，否则不客气。顾顺章的助手曾培洪（李强——笔者注）去旅馆看他们，他们对曾培洪说：‘要杀侬（侬为上海方言你——笔者注）。’于是顾顺章骗他们说，要带他们某地去当连长。
他们随我们的人去了。半路上，在一个荒僻的地方处决了他们。”
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之一
1927年8月7日，中共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一座西式公寓式房子的楼上召开了中共中央的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上海、湖南、湖北代表和军委代表，共计21人，他们是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李震瀛、陆沉、毛泽东、杨匏安、王荷波、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李维汉。邓小平等作为工作人员列席会议。此外身体魁伟、皮肤白净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滋和两个俄国人也出席了会议。
八一南昌起义后，武汉方面的国民党与中共的关系彻底闹翻，汪精卫开始公开捕杀共产党人。这个以前与中共友好并表示过要与中共一起干到社会主义的反复无常的家伙，这时歇斯底里地喊出“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共党”的狠话。两湖大地顿时腥风血雨，被一片白色恐怖笼罩着。
据担任该会议主席的李维汉回忆，虽然出席会议的人不多，但因环境险恶，中央内部交通却花了三天工夫，将他们一个一个地带进会场。一进一出前后花了六天时间。
八七会议，以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的历史功绩载入中共史册。
会议的第三项议程是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开始，先由罗明纳滋提议政治局由委员7人、候补委员5人组成，并提出候选人名单付诸讨论。罗明纳滋提议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没有毛泽东。
讨论中，李维汉和蔡和森这两位湖南籍及有关代表提议要让毛泽东加入政治局，求实的毛泽东准备回湖南去参加秋收起义，婉拒进入政治局。
罗明纳滋同意李维汉等人推毛泽东进政治局的意见，认为可将名单提交大会表决。表决前正式决定：委员和候补委员各增2名。
表决结果，选出临时政治局委员9人、候补委员7人。9名委员是：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7名候补委员是：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顾顺章从一名普通的中共中央委员在两个月后擢升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巨大跨越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他占有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