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标点
过去写对联，不管多长，都是一直写下去，不打标点，完全让读者自己去断句。但较长的对联，一边读一边还要自己去断句，读起来很费力，也难得读准。于是人们便在当断句的地方(即属于句脚或某些节奏性停顿的那个字旁边)点上一个“、”或者“。”，表示读到那里要停顿一下，这就是最初的标点。1981年上海古籍书店重印的《楹联丛话》，还是一律用“。”来标点的。这么点一下，虽然没有什么变化，也表达不出联语的语气，但对读者来说，已经方便多了。而今写对联，短联都不打标点，长联也不打标点。而录述对联的书籍，不管短联长联，都要打上标点。这种标点，有只打“。”的，也有完全按新式标点打的。按新式标点打，可以充分表达联语的语气，规则大致是这样的：
每联字数不多，中间无须停顿的，上联末尾打逗号，下联末尾打句号。如九江甘棠湖烟水亭联：
疏烟流水自千古，
山色湖光共一楼。
每联字数较多，中间需要停顿者，若中间停顿的地方至多打逗号的，上联末尾打分号，下联末尾打句号。如浙江绍兴蓬莱阁联：
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图画；
十万家烟火，尽归此处楼台。
若中间停顿的地方有打了分号或句号的，上下联末尾都打句号。如成都望江楼联：
层楼高百尺。到最上头，放开眼界，直看我玉垒浮云，锦江春色。
往事越千年。是真才子，自有胸怀，那管他儒臣特笔，诗史题吟。
不管在句中还是句末，凡有疑问号或感叹的意思的，都打疑问号或感叹号。如山海关孟姜女庙联：
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
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
而今，对联的标点打得很混乱。有的书不论对联长短，皆一逗到底，只在上联末尾打分号，下联末尾打句号。这种机械化的标点法，虽然能起到简单地区分上下联的作用，但仍是不科学的，因为它完全不反映对联的语气，同一味打“、”或“。”没有本质区别。
有的书在对联中打了句号、问号或感叹号，上联末尾仍打分号，这更不科学。因为分号表示的语言单位，大于逗号，小于句号、问号和感叹号表示的语言单位，或者说分号是介于逗号与句号、问号、感叹号之间的一种标点符号，用在并列结构特别是并列分句之间表示停顿。凡用分号之处，表示前后并列且语意未完。而用句号、问号和感叹号的地方，则表示语意已经完了。若联中已用了句号、问号或感叹号，末尾又用分号，由于分号管不到句号、问号与感叹号前面去，而只能管到联中最后一个句号、问号或感叹号之后的部分，这样，它到底以多大一个范围的联句去与谁平列，都成了问题。结果徒然造成意念上的混乱而已。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在于不懂分号的用法。如此，凡标点对联的人，都有一个先学习标点符号的任务。
有人主张联中用正规标点，联末不用，这也不科学。因为这样，联中的语气可以得到表现，联末的语气却得不到表现。这样运用标点符号既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可取的。
第四节关于“绝对”
一副对联，采用了一种或几种技巧，具有一定的特色，使人觉得巧妙新奇，这样的对联，谓之“巧对”。巧对若巧到出联极难对出，或者对句无与伦比，这就是“绝对”了。“巧”与“绝”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
人们称之为“绝对”的对联，很早就有。
苏东坡知杭州时，曾应邀同一些文人学士坐船游西湖。有个歌女手提锡壶给苏东坡斟酒，不慎锡壶掉入湖中。有个文人当即出了一联：
游西湖，提锡壶，锡壶掉西湖，惜乎锡壶。
这个出联，左一个“西”呀“锡”呀“惜”，右一个“湖”呀“壶”，弄得连苏东坡也没有对出，至今也不见下联。这就是一个“绝”对。
黄山谷一日买舟由九江顺江东下，欲去苏杭。一驾船少年见黄山谷颇有骄矜之色，遂出了这样一联请他对：
驾一叶扁舟，荡两支桨，支三四片蓬，坐五六个客，过七里滩，到八里湖，离开九江已有十里。
少年要求，上联用数之处，下联也得用数，且不论反顺，不得有一字相重，排列还得像上联一样有规律。黄山谷当时没有对出来，几百年来完全达到这个要求的下联，也不曾出现。这又是一个“绝对”。
如果说这些都只是传说，那么要找有案可稽的也不难。
浙东慈溪县，原城有东西二街，也有东西二庙。东庙祀奉二国东吴中书令阚泽，西庙祀奉唐朝宰相房琯。有人据此写成一联：
东庙阚公，西庙房公，两公门户相当，方敢并坐。
此联将“阚”字拆成“门”和“敢”，将“房”字拆成“户”和“方”，再让四字交错排列，以成“门户相当，方敢并坐”，意思暗合两姓情形，至今不见贴切的对句。
民国初年，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以后又是军阀割据，国势日颓。有人题了这样一联表示哀叹：
由山而城，由城而陂，由陂而河，由河而海，每况愈下。
孙中山是广东香山人，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冯国璋是河北河间人，徐世昌是江苏东海人，他们都当过民国总统。陂，池也。此联由“山”而至于“海”，来个以地代人，让“山”指孙中山，“城”指袁世凯，“陂”指黎元洪，“河”指冯国璋，“海”指徐世昌，结果，地势上的由高到低，表示政治上的由好变坏，连他担任总统的时间先后也列得井然有序。此联至今也未得到对句。
像这样的“绝对”，不知绞尽多少人的脑汁。由于不是这方面的条件满足不了，就是那方面照应不到，所以至今还是孤哉独也。但是，“绝对”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对。有时碰到相应的事物或者相应的环境，忽然醒悟，也有对上来的。
江苏南通，俗称“南通州”，纪晓岚随乾隆皇帝下江南到此地时，想到北京附近也有个通州(今通县)，俗称“北通州”，心血来潮，题了这样一联：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
可他在题了此联之后，再也想不出对句来。遍问其他随行者，也是一样。后来，他到街上游玩，见街上当铺很多，顿时受到启发，于是得了下联：
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
这个对句，后一个“东西”用了借对，与出联就对得可谓天衣无缝了。
“绝对”是否只能有一个对句呢？一般说来是这样的。清朝末年，四川文人刘师亮少年时，想拜一个姓王的先生为师。王先生的条件是要刘师亮在三日内对上一副对子。王先生以自己在街两边开的一个穿心茶馆为题，出上联道：
两头是路穿心店。
就这么七个字，乍看起来不怎么样，其实妙绝。它要求对句前四字也得说明后三字所指事物的特点；而后三字所指的事物，同“穿心店”一样，必须是富有特色的事物；二、六两字还要用表示人体部位的字。以才思敏捷著称的刘师亮，想了三天两夜，还没有对上来。第三天晚上，他猛然想到自己的卧室，窗外是滚滚的岷江，地板又是从悬壁上打桩撑起来的，心里一亮，才对出了这样一个下联：
三面临江吊脚楼。
这个对句，所有的要求都达到了。要将王先生的出联对得这么工稳、贴切，这么“绝”，除了刘师亮这个对句而外，恐怕再难找出第二个了。
不过，由于人们碰到的事物和环境不同，受到启发的角度不同，有时候也可能得到两个乃至两个以上的对句。但是这些对句也常常有高下之分。清末某地建了座孔庙，请来两位秀才撰写庙联。甲秀才题曰：
收二州，排八阵，七擒六出，五丈原中点四十九盏星灯，一心只望酬三顾。
这个出联用了一至十的数字，把诸葛亮一生的主要事迹作了相当全面的概括，再要以诸葛亮的事迹为内容来对，还要用上相同的技巧，的确是很难的了。可是乙秀才仍然对出来了。他写道：
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里变金木土爻神卦，水面偏能用火攻。
这个对句仍讲诸葛亮的事，又用五方和五行来对十数，艺术匠心真令人叹服。
甲秀才的出联，某地的丙秀才也得了一个对句。那是从赵云的身上来对的。句云：
抱孤子，出重围，匹马单枪，长坂桥边随数百千员上将，独我犹能得两全。
这个对句表数的字也有十个，这就是孤、重、匹、单、数、百、千、独、两、全。这些表数的字与出联不重一个，从这一点看，也是对得很不错的，但所云非诸葛亮之事，难度已减，用数有的也不在相应位置，比起乙秀才的对句来，就略逊一筹。
对句的“绝”，总是以出联的“绝”为先决条件的。出联“绝”，对句才有可能“绝”。出联不“绝”，对句就很难“绝”起来，整副对联就谈不上“绝”了。这正是“魔高方能显出道高”的道理。
在对出得太“绝”的出联时，人们常常采用迂回的办法，不从正面去对，而从侧面去对，也就是在不违反总要求的前提下，对所提的条件做适当的变通，使出联不变而难度降低。前面那个丙秀才避开诸葛亮的事迹而从赵云的事迹上去求对，就用的这个办法。再如：
寄寓客家，牢守寒窗空寂寞。
这句上联也“绝”得可以，有人用“宀”字头的字对不出，就用“辶”字旁的字来对：
远迁迷道，速辶回·辶帚·迳遂逍遥。
“”，“通归”。“迳”，“通径”，路也。这个下联虽还对得不十分理想，但因“辶”旁字不多，可做名词的更少，能结合出联的意思对到这个程度，就算不错了。不过，用迂回的办法也只是一种权变，不可迂回的也不能迂回。像丙秀才的对句，迂回一下是对上了，但如果不是诸葛亮与赵云的合庙，就用不上去。
出联出得绝，对句也对得绝，读之就会妙不可言。但这样的对联数量不多，没有很深的功力，一般也写不出和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