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政治形势，提出：“全国的统治阶级，动摇与崩溃形势是一样，动摇崩溃的程度却有差别。所以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经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还规定了组织政治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和士兵暴动，猛烈扩大红军，号召红军积极进攻的策略路线。这是不顾革命客观实际情况而违背革命规律的以卵击石的错误决策。
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攻打长沙、武汉、南昌、南京等中心城市并组织力量在这些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不在国内时由顾顺章直接领导的特科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积极投入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工作。顾顺章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特科领导人的身份命令聂荣臻带伍云甫和涂作潮到镇江组织起义以配合攻打南京。聂荣臻带人到镇江一调查，才知道可以被革命武装起义所用的只有一股土匪武装和一群住院的国民党伤兵，中共镇江党组织很快就被破坏了，聂荣臻等人还差点儿没被捉走。聂荣臻回上海向李立三汇报镇江不具备武装起义条件的情况，李立三不大相信，顾顺章更不相信，狠狠批评了聂荣臻一顿，并扬言要对他处分。顾顺章立即派人赶赴镇江核实情况，派去的人回来汇报情况属实，他才对聂荣臻不了了之。
关于这件事，聂荣臻有具体的介绍：
我到镇江，情况和他们也差不多（指刘伯承带刘云去武汉发动武装起义，条件不具备，结果还损失了刘云，笔者注）。我问，起义有些什么力量。回答说，医院里有一批伤兵，被我们争取过来了；还有一股土匪，也可以争取。我带了两个人去，一个是伍云甫同志，湘南起义的，搞无线电工作；还有个年轻的工人，湖南人，也是搞无线电的，叫涂作潮。我们分头到了镇江，他们两人去，目的是事成之后，用无线电和中央联系。
到了镇江，我们分开住在旅馆里。按规定的接头办法，我去找镇江县委书记，没有找到。因为对镇江地形不熟，既然要组织起义，总得熟悉一下地形，就上街去买了一张镇江地图。等我回到旅馆，看到我住的房间门开着，有两个人在那里翻东西，我看不对头，出问题了，就立即走开，没有进去。从旅馆出来，到哪里去呢？这时已经傍晚，街上行人逐渐少了，老在街上转是有危险的，就只有到澡堂里去，好在当时镇江的澡堂特别多，而且是通宵开放的，用洗澡来消磨时间。当天晚上，在这家澡堂洗了澡，躺一段时间，到另一家澡堂，又洗个澡，躺一段时间，一夜间连换了三个澡堂，洗了三次澡，才挨到天亮。早晨，街上有行人了，天下着小雨，还有些凉意，我雇了一辆三轮车，把帘子放下，到了火车站，坐上火车，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才知道伍云甫他们两个人还没有回来。于是，我接着又返回镇江，到了镇江，当地报纸已经登出我镇江县委机关被破获的消息。我连忙到旅馆找到了伍云甫他们。听他们说，没有遇到危险，还在等我的消息。我告诉他们，县委书记被捕了，机关已经被破坏。随后，我们一起回到了上海。
回来后，我向李立三说了事情经过，镇江根本没有发动起义的可能。李立三他们对这些还不相信，顾顺章还派人去镇江核实情况，得知县委机关确已被破坏，书记被捕，这才了事。
顾顺章规避和拒绝党的约束，是非常危险的。难怪陈赓曾对以医生身份为掩护的特科人员柯麟说：“顺章同志这样发展下去很危险，我们两人如果不死的话，准能见到这个结果。”
是否凡是流氓无产阶级出身的工人就是这种特性？是否让顾顺章进入中共队伍、利用和重用他是错误的？这要具体分析。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把“工人分成雇农、短工、帮工、工厂工人和流氓无产阶级”等五个阶层，他们对“流氓无产阶级”是比较鄙夷的，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也指出：“流氓无产阶级是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中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帮浪荡之徒是很容易被收买和非常厚颜无耻的。”他们对是否让流氓无产阶级参加革命队伍的态度是拒之门外的。恩格斯说过：“任何一个工人领袖只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军或依靠他们，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
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东方不同于西方。笔者认为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对待流氓无产阶级的态度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是比较正确的。毛泽东早在1926年3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指出：“……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又中指出：“这个阶层（指流氓无产者——笔者注）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
对于类似顾顺章这种流氓无产阶级出身的中共干部，把他的生活腐化、行为放荡，最后叛变当成是无可救药和必然的结果，是一种唯心的自然主义和宿命论的观点。前边已经指出，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把流氓无产阶级作为革命动力之一是历史的必然，拒绝之，对革命是有害的。历史证明：流氓无产阶级加入中共队伍对中国革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有些流氓无产阶级成分的革命分子通过教育改造，后来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此类事，在中共革命斗争史上不乏其例。对于这类人，要克服他们的负面作用就必须像毛泽东所说的：“引导得法”和“善于改造”。
中国共产党其实是很注重对自己队伍进行“政治教育”的。中共中央于1928年11月11日发出《告全体同志书》，将“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当成是“全党同志一致奋斗的标准”。但这些“政治教育”却没有在顾顺章身上狠抓落实，常抓不懈，把他忽视掉了。
应该指出：中共对于顾顺章的“引导”和“改造”工作是做得不够的，他“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而同志们并没有来注意这一问题”。杨之华认为中共“过去对于顾顺章的教育工作做得极少，甚至可以说没有做。他入党直到出走，没有改变他丝毫的习性。如果我们对于他抓紧政治教育，特别在实际工作的政治教育，我不相信经过长期的党的生活之后不能改变他的性格。这个教训对于党有极大的意义。如果我们好好教育他，不但有可能去改变他，而经过他可以改变在他周围的工人群众，因为在上海像他一类的工人成分——流氓无产阶级成分占有相当的地位”。
周恩来在顾顺章叛变后也毫不自我掩饰地承认了这一点。1931年6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总结说：特委工作虽有许多成绩，给予党以不少保护作用，但终因顾顺章一个人的叛变，遂使全部工作发生动摇，这不能不说是特委工作的错误的结果，尤其是特委本身政治教育的缺乏，成为特委基础不能巩固的历史病源。周恩来为此做了自我批评，指出自己要对此错误负主要责任。
总之，顾顺章的流氓无产阶级特性在加入中共组织且身居高位时并没有得到克服和改正，中共组织对他的教育改造工作也做得不够。他的个人野心随着地位的升迁而不断膨胀。他居功自傲，品行不端，与一位身居高位的中共党员很不相称，也与中共的宗旨信念格格不入，尽管他很勇敢，为中共做出过较大的贡献，但是他的努力和奋斗的目的性不明确，“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他虽为共产党人，但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的认知是粗浅的，甚至是模糊的。精神上的“缺钙”，必然导致“软骨病”。随着职务的升迁和形势的变化，他的政治坚定性已大大地动摇了。形势有利和个人欲望能得到满足，他还会继续跟着中共走，否则他会借一偶发事件走向反面。顾顺章的叛变正取决于形势的发展和这个偶发事件何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