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大学的管理中，好校长的出现虽然是人人期待，但更重要的则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好校长辈出”的管理机制。虽然蔡元培、竺可桢们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难得的优秀校长，但是，他们对大学的管理毕竟属于“人治”，靠他们个人的人格力量所搭起的人格平台是极其脆弱的。
所以，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校长是重要的，但校长又是靠不住的。
四、他山之石
据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田长霖介绍，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会的权力是非常大的，整个学校的学术政策和规划全部指派给教授会，“校长、副校长、院长、副院长、系主任，基本上都是受董事会的委托，执行教授会制定的学术方针和规划，去做行政方面的推动和执行”。教授会由学校的全体教授组成，由于人多，不可能有效地执行、运用权力，因此又成立很多委员会，各委员会的成员由委员委员会指派。
委员委员会相当于常务委员会，大约有六七个成员，这六七个成员是从全校教授中普选出来的。每个委员会有五至十五位成员，权力非常大，比如经费预算委员会可以决定哪一个系给多少教授名额，科研委员会负责校内科研经费分配，教学委员会负责全校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安排、学时学分分配，学术规划委员会负责整个学校、学院、系的发展方向规划，学校的行政系统无权干涉，即使一些方案是校、院或系里提出来的，也必须由教授委员会裁定。教授会制定整个学术方针、规划政策及评聘任命教师，行政机构中的校长只有3％的决定权。教授会和校长行政系统是两个永远相互斗争、相互制约的机构。
田长霖认为，这两个系统非常好，是该校成功的一个方面，他说：“学校应该听取多种不同的声音。过去我是教授会的主要成员，在教授会的时候我一直说我们校长、副校长的缺点，说他们脱离群众。一旦我做了副校长，比较了解校长、副校长的困难和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我反而去和教授会吵，说他们根本就不懂，后来我不做副校长，又回教授会，我又开始批评校长。现在我做了校长，教授会也在批评我。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都应有一个很宽宏的胸怀，善于听取不同的声音。听学生、听教授、听各种职员的不同声音，而且去改进我们的工作，绝对不要给别人穿小鞋，去报复人家，这些都是很不好的。”@
五、读史明“治”
回顾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历史，有些东西，直到今天仍不过时，比如蔡元培推行美育、重视文理渗透、改年级制为选科制的思想与实践，梅贻琦的人文教育和通才教育思想与实践仍然是我们今天的奋斗目标。而“教授治校”在旧时的北大和清华即已发展得较为完善，而且在两校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史上，最早提出并实践教授治校主张的当属蔡元培。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期间发现，德国的大学管理十分民主。校长和各科学长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选，校长由各科教授按年轮流担任，全校从不会因为没有校长而出现问题。因此，他回国后，极力主张仿德国大学制度，实行民主治校。
1912年，他在《大学令》中提出：“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并对评议会的职权作了规定。
出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改革北大过去由校长独揽大权，一切校务均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等少数几人办理，连各科学长都无权参与的管理模式，推行教授治校。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法规、学科的设立与废止、课程的增减与改革、聘请新的教授等重要事项，均须经评议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校长是当然的议长。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和主任教员、各科本预科教授各2人，由教授自行互选，任期一年。1917年底，全校共推选出评议员19人。各学科（学系）亦设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工作，学科教授会主任由各学科教授互选，任期2年。蔡元培此举的目的是改善学校管理体制，将权力下放，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授，调动教授的积极性，增强教授的责任感和主人意识，充分利用教授的智慧，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
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蔡元培的改革，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教学质量，促进了学校的快速发展。五四运动中，蔡元培迫于军阀势力压迫，离职出京，北大虽群龙无首，运动此起彼伏，但秩序井然，就是因为蔡元培建立的评议会和教授会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如一位学生所言：“蔡校长迫而南下，幸有本校评议会、教授会共维校务，而同人等亦各本素日之修养照常力学，故未致以一人之去而令全校瓦解。”清华大学也有教授治校的传统。早期中国大学的体制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1928年以前的清华即遵此制。当时虽亦仿美国大学设教授会和评议会，但其仅为校长的咨询机构，权力甚小。
1928年，罗家伦入主清华，次年改校、系两级制为校、院、系三级制。按大学组织法，院长应由校长全权任命，但教授会认为院长系学术领导，校长应根据教授会的选举结果任命，后经协商，双方作了让步，改由教授会每院选出两名院长人选，校长择一任命，这一办法后来成为清华的传统，直至1948年底；在1929到1931年，清华基本上处于校长职权瘫痪状态的形势下，教授会的权力大大巩固、加强，“教授治校”的格局形成。
战时西南联大创造的教育奇迹也与“教授治校”管理机制密切相关。联大的校务会议由校长、秘书长、教务长、训导长、各院院长及教授会互选的12名代表组成，实际上相当于清华的评议会，行使决策、立法、审议职权。教授代表每年秋季开学后由教授会选举一次，8年中从未间断。由三校校长组成的联大常委会负责执行校务会议的各项决议，因故不能执行或有意见的也不能擅自更改，必须交校务会议复议，复议决定为最后决定。
回头看看过去中国大学的辉煌，不能不让人感叹：假如北大和清华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能够一如既往地按照当时已经基本稳定下来的教授治校方式来管理、发展的话，今天绝对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哪里还用得着像现在这样去“争创一流”呢？
同时，北大、清华已成制度的教授治校模式之所以能够毁于一旦，也说明要实行教授治校，还需要宽松的外部环境。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按鲁迅先生的说法，好的经验，我们先把它“拿来”，为我所用，不管这经验是西方的，还是我们先人的。这里不存在“全盘西化”、“厚古薄今”的问题。
（案例材料来源：陈远编，谢泳等著，《逝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
思考题
1.请思考大学的功能、大学精神在当今时代的表现。
2.请谈一谈你对大学管理民主化进程及其意义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