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视 长期以来，我国的电视产业以广告收入作为产业链增值的唯一途径，这种单一广告依赖型的盈利模式既抑制了内容制作端的多样化发展，又无法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而且还降低网络运营商的市场推广激励，在电视产业数字化的趋势下，它将无以为继。
以双边市场为理论范式，顾成彦、胡汉辉从传统的广告电视的主要弊端出发，运用双边市场框架分析了我国数字电视产业的盈利模式创新问题，提出了“深化体制改革明晰市场经营主体、基于双边市场特征创新定价模式、纵向整合以获取内容产品控制权、横向兼并以实现产业规模化发展”（顾成彦、胡汉辉，2008）等实现创新型盈利模式的对策。
而在数字电视的具体收费定价上，江虹、卓俏青从经济学视角出发，通过分析有线数字电视的成本结构，讨论二部制定价模式的适用性及其优势，进而结合价格歧视理论，探析了我国有线数字电视设计多种价格套餐的可能方案。研究发现，“尽管采用多重价格套餐会增加各地有线网络运营商的研发投入，但无论是在经济理论上，还是来自其他相似垄断行业的实践经验，都表明其收益要远大于成本”（江虹、卓俏青，2008）。
关于广电新媒体的发展，徐敢峰站在文化产业的角度，对于制约广电新媒体的政策、体制、机制、资本、技术和人才等瓶颈进行了逐一探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促进我国广电新媒体产业化发展的具体思路：“打破行政区划，尽快尝试跨地域运作；放宽资本进入条件，力促社会资本进入；统一新媒体各业务国家标准，理顺产业链；给予各级广电必要的资源支持”（徐敢峰，2008）数字报业 发展数字化报纸，是传统报业今后发展的必由之路。
研究者徐君康对于我国数字报业的价值链进行了审视。在探讨了数字报业价值链的内涵、构成环节基础之上，他指出，“数字报业的价值链的内涵要求报业不但能提供新闻信息，更要提供综合服务信息，要把数字报业看成是一种更为广阔的信息服务平台”（徐君康，2008）。
而要建立新的价值链，就必须转变经营战略，由内部管理型转向外部交易型，从战略运营的层次连接更多的资源，并根据发展需要实现资源的最佳组合。
数字出版 在数字出版方面，我国经过起步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问题。赵亮、何镇飚在剖析了我国数字出版业精品少而定价高、销售渠道不畅通、出版业体制改革滞后等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永葆质量、以市场为主导的同时积极引导市场、在细分与整合相结合中销售、深化出版业文化体制改革”（赵亮、何镇飚，2008）等，推进我国数字出版业发展的策略措施。
在数字媒体的监管方面，喻国明等在《中外数字媒体内容监管体系的效果评估研究》一文中运用了成本-收益、成本-效果、权变评估等分析框架和数据模型研判了不同内容监管体系的多重效果，并就数字媒体内容监管体系的效果评估方法及指标选择如“政治意义、媒体绩效、产业发展、总体福利”等做了初步探讨。
4.其他新兴媒体
IPTV 所谓IPTV即交互式网络电视，是一种利用宽带有线电视网，集互联网、多媒体、通讯等多种技术于一体，向家庭用户提供包括数字电视在内的多种交互式服务的崭新技术。中国的IPTV产业，在经历了04年的萌芽，05年的博弈，06年的曲折，07年的破冰后，已经到了一个产业的十字路口。
刘逸帆以我国IPTV当前所面临的困境为切入点，就IPTV的出路展开了探析，他认为：“IPTV迅速发展的关键条件在于：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成熟的IT技术及基础设施、适宜的业务模式、可观的产业规模以及良好的政策支持和相对完善的法律环境等必备条件的出现”（刘逸帆，2008）。王长潇在《电视媒体网站：基于Web2.0的新拓展》中指出：IPTV这种基于互联网协议的传播形态是指利用宽带有线电视网或宽带互联网的基础设施，以家用电视机或电脑作为主要接收终端，通过互联网协议来提供有线电视网、互联网、多媒体、通讯等多种技术在内的数字媒体服务的综合性媒体形式。IPTV不仅具有电视媒体网站的所有传播功能，还能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全面、到位的服务（王长潇，2008）。
与大部分手机电视节目一样，IPTV的大部分节目内容都移植于传统电视节目，普通受众并不会愿意付费去观看相同的节目，更何况在现有条件下，IPTV的清晰度、流畅度还远不及传统电视。
图文仿真报 图文仿真报通称电子报，在我国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研究者邓建国从剖析这种新媒体的优劣势和现身处境出发，探究了这种媒体形式的发展前景。他认为，图文仿真报虽然具有节省成本、吸引广告、便于存档以及具备网络无远弗届的优势。但是也存在定位模糊、以“传者为中心”的心态、内容封闭的缺点。在此基础上，他提出预测：“不论图文仿真版还是时报阅读器，不过是传统媒体一厢情愿的‘怀旧’，或是其在传统和网络读者的双重压力下做出的折衷，它们作为数字报的呈现格式，只是一种过渡；其发展趋势是移动电子报。”（邓建国，2008）移动媒体 移动媒体，主要指利用数字广播电视地面传输技术播出、以满足流动人群的视听需求为主的新兴媒体。自2003年以来，移动媒体已经在上海、长沙、北京、武汉等30多个城市落地生根、发展壮大。石长顺、徐锐以湖北移动频道为代表，考察了移动媒体的发展现状，并分析了移动媒体在运营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市场规范性不强、产业政策不配套、运营主体缺乏市场化”等问题和困难。基于此，他们探讨提出了湖北移动媒体“规范移动电视市场、延伸覆盖面、整合拓展电视终端”（石长顺、徐锐，2008）的发展策略。
三、新媒体政治与社会研究
1.新媒体与政治
相对其他的网络传播的研究议题，我国对于网络政治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在西方传播学界较为流行的电子投票、网络民主等研究议题在我国的网络传播学语境中一直缺失。到2001年，政府对于“电子政务”的关注及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网民在人民网上的“抗议论坛”上的激烈表现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开始尝试着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在网络公民意识，执政能力与网络应用，网络控制等方面。总体而言，我国的网络政治传播研究较为落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较少，这与我国政治传播学的落后状况有直接的关系。2008年的新媒体与政治研究，主要集中在博客在政治传播中的表现。
新媒体与“两会” 网络博客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政治参与渠道，李赫然对2006、2007两年的两会代表博客内容、分类、数量和趋势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博客参政的模式、优势与有限效果。他认为博客因为具有直接性、便捷性、隐避性的优势，因而成为人代会代表与公众直接相连的媒介，满足了“点到点”形式汇聚信息的需求。当无数博客提供的海量信息汇聚成“面”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自由意见的“场”，即公共领域。博客以一种中间媒介的形式承载着双重职能模式：一方面公众民意通过博客得以表达，博客受到公众监督；另一方面博客给代表委员提供提案信源，代表委员通过博客将信息公开。但是“两会”博客在政治参与中的效果有限，原因有三：一是人民网网站的权威与监管；二是代表委员博客参政缺乏制度性保障；三是博客参政缺乏激励机制（李赫然，2008）。
新媒体与政治选举 博客在各国政治选举活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侯宏虹以美国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的竞选博客为例，用“长尾理论”分析了政治博客的影响力。他借用统计学中“长尾分布”模型（即指曲线在形成的头部之后陡然下坠却一直不断延伸不坠至零点）指出，政治博客的长尾具有三种强大的力量：第一是生产工具的普及，让每个人都可以思考并表达思想；第二是传播工具的普及，让每个人都可以传播思想；第三是连接传者与受者，帮助受者发现曲线右端蕴藏的思想闪光（侯宏虹，2008）。
2008年的美国大选使新媒体在政治选举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很多研究集中在美国奥巴马大选对新媒体的使用上：任孟山在文章中总结了奥巴马在竞选过程中以新媒体进行政治传播的形式与内容，大概包括：一是建立内容丰富的竞选网站；二是利用Web2.0技术展现奥巴马风采，在myspace、youtube等上建立个人资料页；三是重视搜索引擎的作用，重金购买“关键字广告”；四是通过竞选网站的移动平台与选民达成协议，给选民发送手机短信；五是在竞选网站注册后，只要选民同意，他们也可以定期收到电子邮件，内容涉及竞选进展情况、奥巴马的竞选细节、竞选纲领、形象广告等（任孟山，2008）。奥巴马团队在借助新媒体竞选时达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主要包括：他们筹集了5.2亿美元的竞选经费；奥巴马在网络上的朋友也远远超过了他的竞争对手麦凯恩；通过新媒体与选民直接沟通，比此前单向的政治广告更具有说服力；奥巴马团队还通过谷歌地图来发展新的支持者；奥巴马的短信拉票既省钱又具有说服力；奥巴马阵营还专门设立辟谣网站，全面反击各种谣言。任孟山也指出虽然新媒体在奥巴马竞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候选人的胜负并不是由新媒体决定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传播出发来审视新媒体带给政治传播学的启示，由此可以产生以下四个新的课题：第一，新媒体作为大众媒介的新形式在竞选活动发挥重要作用，为政治传播研究增加了新的变量。第二，新媒体省略大众媒介这一中间因素、被竞选团队所控制的信息传播模式，为政治传播研究提出了新课题。第三，政治传播主体通过新媒体与选民直接对话，潜伏着直接民主或者广场民主的积极因素。第四，奥巴马的新媒体竞选过程与结果，提示我们在国内政治传播过程中，需要更充分地使用新媒体（任孟山，2008）。
刘永春也是从研究奥巴马竞选中新媒体策略着手，提出应该要加强广播电视等新媒体建设，具体包括加强主流新闻网站的建设、利用新的网络应用形式、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和加强新兴媒体的队伍建设（刘永春，2008）。
新媒体与其他政治领域 新媒体不仅在竞选中日益显示出重要作用，在其他领域的公共意见表达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卢家银和孙旭培通过对厦门PX事件的分析，发现以网络论坛、QQ群组和手机短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既为民意表达创建了平台，又为利益群体参与博弈提供了可能性，促使公众、专家、企业和地方政府在公共决策方面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从而推动地方治理趋于善治（卢家银、孙旭培，2008）。
互联网在政治传播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的障碍因素。胡泳认为互联网虽然从表面上看提供了一种政治讨论不仅被接受而且被期待的环境，但是充分的政治慎议在网上却存在一系列的障碍因素。首先，互联网具有排他性交往，它可以把头脑相似者甚至是微弱的偏好发展成同质的小团体，其内部交往大大超过群外交往。其次是互联网的匿名机制。在匿名状态下，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加上交流者的缺场使民主的互联网反而成了民主交流的阻碍。第三，匿名和虚拟的社会交往使责任感难以建立，从而导致毁谤中伤的盛行，减少人们讨论重大问题的意愿。第四，线上并不比线下更平等。少数人可以通过强势的挤压，对注意力的独霸，对议程和话语方式的控制得以让自己的声音压制大多数。第五，男性主导的文化。第六，话语方式的缺陷。网上世界有些弱肉强食的味道，“丛林法则”可以通行无阻。网络社区很难成为慎议的论坛（胡泳，2008）。
杜骏飞基于新旧媒体在汶川地震事件中的表现及效用，总结了这一时期信息公开的模式，认为其至少包括以下5点经验：政府积极主动地发布信息；大众媒体（包括网络媒体）的平等的全方位参与；对国际媒体与国际公众的新闻开放；媒介议程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及时、有机的互动；对公民新闻及其正向的新闻运动的几乎无壁垒的允准。他基于美国学者奥尔伯特（Allport，G.W.）、波斯特曼（Postman，L.）及其后来的研究者所提出的关于流言传播的基本假设，从政治治理的视角作如下推论：在危机事件中，社会的和谐稳定固然与其政府或部门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关，但是信息的公开性（Openness）也必然与之利害攸关——毕竟，公开性关系到社会恐慌中的人心的安定；考虑到任何国家或族群中的政治文化传统对公众心理的预设是不同的，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准亦当是主要的历史考量维度；与以上因素相反的则是危机（Crisis）的程度。他以数学模式表达了此一新理论假设：S≈G×O×C/Cri.（杜骏飞，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