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寒冰
一、引言：追忆老校长
谈到大学的管理，很多人至今对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这些昔日的大学校长们怀念不已。在中国，一个大学的兴衰与校长的人品、胸襟及办学思想极有关联。
回顾我们那些早期有名的大学校长，均在其治校过程中凸显了令人称道的办学思想：
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办学思想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遂成为北大校训；清华校长梅贻琦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所以我们不难理解旧时清华怎么会出现了那么多的“大师”；南开校长张伯苓提出了著名的“公能教育思想”，即“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并把“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定为南开校训；浙大校长竺可桢说大学是“求是”之所，“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此为我校求是精神之精义。”“求是”乃成为浙大之校训。即使在抗战时期，浙大成为“流亡大学”，竺可桢也未改变“求是”理念：“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但大学犹如海上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抗战时期）降落道德之标准”。
二、“人治”期的大学黄金时代
从以上例举不难看出：大学校长应该是一名出色的教育家，秉承着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来为大学的未来发展建筑灯塔。
再者，一个大学校长应该是学者。不是学者，没有体验过做学问的艰辛，便很难理解学者、关心学者、尊重学者；学者的特点是独立思维，不人云亦云，以这种思维去办学，自然会既尊重大学之共性，又力争办出个性、办出特色。在这一点上，中国大学曾经有过很好的传统，早期的大学校长几乎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学问家，以至几十年后人们提起的时候仍亲切地称之为“***校长”。
其三，作为大学校长，应该具有极强的人格魅力。用流行的话说要德才兼备，如果说学术成就和教育思想是大学校长必备之“才”的话，良好的个人品行及开阔的胸襟便是大学校长应有之“德”。大学校长的人格魅力源于对学校的责任感和对教职员工以及学生的关爱。
蔡元培时期的北大之所以成绩斐然，除了蔡元培的改革措施得力之外，也得益于蔡元培的人格力量。“在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传为佳话的就是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校长蒋梦麟先生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而蔡先生在五四运动中积极营救被捕学生、不与“恶政治”合作的“不合作宣言”，亦颇为后人称道。
一校之长的人格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于有知恩图报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一位好的校长就是一种无形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有人这样形容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的重要性，苏步青说：“凡是竺校长要我干的事，我都干。”谭其骧说：“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当校长时那样继续办下去，我是不会离开浙大的。”@正是有了这样的校长，在抗战期间极为艰苦的环境下，10年间（1936-1946），浙江大学由4个学院16个系增至7个学院27个系，并建立了5个研究所，教授由70名增至201名，在校学生由512名增至2171名，使浙大由普通地方大学变成“东方的剑桥”。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成功也与三位校长的人格力量不无关系。1937年，平津沦陷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迁至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前后共计8年，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其时的教育部任命了三位常务委员，即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由三人轮流担任主席。按规定，梅贻琦可以配备一台汽车和一名司机，但为了节省经费，梅贻琦先是辞退了司机，改由自己驾车，后来干脆连汽车也停用了。1941年夏天，他出差去重庆，买好回程机票后恰遇有邮政车开往昆明，于是退掉机票乘邮车返回，为学校节省了200余元路费。正是因为梅贻琦的人格力量和教授治校的管理制度，使西南联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延揽了大量的人才，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
三、大学发展的民主、法治趋向
今天，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这些教育家、大学校长的名字，仍然令我等听来如雷贯耳，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之后再没有出现教育家，再没有出现可以与他们比肩的大学校长！为什么50年来竟出不了一位堪称教育家的大学校长？是中国没有人才吗？美籍华人学者潘毓刚教授曾经意味深长地说：“中国有没有人才？回答是肯定的。中国即使一万人里出一个人才，也比外国的人才多。……关键是要有一个健全的体制。如果没有健全的体制，即使有人才也发挥不了作用。”@有人尖锐地指出了现行校长任命制度的弊端：“大学校长、副校长的任命权集中于中央各部门（包括教育部）。由此，高校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校长主要对上负责。在这种体制下，往往最适于做校长的人不一定能得到上级认可。而上级任命的校长往往并不是最佳校长人选。……实际上，在高校这样的智力密集区，采取民主竞选校长或教授委员会投票选举校长的条件早已成熟。中央部门没有必要介入校长的产生过程。实际上往往是越管越乱，越管越死。……目前由于校长的行政色彩，往往不少人想做校长不是因为它是一种责任，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待遇。”@大学的校长应该由大学认可，由代表大学的教授会选举产生后，由大学举办者发文聘任，“聘任”含有“我请你来管理这所大学”的商量语气，一般说来，通过教授会选举产生出来的校长都会对大学负责，把办大学当成一种事业来对待。同时，教授会也有弹劾校长、罢免校长的权力。此外，应该废除大学一切行政人员，包括校长、书记的行政级别，实行一套独立的、区别于党政机关的干部制度，实行严格的任期制，在位时可以享受一定的待遇，任期满后就是一个普通的职员，不再享受什么厅局级之类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