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曾与顾顺章一起到苏联学习，特科建立后又是顾顺章最直接的助手或副手，与顾接触最多，关系也较密切。他曾多次奉劝顾顺章生活检点些，顾顺章不以为然，还振振有词地自我辩护说：“经常出入夜总会、吸鸦片是特科搞情报和请对方帮忙应酬等工作的需要。夜总会是三教九流云集的地方，在那可以探听到不少有价值的情报。陪人吸鸦片时一榻横陈效果很好，在两个人的小天地里，在鸦片毒素的刺激下，对方兴奋无比，无所不谈，我们从中可以捞取许多重要情报。对方以为清正的共产党人是不会进夜总会、吸鸦片，怎么会怀疑我的身份呢。”顾顺章依然我行我素。好在是陈赓，因为在顾顺章的眼里，特科中只有陈赓的能力他才看得上眼，其他人通通不行。不然，特科的其他同志是不敢批评奉劝他的，一旦提出婉转的看法也会遭到他训斥，甚至臭骂一顿。
有的书中说：为了搞到更多的金钱，满足自己奢侈腐烂的生活，顾顺章甚至将情报活动的掩护手段——魔术，当成了自己的生财之道。他以魔术师“化广奇”的艺名，公开地在大世界游艺场表演魔术；他还在斜桥路22号开了一家奇星魔术社，兜售玩魔术用的小道具。
对以上说法，笔者不敢苟同。着名的党员职业化、机关社会化、群众化，是为了适应白色恐怖的环境和秘密工作的需要。1928年5月，周恩来在起草《湖北工作方针决议案》中就提出：“机关的群众化，负责同志的职业化亦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为贯彻中共六大决议而发布的《告全体同志书》中，周恩来明确把“党员职业化”作为对全党同志一致奋斗的四项标准之一，并作了具体阐述，指出：
“失业同志应当设法找到职业。党部应当帮助同志去谋职业，无职业技能的还要学习，特别注意到工厂中去做工，同志间也应互相介绍职业。要使党员不依赖党生活，而且能深入群众，把党的影响扩到大到群众中去，同时能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反映到党里来，使党成为真正群众的党。”
顾顺章表演魔术和开
卖魔术道具店是符合以上精神的。顾顺章表演魔术的地点是大世界游艺场，大世界游艺场位于延安东路西藏南路转角处，占地12亩，高4层，是上海滩着名的娱乐场所。
顾顺章的魔术技艺的确精湛，据当时看过他表演的人们反映：“他表演的大魔术中有‘大锯美人’（‘美人’由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扮演）、‘骷髅说话’等节目，颇受观众叫座和赞赏。”他的表演不是个人的秘密行为，而是一种组织行为，除了张杏华（时为中共地下党员）外，特科行动科的副科长谭忠余（谭娶张杏华的妹妹张爱宝为妻，是为顾的连襟）、张阿莲、张文虎、张文龙等在表演时都去充当配角。
顾顺章开魔术道具店与特科在上海开设的其他有关店铺如出一辙，是机关社会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目的是“挂羊头卖狗肉”，是借店铺来掩护党的地下工作。据特一科科长洪扬生回忆，当时特科开设经营性店铺以掩护地下工作的主要有：
西摩路（现陕西北路）斜桥会馆旁的古董店。它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一个秘密接头机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曾在这家店里开过。店老板是朱锦棠，湖南株洲人，工人出身，1895年生。1922年2月加入中共，参加安源工人罢工。是中共四大的中央候补委员。大革命失败后，朱曾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中国赤色救济会党团书记。1929年夏受中共组织安排担任古董店经理。1930年底，朱锦棠被派往广东汕头，以西药行经理身份从事秘密交通站工作。1931年4月以后转移香港经商，从此脱党。顾顺章的岳母张陆氏曾在这家古董店里当烧饭阿姨。
浙江中路清和坊的烟纸店。它是中共中央军委联络点，邓小平曾当过店“老板”。
泥城桥东堍的木器店。它既是中共地下活动的接头机关，也作为家具堆栈用。老板是北方人张克诚（化名），店员为浙江余姚人戴荣鑫。顾顺章安排了一个松江阿姨在店里烧饭。那时中共领导人为了安全，要经常搬家，租房时木器店可以提供铺保，所需家具也由这里供应。有一些秘密会议开过以后，房子虽然退租了，但是购买来的家具一时无处堆放，可以搬运到这家店里堆放。
同孚路（现石门二路）上一条弄堂口的“费国禧律师通讯处”和“信谊代办所”。它是一幢石库门房子，门面作为律师事务所和信谊代办所，实际上是中共特科秘密接头和传递文件的机关，房子的底楼厢房为特一科和特三科有些成员的聚居区，里面储藏着特科的武器弹药。
南成都路西藏路口的秋阳书店。它是一幢石库门房子，是周恩来亲自指示胡允恭等创办的。书店既可以出版、印刷、出售进步书刊，又可以作为中共和共产国际及苏联的秘密通信机关。共产国际与中共的通信以及苏联提供给中共的活动经费常常通过书店作为中转站。该店于1929年秋开业，经理王逸常，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第二次东征任东征军团党代表，大革命失败后到苏联留学，1929年夏回到上海待分配。董事长原为胡允恭，后改为王步文。胡允恭是安徽寿县人，北伐战争前在中共两广区委工作，1926年4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政治指导员，攻打武昌城受重伤。1929年春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王步文是安徽岳西人，1923年加入中共，1925年赴日留学，与王树声、童长荣等一起组织中共东京支部。1927年回国。王步文后任中共安徽省委代理书记，1931年5月在安庆被国民党杀害。
周恩来试图约束他的不良行为
顾顺章开魔术道具店，算中共中央开的上述这些店铺之一，并不能算顾顺章的“问题”。但顾顺章毕竟存在许多不良行为。中共中央对顾顺章的不良行为是有发觉的，周恩来曾多次严厉批评顾顺章，明确地向他指出：“私生活的腐化堕落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原则。”周恩来言者谆谆，顾顺章听者藐藐。
1930年3月初，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同年5月，主政中共中央的李立三把在北方工作的聂荣臻调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
中共中央调聂荣臻到特科工作，就是为了约束顾顺章的不良行为。
聂荣臻说：“调我到特科的意图是为了从政治上加强特科。中央发现顾顺章吃喝嫖赌抽大烟，样样都干。他把这些特科工作的掩护手段，变为追求个人享受的目的，日益腐化堕落，引起了党的警惕。”“当时还没有想到他会叛变，只是感到，如果放任他这样下去，会出问题。调我来，就是为了约束他的放荡行为。”
聂荣臻到了上海，经过李立三谈话后，就到顾顺章那里报到。精明的顾顺章马上猜想到中共中央调聂荣臻到特科工作的意图，心里开始不满，但他不敢公开吭声，而是千方百计刁难初来乍到的聂荣臻。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能把聂荣臻支开则把他支开，免得他在身边碍手碍脚。
聂荣臻对上海人地生疏，地下工作经验不足。顾顺章明知如此，就专门派给聂荣臻一些很困难很危险的任务，美其名为“考验、锻炼、重用”。
聂荣臻倒没有意识到顾顺章的坏心眼，他弄了个新闻记者身份作掩护，为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而努力工作，忙得不亦乐乎。他回忆说：“在特科工作时极为劳累紧张。白天整天在外边活动，夜间要很晚才得回来，有时过午夜12点，而早晨四五点钟，在煤油炉上热点泡饭，配着咸菜，吃了又出去了。有时则通宵达旦开会或采取行动，几乎天天如此。”
顾顺章极力地在工作中找聂荣臻的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