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散文
先秦时期的散文处在应用阶段，史学家用以记事，哲学家用以说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很不分明，只能说是与韵文相对的一种文体。
（一）中国古代散文的源头
我国散文与诗歌的历史一样悠久，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殷商时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记史的散文。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的三五百字，记录贵族事功、诉讼原委或赏赐情由等，内容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可以看作是古代散文的雏形。
（二）第一部散文集《尚书》
殷商甲骨文的某些卜辞已可算作片段的散文，成篇的散文可以追溯到《尚书》，它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尚书》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上代之书，它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书中文章的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少数篇章还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
（三）先秦的历史散文
到了周朝，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以后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被称为历史散文，主要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是用历史事实来解释《春秋》的著作，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共18万字，记载了春秋240年间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占卜之事。《左传》叙事富于戏剧性，情节紧凑，语言精练，富于形象。例如《郑伯克段于鄢》前边写母子冲突、兄弟火并，闹得腥风血雨，于是母子誓不相见；后边又写在颍考叔的导演下“阙地及泉”，母子“隧而相见”。文章情节曲折，波澜迭起，人物形象生动，个性鲜明。《左传》尤其擅长战争描写，它不仅把纷繁复杂的战争有条理地叙述出来，并且从大处着眼，通过人物对话，写出战争的性质、决定胜败的因素等内容。《曹刿论战》和《秦晋崤之战》等篇，都写得非常出色。《左传》的艺术成就受到后世的高度推崇，被推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初步成熟。
《国语》是国别史，是各国史料的汇编，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诸侯各国之事，记言多于记事，所记大多为当时较有远见的开明贵族的话。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远不及《左传》，但也有很多精彩的部分。如《越语》中关于勾践发愤图强、雪耻报仇的记叙，《晋语》关于晋献公杀子和重耳出走的描写都很有吸引力，骊姬谗害太子申生，特别是夜半而泣的话，多出于想象，从史学角度看是不可靠的，但反过来可见其文学性。
《战国策》同《国语》一样，也是分国记事，主要记录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的谋略和辞说，以记言为主。书中刻画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如苏秦、张仪、冯谖、鲁仲连等，莫不情态毕现。其中有不少出于虚构想象的文学性描写，如苏秦夜读引锥自刺时的慨叹之语，邹忌见徐公时的心理描写，显然出于揣想或传闻。书中的纵横家辩士还擅长运用寓言进行说理、论证，如狐假虎威、画蛇添足等成语故事，都出自《战国策》。《战国策》铺张扬厉、议论纵横、文辞瑰丽，是战国纵横捭阖的时代特征的体现，后代的赋和一些议论文都受其影响。
《左传》和《战国策》对后世的散文家有着深刻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曾经大量采用这两书的材料，并汲取了它们的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汉代贾谊、晁错等人的政论文章，其雄辩风格得之于这两部书的也很多。历代史书的编撰，以至唐宋散文家的记叙文，在语言和表现方法上也都受其影响。
（四）先秦的诸子哲理散文
春秋战国之交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百家竞作，九流并起”，各种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产生了诸子散文。这些思想家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记载他们言论的书流传到现在的有《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诸子的著作各具风采，促进了说理散文的发展。
《论语》和《孟子》是儒家诠释“仁”的著作。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论语》的风格是语言精练简洁，含义深远，其中许多形象化的语言往往包含着深远的社会和道德意义。例如，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既是对松柏的礼赞，又是对一种坚强人格的称颂，形象与哲理交融在一起。
《孟子》是孟轲晚年和弟子们一起编纂的，属于对话式论辩著作。其言辞雄辩，用语警辟，比喻精当，说理透辟。孟子讲究养气，文章有充沛的气势，又往往曲折生姿，富有幽默感。《孟子·梁惠王上》说：“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咄咄逼人，让人感到其锋芒气势不可抵挡。但他的《齐人有一妻一妾》却非常幽默，富有戏剧性，充分揭露了齐人的可鄙可悲可笑，具有深刻的讽刺意味。《孟子》议论透彻，深入浅出，气盛言宜，对后代散文特别是唐宋散文影响很大。
《墨子》是记载墨翟言论和墨家学派思想资料的总集，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墨子》语言质朴，有很强的逻辑性，善于运用具体事例来说明道理，又经常从具体问题的争论中作出概括性的总结。例如，《非攻》篇中说：“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以下又从盗窃别人鸡狗说到侵略他人国家，指出这些行为的本质都是“亏人自利”的不义之举。这样由小及大，层层推进，既是演说，又是比喻，论证明白而严谨。
《庄子》亦称《华南经》，道家经典之一，是庄周及其学派的论文汇编，代表道家庄周“无为而治”的主张。《庄子》在诸子中独具魅力，作者具有奇幻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善用民间寓言，长于譬喻，使文章富于文学趣味。《庄子》寓言丰富，很多出自作者自创。这些寓言也不是简单的比喻，而是有着奇幻斑斓的色彩。例如写河伯看到“秋水将至，百川灌河”的景象，便“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当他来到北海，看到大海的浩瀚天际，这才感到天外有天，自己的沾沾自喜是可笑的。接着通过与河伯的对话，又道出宇宙之大，大海在其中也是渺小的道理，既是寓言，又有壮阔的景物描写，充满浪漫主义色彩。还有，写诸侯间的战争时说：有两个国家，一个建在蜗牛的左角，一个建在蜗牛的右角，“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可返”，像这样的奇幻的想象，在《庄子》中还有很多。
《韩非子》是韩非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代表法家“因时制宜”的主张。韩非散文结构严谨，注重论述，且论证切中要害，说理精辟深刻。在先秦诸子中，韩非子的分析力最强。有一篇写亡国的理由，竟写了47条之多。他的文章中也大量引用寓言故事和历史知识，我们今天还在运用的成语，如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都出自《韩非子》。
《荀子》是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的言论汇编，代表荀况的学说，旨在总结当时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自己的学术思想，反映唯物主义自然观、认识论思想以及荀况的伦理、政治和经济思想。《荀子》长于运用比喻、排比等众多修辞手法，说理透彻，气势浑厚，语言质朴，句法简练绵密，“文貌情用，相为内外表里”。《荀子·大略》通篇充满节奏感、韵律感，情与智两相呼应，善与美相得益彰，读来酣畅淋漓、欲罢不能。随手拈取众多古今人物事例穿插文中，显示出作者厚重的知识积累，不仅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也增加了文章的生动性、可读性。
《吕氏春秋》是秦国丞相吕不韦门客的集体创作。它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兼有儒、道、墨、法、农诸家学说。书中保留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逸事，是一种系统化的、集合许多单篇的说理文，层层深入，最见条理。和诸子散文一样，它往往以寓言故事为譬喻，文章富于形象性。
先秦诸子的说理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两汉散文
两汉时代，散文进一步发展。汉代散文可分为政论文、史传文、赋三类。
（一）汉代政论文
汉初，政论散文有所发展，代表作家为贾谊。
贾谊是西汉初年杰出的文学家，其散文善用比喻，语言富于形象性。
除贾谊外，汉初还有不少散文家，他们的文章大多或论秦之得失，或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其中以晁错和邹阳成就较高。晁错以主张募民备塞的《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两篇散文最为著名。
（二）汉代史传文
汉代史传文作家，西汉有司马迁，东汉有班固。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王朝迫切需要总结古代文化，给予大一统的统治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司马迁的《史记》应运而生。《史记》是一部史学著作，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通史，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再现了丰富复杂的历史画面；《史记》也是一部文学著作，其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代表了两汉散文的最高成就，它的出现将先秦历史散文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为我们创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风采各异的艺术形象。《史记》中所写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司马迁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通过具体历史事件和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鲜明地凸现出来。对于重要历史人物还采取多维透视和旁见侧出的写法，表现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受到思想上的启迪。《史记》这些人物传记在结构上也极具匠心，有的是一条主线贯穿许多事件，形成单线发展、峰峦起伏状态，有的则是并列结构和网式结构。《史记》的人物描写和文章结构艺术，不仅对后代传记文，而且对小说创作也有极大的影响。
司马迁是语言艺术巨匠，他的语言精确，善于描摹客观事物。司马迁不喜欢用对偶句，常常避免对称的句法，文气流畅疏朗，曲折自如，有时还具有鲜明的节奏感和气势。这为唐宋古文运动所提倡的单行奇句文学语言提供了范本，特别是他行文的节奏感和气势，对韩愈以至桐城派写文章讲究文气极有启发。
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散文著作，班固的《汉书》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汉书》的成就不如《史记》，但在史传文学的发展上仍然有贡献。班固笔法精密，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也有不少优秀篇章。
（三）汉代赋
汉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赋”。赋的名称始于战国赵人荀况的《赋篇》，到后代形成了特定的体制。赋以铺叙、描写较多为其特色，讲究文采、韵节，兼具诗歌和散文的双重性质。接近于散文的称“文赋”，接近于骈文的称“骈赋”。
汉赋以铺叙事物见长，继承了《楚辞》一些形式上的特点，更多地采用散文手法，因其篇章宏大，后世称为“大赋”。大赋是针对东汉以后抒情为主的“小赋”而言。大赋大都以问答为骨架，铺陈名物、排比辞藻、好用古文奇字和双声叠韵词，铺陈多用整齐对称的韵语，叙述多用散文句。枚乘的《七发》是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其他代表作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扬雄的《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
枚乘的《七发》假托楚太子因安居深宫、纵欲享乐而导致卧病不起，“吴客”探病，以七事启发之。篇中对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进行了描写，对田猎、观涛的描写尤为出色。
司马相如是西汉最有代表性的赋家，他的《子虚赋》、《上林赋》两赋，虚构楚国使者子虚向齐国之臣乌有先生夸耀楚国的云梦和楚王游猎盛况，乌有先生不服，夸耀齐国山海之大以压倒对方。代表天子的亡是公又铺陈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游猎的盛举，表明诸侯不能与天子相提并论。最后说了一番要提倡节俭的道理。作者借写游猎场面，把山海河泽、宫殿苑囿、林木鸟兽、土地物产、音乐歌舞、服饰器物、骑射酒宴一一包举在内，用极度夸张的笔法，描写出一个无限广阔的巨大空间，呈现出文学中前所未见的宏伟壮阔的气势。这实际上是西汉时期繁荣强盛、统治阶级自豪和骄傲心理在文学上的反映。
西汉后期最著名的赋家是扬雄。《甘泉赋》、《河东赋》、《长杨赋》、《羽猎赋》四赋是他的代表作，模拟司马相如，而仍能具有《子虚赋》、《上林赋》二赋的规模气魄。
从扬雄开始到东汉，辞赋中出现了新的题材，即京都赋。代表作是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还有后来西晋时左思的《三都赋》。东汉初期，出现定都洛阳还是返都长安的争议。班固写《两都赋》，比较洛阳与长安作首都的优劣。它以都市为中心，更为广泛地反映了山水、城市、宫殿、街道、商业、服饰、人物、鸟兽、草木等情况，它模仿司马相如和扬雄，但真实的成分增加，虚夸的成分减少了。张衡的《二京赋》，模仿班固的《两都赋》，对世俗生活和有关人物，如都市商贾、侠士、辩士的活动，以及杂技表演等有具体的描写。
东汉中后期，传统的大赋缺少创新，小赋兴起。这些小赋以抒情为中心，往往带有尖锐的批判性。代表作有张衡的《归田赋》、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祢衡的《鹦鹉赋》。这些赋短小精悍，不再是主客对话的形式，而是作者的直接描写，这种转变为魏晋以后的辞赋奠定了基础。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散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散文衰落。
魏代的散文向清峻通脱的方向发展。曹操的文章不受陈规的约束，说话直截了当。曹丕的《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语言婉转、感情真挚，呈现这一时期文章的文情并茂特色。魏晋之交，嵇康、阮籍愤世嫉俗。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放言无惮，倾泻自己的真实感情，辞锋锐利，风调峻切。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对虚伪的礼法制度予以激烈的批判，同时在幻想中追求绝对自由，也是颇见性情的名作。
东晋初年王羲之的文风，疏爽自然，情味隽永。《兰亭集序》俯仰古今，怅触万端，叙事抒情，令人遐思无尽。东晋末年的陶渊明发展了这种文风，他的《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十多篇散文都很出色。《桃花源记》描写了一个和平、宁静、幸福、淳朴的理想世界。《五柳先生传》为自己留下了一篇神情毕现的传记。他的文章朴素中见绮丽，简洁中见丰富，言浅意深，富有启示性。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载晋代士大夫的言谈轶事，语言精练含蓄，隽永传神。“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它是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的先驱，对后代的笔记和小品文影响很大。北朝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也具有较高的文学性。《水经注》描写山川景物丰富多样，或用白描，或施彩笔，都能简洁生动地写出山川的特色。唐代柳宗元、宋代苏轼等人的山水游记受其影响。《洛阳伽蓝记》善于用简短的文字叙述故事和人物。《颜氏家训》用儒家思想教训子弟，往往插叙作者亲身见闻，风格平易亲切。
四、唐代散文
初唐承六朝和隋之后，骈体文盛行的局面没有多大改变，骈体文在形式上的过分束缚，使文章的抒情、叙事、说理等多种功能受到很大的限制，从政教需要的角度来看，骈文更是显得不切实用。因此要求遏制骈文、改革文体，也一直在酝酿之中。
中唐时期，各方面社会矛盾尖锐，危机深重，一些士大夫迫切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与此相伴的是复兴儒学成为强大思潮。韩愈大力反对浮华的骈俪文，提倡作古文，一时从者甚众，后又得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创作业绩大增，影响更大，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文学史上称其为“古文运动”。以韩柳为首的古文运动的胜利，树立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大大提高了散文抒情、叙事、议论、讽刺的艺术功能。
韩愈写散文，论说、记叙、抒情，各体擅长。《师说》文字精练，文气充沛，对比手法的运用与种种生动形象的描写，大大增强了说理的鲜明性与感染力。《进学解》、《送穷文》采用对话问答体，嬉笑怒骂，怪怪奇奇，赋的铺排和骈偶杂用显得新颖奇妙，谐趣横生。《杂说四》托物寓意，构思精巧，形式活泼，寄慨遥深。《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盘旋曲折，一唱三叹。前者揭露争名逐利之徒和官场的丑态，入木三分；后者于送董生赴河北之时，语重心长地表达挽留劝诫的情意，有欲擒故纵之妙。《张中丞传后序》记叙张巡、许远、南霁云等死守睢阳、英勇抗敌的故事，绘声绘色，可歌可泣，是对司马迁传记文的发展。《祭十二郎文》结合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反复抒写悼念亡侄的悲痛，于琐杂的叙事中见呜咽哽塞之情，如长歌当哭，动人哀感。
韩愈是司马迁之后又一语言巨匠，他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善于吸收提炼当代口语成为文学语言，词汇丰富，绝少陈词滥调，句式结构也灵活多变。韩愈新创的许多精练词语，至今还经常为人们使用，如“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进学解》），“面目可憎”、“垂头丧气”（《送穷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原道》），“不平则鸣”、“杂乱无章”（《送孟东野序》），“俯首贴耳，摇尾乞怜”（《应科目与时人书》）等。
韩愈的散文闳中肆外，戛戛独创。总体风貌雄健深厚、气势磅礴、汪洋纵恣、曲折自如。苏洵说他的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上欧阳内翰书》）。相对于韩文的阔大雄肆，柳宗元的文章析理透辟，清隽卓绝，以精密见长。韩愈对自己的文才十分自负，但对柳文却给予高度赞扬，说他“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迁）”（《为鄂州李大夫祭柳员外文》）。柳宗元思想深刻，对人民富有同情心。长篇论文《封建论》以充沛的气势、强有力的逻辑、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郡县制比封建制优越，严厉抨击藩镇割据局面和世袭制，批判由此而产生的“不肖居上，贤者居下”的不合理现象。柳宗元的传记文在选取人物和材料方面极具匠心。《捕蛇者说》借捕蛇者蒋氏一家三代的遭遇，写出赋税之毒有甚于毒蛇。《童区寄传》写被劫持的区寄杀死两个豪贼的传奇故事，赞扬区寄的机智勇敢，谴责中唐南方边远地区抢掠儿童、贩卖人口的恶习。《段太尉逸事状》取自真人真事，描写生动，剪裁精当，突出了段秀实的高贵品质，揭露了贵族、军阀的罪恶。柳宗元的寓言讽刺小品笔锋犀利，语简意深，风格沉郁严峻。他善于体察物性，抓住特征，加以想象夸张，创造生动而有寓意的形象。《三戒》借麋、驴、鼠的故事，讽刺这些“不知推己之本”的愚蠢动物，而他所刻画的人情世态与所含的人生哲理，却能给人多方面警示。《蝂传》写善负小虫：“行遇物，辄持取，其首负之……物因积不散，卒踬仆不能起……。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借小虫寓人，矛头直指“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智若小虫的贪得无厌之辈。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清新秀美，富于诗情画意。代表作《永州八记》将写景抒情融合为一，借山水之乐排遣内心的抑郁。其中《小石潭记》写水、写石、写鱼、写树，无论动态或静态，都精美异常。他以精细的观察、精确的词语，把山水写得各具形态、栩栩如生。写山坡上的石头“突怒偃蹇负土而出……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钴潭西小丘记》）写山谷的风是：“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荡葳蕤，与时推移。”（《袁家渴记》）同样写潭，钴潭水是动态的，“奔注”之水碰上山石，“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钴潭记》）而小石潭则是静态的，并且通过鱼“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小石潭记》），表现水的静和清。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继承《水经注》的成就又有所发展，为游记散文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晚唐时期，时局动荡，随后是五代十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割据分裂。韩愈、柳宗元等中唐一批散文作家去世后，古文创作缺乏有力的后继者，以李商隐为代表的骈体文仍然居优势。
五、宋代散文
宋初，宋真宗时一批馆阁词臣专门仿效李商隐律诗和四六体骈文，形成风靡一时的西昆体。另外，在宋仁宗统治的前期，在太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反对西昆体而自身却又险怪艰涩的太学体，针对这种现象，欧阳修在北宋中叶再度发起古文运动。当时边患严重，社会矛盾加深，需要有古文为政治革新服务，而欧阳修本人既有文才，又有很高的政治地位，足以领导这场运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规定应试者一定要以古文来写文章，对文风险怪的士子，坚决予以排抑，事后虽遭到一些人的围攻，但他坚持到底，毫不妥协，使太学体终于销声匿迹。欧阳修以他文坛盟主的地位，奖掖后进，很快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包括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在内的文学集团，于是一度中断的韩柳古文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宋代散文平易自然，流畅宛转，比唐文更宜于说理、叙事和抒情，更实用。唐文奇特，结构上纵横开阖，波澜起伏，词语上也追求新奇；宋文从容，曲折舒缓，不露锋芒，语言则以明白如话见长。
欧阳修是宋代散文文风的创立者，他提倡学习韩文，但不是机械模仿。他取法韩文文从字顺的一面，对其奇险的一面弃而不取。韩文重气势，欧文重风神，韩文雄放，欧文绵邈，有跌宕唱叹的韵致。欧阳修的议论文有为而发，有感而作，《朋党论》引用大量历史事实，又连用排比，增加了说理的气势；《与高司谏书》，言辞锋利，甚至出之以嬉笑怒骂。两文都是古文的实际功用与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五代史·伶官传序》、《五代史·宦者传论》等序论文吊古伤今，感慨遥深，每段都以“呜呼”二字开头，南宋李涂说：“此老文字，遇感慨处便精神。”（《文章精义》）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前者于描写风景之后忽然插入“五代干戈之际”一段，感慨无穷，风神卓绝；后者从写醉翁亭的环境位置一直到山中四季景物的描写，忽而山，忽而亭，忽而醉翁，忽而游人，信笔所至，而一齐归结到太守之乐上，表现作者“与民同乐”的情怀，使抒情写景融成一体，文中用了大量的骈偶句，有似散非散的情趣；又都用说明句，以21个“也”字结尾，造成一唱三叹的吟咏句调，宜于朗诵。欧阳修对骈体文的艺术性并不一概否定。《醉翁亭记》散中带骈、骈散相间，有似骈非骈的情趣。骈体赋在唐代已有转散的趋势，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虽注意铺陈，但全无堆砌，已可算是一种新文赋。欧阳修则进一步推进骈散结合，确立新体文赋，他的《秋声赋》既部分保留了骈赋的铺陈排比、骈词偶句及设为问答的形式，又活泼流动，呈现散体的格调。其描写秋声秋气，充满着凛冽肃杀之气，是一篇具有浓厚诗意的散文。而到了苏轼写作前、后《赤壁赋》，则更把散文赋的艺术推向顶峰。
继欧阳修之后领导宋代古文运动取得完全胜利的是苏轼，他的创作代表了宋代散文的最高成就。苏轼的散文豪放自然，多姿多彩。他的议论文吸收《战国策》、《孟子》、《庄子》以及贾谊等人的长处，明晰透辟，雄辩滔滔，气势纵横，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南宋的叶适称之为“古今议论之杰”（《习学记言序目》卷五十），但他写得更为精美的是游记、杂记、随笔、赋等类文章，涉笔成趣，姿态横生。他自己曾说：“某生平所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何薳《春渚纪闻》卷六）又说：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他的写作手法比前人更为自由，把抒情、状物、写景、说理、叙事等多种成分糅合起来，随自己的情感思绪信笔写去，结构似乎松散，却于漫不经心中贯穿了意脉。如《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似乎全无结构，实际上每一层都围绕对文与可的追怀展开，有其内在联系。《石钟山记》先是就命名缘由提出怀疑，而后自然转入游览探察过程，最后引出“事不目见耳闻”则不可“臆断其有无”的议论，气脉在叙事、写景、议论之间从容流贯，不见人工安排的痕迹。他的亭台记如《超然亭记》、《放鹤亭记》、《凌虚台记》、《喜雨亭记》也都是描写、叙述和议论错杂并用，而行文随意变化，曲折自如。苏轼写得最为自由洒脱的是杂记、随笔之类的短文，《记承天寺夜游》全文80余字，意境超然，韵味隽永，富有诗意。这类作品已是晚明小品的滥觞。苏轼的赋，也是下笔有行云流水之妙，《赤壁赋》在自夜及晨的时间流动、游览过程与情绪变化过程中，把写景、诵诗、问答、议论水乳交融地汇为一体，摆脱了赋体的拘束，流转自如，堪称优美的散文诗。苏轼驾驭语言的能力极强，重视通过捕捉意象和声音、色彩等因素的组合，构成意境，传达自己的感受，词语新鲜，句式则骈散兼用，长短错落。写同一处的夜景，《赤壁赋》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字字秋色；《后赤壁赋》是“霜露既降，木叶尽脱”，“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句句冬景。对照阅读，极能见出苏轼运用语言和抒情写景的艺术才能。
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六家，除欧阳修、苏轼外，曾巩的文章委曲周详，完整严谨；王安石的文章识见高超，挺拔劲峭；苏洵的文章纵横驰骤；苏辙的文章汪洋澹泊。他们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各有名篇。苏洵的《六国论》、曾巩的《墨池记》、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都一直为人传诵。
唐宋的散文是在先秦两汉散文和六朝散文基础上的发展和提高，各类文章丰富多彩，艺术水平也超越前代。八大家的散文成为元明清三代学习的楷模。
另外，北宋的历史文学家司马光编有一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它除具有史学价值外，还具有文学价值。
南宋散文家在北宋诸位大家影响下，创作了一部分上书言事的政论文，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胡铨、陈亮、叶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古文运动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实用，南宋时大量出现的笔记杂文便是一个明证。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明清的《挥尘录》是笔记杂文中的佳作，此外，朱熹的散文长于说理，造诣匪浅。
六、元明清三代散文
元明清三代，戏曲、小说兴盛起来，而诗文等封建社会正统文学的成就已不能和唐宋相比。元代散文园地寂寞，缺少名家和名篇。明、清两代，实行文化专制，妨碍文化的发展。两代用于科举考试的八股文，是骈文的别支，题目主要摘自“四书”，所论内容也要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形式死板，严重束缚作者的创作自由，给文学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至于一般的散文，有正宗的古文，也有稍稍偏离正宗的以晚明小品文为代表的各类杂文。
明代开国之初的刘基、宋濂是当时散文的主要作家。刘基的散文以短篇寓言著称，《卖柑者言》讽刺元末官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郁离子》中《楚有养狙以为生者》一章，指出以“术”欺民者必败。宋濂的散文简练典雅，《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真实动人。《秦士录》抓住人物外貌特征与一二件典例事例，寥寥数笔，刻画出一位英武勇猛的壮士形象。
明中叶以后，针对程朱理学、八股文的束缚，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发起“复古运动”，倡导文必秦汉。他们在对扫荡八股文风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又走上了盲目模拟古人的路子。后来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复古运动，又再一次重复了他们的错误。
介于前后“七子”之间的“唐宋派”，代表作家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他们反对复古派，主张继承唐宋古文传统，其中归有光的成就较高。他善于借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平凡琐事，状情摹态，细心刻画，寄寓作者的真实感受，富有感情色彩，读来真切生动，回味无穷。《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都极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气息。
明代晚期，资本主义萌芽阶段新的社会思潮反映到了文学领域，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提出“性灵说”，他们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主张文学应真实地表现人的个性化情感与欲望，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公安派的散文创作特点是：冲破传统古文的陈规旧律，自然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
继公安派之后，有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其主张与公安派接近。他们的作品多描写文人日常生活情景，表现当时的生活风尚与情调，形成了个人化、生活化与写实求真的创作特征。
公安派与竟陵派革新的直接产物是晚明大量出现的小品散文，这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文章的体制短小精练，风格轻灵隽永，反映了晚明时期文人文学趣味的变化。张岱是小品散文作者中比较有成就的作家，他的小品散文题材较广，山水名胜、风俗世情、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具等都可以入文。他的散文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广览简取，代表作《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富有浓郁的诗意和独特的游赏趣味，个人化、生活化的情调很突出。
明末清初，民族矛盾尖锐，爱国主义思想在诗文中有突出表现，顾炎武、归庄、屈大均、侯方域、魏禧、邵长衡等都是重要作家。归庄的《送顾宁人北游序》、侯方域的《李姬传》、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姜宸英的《奇零草序》、邵长衡的《阎典史传》、全祖望的《梅花岭记》都写得非常动人。
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兴起的桐城派是一个著名的散文流派，由安徽桐城人方苞开创，同乡刘大櫆、姚鼐等继承发展。方苞继承归有光的传统，提出“义法”主张，并使之成为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论；刘大櫆讲“神”、“气”、“音节”；姚鼐讲“义理”、“考据”、“文章”，还对我国古代散文文体加以总结，分为13类，包括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说、箴铭、颂赞、辞赋、哀奠。写作上主张通过明代归有光等“唐宋派”上溯唐宋八大家，乃至秦汉散文，内容上鼓吹封建正统观念，形式上企图建立一套规范。桐城派古文作品选材用语只重阐明立意，而不期堆砌材料，因而文章一般简洁自然，但缺乏生气。代表作品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方苞的文章剪裁干净，文辞简洁，能写出人物的特点。他的《狱中杂记》揭露清代所谓太平盛世时狱中种种奸弊、污秽、酷虐情景，实乃人间地狱，为唐宋以来古文家笔下所罕见；《左忠毅公逸事》笔简语洁，描绘左光斗的凛然正气，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姚鼐的古文以韵味取胜，偏于阴柔，《登泰山记》写日出一段刻画生动，颇有文采；《游媚笔泉记》雅洁清畅而富有声色。
清代中期，与桐城派异趣的散文家有袁枚、郑燮、沈复等。桐城派的“义法”限制了散文的活力。袁枚等人以才运笔，抒发性灵。他们的不少文章具有小品文的风采，感情真挚，生动清新，表现抒张人情和显现个性的努力。
鸦片战争前后，资产阶级文化启蒙思想逐渐发展，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直接继承和发扬先秦诸子散文无所拘忌的创造精神，突破一般记事和议论模式，自由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与情感，开创了经世散文的新风，标志着清代散文的转折。他的《病梅馆记》以梅为喻，表现了反对摧残自然生机、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
到了晚清，康有为、梁启超鼓吹变法维新，对桐城派古文所宣传的封建正宗思想无疑是有力的冲击。梁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又创立了“新文体”，他的新文体散文比传统古文语言通俗，条理明畅，不避俚语俗言，并吸收外国语法，大胆地抒写新见解，笔锋常带感情，有极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少年中国说》是一篇代表性的作品。梁启超的文章几乎影响了一代人，是“五四”时期“文体改革的先导”。而其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以更加彻底的革命精神和创新精神，一方面彻底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文化思想，另一方面提倡白话文，自康熙年间一直影响到清末的桐城派及其旁支余脉终于消歇，而散文创作也就进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历史时期。
七、现代散文
伴随着对封建主义文学和文言文的批判，最早的一批现代新文学作品诞生了，议论性散文便是其中之一，它是现代散文的源头。
新文学诞生的初期，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议论散文影响最大的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他们的作品以随感录为主要形式，内容包罗广泛，重点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上。鲁迅是写作议论散文成就最高的作家。
诞生期的议论散文担任了反封建的先锋，它所议论的对象紧贴生活，具体而且细微；它的形式自由，可长可短；它的语言可刚烈悲壮，也可幽默讽喻。
议论散文之后，记叙性散文、小品文也相继问世，现代散文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发展期的散文风格各异、样式不一，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就形式而言，有记叙、写景、抒怀、言志、评述；风格上形成了鲁迅的峻冷峭拔，周作人的平和冲淡，朱自清、冰心等的清新雅致，郭沫若、郁达夫等的豪迈挥洒，叶圣陶、许地山的朴素平直，徐志摩的浓艳绚丽等。
语丝社周作人是小品文的开拓者之一，代表作《故乡的野菜》、《乌篷船》、《菱角》、《夏之梦》等多以小题材为描述对象，笔调从容、闲逸，于趣味性、知识性中潜移默化地培育着对生活的热爱。他的议论性散文在当时也占有重要地位。与周作人艺术风格相近的是同为语丝社的林语堂。他的代表作《翦拂集》着力讽刺时弊，批判传统的中庸哲学，强调与旧世界的斗争。俞平伯的《杂拌儿》、《燕知草》等集子也带有与周作人类似的雅致，但同时又多了些晦涩的味道。
郭沫若与郁达夫同属奔放潇洒一派。郭沫若的散文诗集《小品六章》文笔精美，语言雕饰，设景味道深长；郁达夫的游记散文中《屐痕处处》和《钓台的春昼》是代表他风格的作品，尤其是后一篇，写出了富春江秀丽的景色，于凭古怀悼之间抒发了对现实的愤懑之情。
何其芳的抒情散文在20世纪30年代别有风姿，被称为“诗人的散文”。作为现代派诗人，他将现代派的一些诗歌创作方法渗入散文创作，以达抒写情感之目的，代表作为《画梦录》。何其芳散文的语言同他的诗一样，精雕细琢，有很强的可感性。
记叙性散文中，李广田记人的篇章很有代表性。他笔下的人物描写没有故事情节，只截取一些生活片断，加以抒情的寥寥几笔，以达传神之效。
抗日战争爆发，尤其是皖南事变之后，富有战斗性的杂文发出时代的最强音。郭沫若的《新缪斯九神礼赞》、《斥反动文艺》等文成为国统区思想战线、文化战线的重要文献；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表现了一个坚强的民主战士面对手枪的英勇气概；冯雪峰的杂文侧重于人的心灵剖析，表现出较强的理论力量；聂绀弩的杂文在艺术上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他善用令人兴趣盎然的古代故事巧妙抨击现实。此外，丰子恺、林默涵等许多作家也都写了大量杂文。
记叙与抒情相结合的散文在国统区成绩突出。茅盾的《白杨礼赞》、《风景谈》，巴金的《废园外》、《灯》、《龙》都是名篇，沈从文的《湘西散记》是记叙自然与人文状况的美文。
八、当代散文
新中国成立初期，作家和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业余作者们，运用散文自觉地高唱反映新时代、新人物、新事物、新风貌的赞歌。因为作者队伍庞大，所以反映的生活面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宽广程度。作品所呈现出的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巴金的热烈凝重、冰心的细腻柔婉、靳以的热情澎湃、刘白羽的激越高亢、华山的幽默气派，风格虽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以真实纯朴的感情涂抹着新生活的绚丽色彩。
这时期散文创作的一大特色是，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两项内容交相辉映。抗美援朝题材的作品影响较大的是：刘白羽的《朝鲜在战斗中前进》、靳以的《祖国——我的母亲》、菡子的《和平博物馆》、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等；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名篇有：柳青的《1955年在皇甫村》、秦兆阳的《王永淮》、沙汀的《卢家秀》、靳以的《到佛子岭去》、华山的《童话的时代》、李若冰的《在柴达木盆地》、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杨朔的《石油城》等。
形式多样也是本时期散文创作的收获之一。游记、小品、随笔和杂文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它们在新时代的作用，不少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游记有贺敬之的《重回延安——母亲的怀抱》，方纪的《歌声与笛声》，杨朔的《香山红叶》，碧野的《天山景物记》，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茅盾的《斯德哥尔摩杂记》，峻青的《欧行书简》等；随笔有菡子的《小牛秧子》，何为的《两姊妹》；杂文有茅盾的《剥落蒙面强盗们的嘴脸》，巴人的《况钟的笔》，任晦的《“废名论”存疑》以及马铁丁的《思想杂谈》等。
虽然本时期散文创作收获丰厚，但从整个文学领域来看，散文相比其他文学体裁受重视程度不够，尤其杂文显得更为薄弱。另外，有时由于受到不正常政治生活的影响，整个文艺界普遍存在着不敢大胆揭露现实矛盾冲突的现象，散文创作也不例外。
1957年以后，散文创作受到各界重视，作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超过了上一时期，名家俊作竞相涌现。老作家叶圣陶发表的《记金华的两个岩洞》是继《游了三个湖》之后又一篇耐看的游记作品；冰心的《樱花赞》和巴金的《从镰仓带回的照片》是两支国际主义友情的赞歌；吴伯箫的《歌声》、《记一辆纺车》是对延安艰苦岁月的追忆；方纪的《挥手之间》记录了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伟人毛泽东从容不迫的风采；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咏物抒怀，意味深长；碧野的《雪路云程》、《武当山记》在葱山丽水、雪路云程之间洋溢着浓情画意；陈残云的《珠江岸边》、《沙田水秀》描绘了珠江岸边人民的变化；于敏的《西湖即景》、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将人带入迷蒙的画境，诗意盎然；翦伯赞的《内蒙访古》以历史学家丰厚的文化底蕴将游记散文写得充实而辞采飞扬；沈从文的《新湘行记》中一如往日的山水焕发出了新生活的新气象；韩少华的《序曲》和徐开垒的《雕塑家传奇》是描写人物散文中的优秀篇章。此外，菡子的《黄山小记》、严阵的《牡丹园记》、冯牧的《沿着澜沧江的激流》、宗璞的《西湖漫笔》、峻青的《秋色赋》、李若冰的《祁连雪纷纷》都是游记和抒情散文中的上乘之作。
这一时期的散文园地进入成熟的收获期，冰心、巴金、叶圣陶等老作家以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更为可喜的是，以杨朔、刘白羽和秦牧为代表的中青年散文家日渐成熟，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杨朔的散文似轻风抚柳般清新优美、婉转动人，刘白羽的散文如同熔岩爆发般恣肆汪洋、炽热如火，秦牧的散文则将知识性、趣味性融合起来，如数家常、娓娓道来。其他的散文家也各具特色，个性鲜明，如碧野的明艳动人、陈残云的轻盈秀丽、邓拓的深刻犀利、吴伯箫的简练真诚、曹靖华的平易朴素、峻青的高远深阔、李若冰的豪迈冷峻、陶铸的坦率峭拔、菡子的温婉细腻、宗璞的娟雅清秀……家家都亮出了写作散文的真功夫。
“文化大革命”中，文化遭到浩劫，没有了文化，也就没有了散文。
“文化大革命”后，天开云霁，人们被压抑了十年的情感喷涌而出，在散文创作领域，首先汇成的是一曲哀婉的悼歌。这支歌以高亢的旋律、悲壮的色彩、朴素的风格，开拓了一代文风。
怀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散文有何为的《临江楼记》，毛岸青、邵华的《我爱韶山的红杜鹃》，刘白羽的《巍巍太行》，袁鹰的《飞》，张长的《泼水节的怀念》，菡子的《长江横渡》，薛明的《向党和人民的报告》，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等；追忆缅怀被迫害致死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其他民族精英的优秀作品有：丁宁悼念杨朔的《幽燕诗魂》，黄宗英悼念上官云珠的《星》，金山悼念戏剧家孙维世的《莫将血恨付秋风》，丁一岚的《忆邓拓》，荒煤的《忆何其芳》，巴金追念爱妻的《怀念萧珊》，楼适夷的《庸悼傅雪》和悼念柳青的《创业诗篇犹待续，千秋遗恨在人间》等。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是人们所熟悉和敬仰的，写的事迹都是鲜为人知的，作品所抒发的情感不仅感人肺腑，而且催人警醒，促人奋进。
新时期的散文，如同一只报春的燕子，灵巧、敏捷地最先带着时代的气息飞进人们的心里。改革开放后，全社会沸腾的生活首先在散文中得以体现。此外，反映生活各方面，如回顾个人经历和情怀、揭示生活哲理的散文亦重展笑颜，绽放光彩。这类作品中的优秀之作有丁玲记叙与丈夫的牛棚生活的《牛棚小品》，严阵追忆女教授高风亮节的《水仙》，张抗抗歌颂群众中蕴藉的无穷力量的《地下森林断想》，管桦和丁宁托物言志、寄托气节与向往的《竹》和《仙女开花》等。
游记散文也日渐繁荣，它们大多继承古典散文中寄情于景的传统手法，于一山一水中寄托自己的情怀。这当中，国际题材的作品风采独具，丁玲的《我看到的美国》、萧乾的《美国之行》、王蒙的《德美两国纪行》、穆青的《在斜塔下》、刘白羽的《一曲清清塞纳河》、韦君宜的《故国情》等都是鼎力之作。
进入世纪之交与21世纪之后，散文也出现了多样化、多极化的趋势。余秋雨、刘亮程、王充闾、王剑冰、周涛等人的散文，从历史入手，开始了时代与文化的反思，为民族、为思想浓墨重彩。以蒋光宇、高兴宇为代表的哲理散文家创作了一大批精美文章，散见于各类报刊，代表作有《毛竹气度》、《最困难时的人生至理》等。
同时，青春派散文家接过老一辈人的散文创作风骨，刘卫东的历史散文、韩晗的游记散文别有特色。
第三章 戏剧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