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源远流长，约在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诞生于印度，公元1世纪左右传入中国内地。由于传入各地的派别、时间、途径不同，加之民族文化及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形成了中国佛教的三大系列：汉语系的汉地佛教、藏语系的藏传佛教和巴利语系的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冲突和融合，日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佛教在汉地的流传、发展，在历史上出现了两次高潮：一是东晋南北朝时期（317—589）。在这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南北分立，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人心烦躁，而佛教在此时却获得了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一些佛学大师纷纷为世人提供解除苦难的方案，各种佛教学派如雨后春笋相继崛起。与此同时，寺院经济发达，石窟雕刻成风，寺塔遍布各地，信众急剧增多，汉地佛教获得了长足发展。二是隋唐时期（581—907）。在这三百多年里，国家政治统一，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宗教信仰自由，这种社会大环境推动了佛教走向鼎盛。此时佛教义学空前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众流共竞，波澜壮阔，蔚为壮观，气象万千。随着对外交通的不断开拓，隋唐佛教宗派又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宛如黄金纽带不断放出光彩。约在公元10世纪后半期形成的藏传佛教，提倡显密双修，具有鲜明的青藏高原地方文化特色，后来传入蒙古等地区，且流布其他国家。
在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历代佛门大师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影响乃至决定了中国佛教的思想面貌、民族特色、发展轨迹和历史命运。这些佛门龙象都是英才俊杰，他们殚精竭虑，不断探索解脱人生苦难之道。或者翻译佛典，传播教义；或者阐幽发微，弘扬佛理；或者习禅明律，潜心修持；或者维护法业，延续慧命。他们难解能解，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忍能忍，卓然成为表率的高士，一方的大德。其中尤为杰出者，更是开风气之先，或孤明先发，提倡新学说，振聋发聩，独步一时；或制定仪轨，改革制度，统一规范，推进修持；或创立学派，阐扬某一特定的学说，推动佛教义理的发展；或创造宗派，重新整合佛教义理，独自立说，组织僧团，奉行独特的修行方法，进而推动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他们以其创造性的思想、典范性的实践、历史性的贡献，成就为佛门大师，一代宗匠。
历史发展到今天，社会文明取得了巨大进步。然而，人类社会还存在着丑恶的现象、令人烦恼的问题和潜在的危机。如何使人类向善，让世界走向光明，仍然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一个十分紧迫而严峻的课题。在这方面，正确地吸取、继承佛教文化的优秀成分，并加以整合、弘扬，会有助于道德文明的建设，有助于人文精神的培育。
开发、总结佛教文化宝库是一项长期的、全面的系统工程，而其中一项基础性的工程就是对历代佛门大师进行个案研究，一一做出尽量冷静客观的评述，以便人们从中吸取设计人生、充实人生、安顿人生的有益借鉴。此外，通过系统整理历代佛门大师的思想和业绩，也有助于佛教在中国文化系统中的恰当定位，有助于今后编写出一部更加充实、生动、全面的中国佛教史，也为全面总结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做出学术性的贡献。
我们所称的佛门大师是指佛门四众中在某一领域开风气之先，在思想和实践两方面或其中一方面做出突出贡献，进而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具体包括：有佛教著作，在佛学领域有所开拓和创发者；对佛教典籍的翻译有重大贡献者；在佛教仪轨制度的制定、弟子的培养、禅律的修持、佛教的护持等方面有突出成就者；学派或宗派的奠基者、创立者和重要继承者。我们认为，佛门大师既有严格的内涵界定，又是相比较而言的。在中国历史上，佛门大师既非寥若晨星，也绝非比比皆是。本丛书依据上述标准决定入选传主的取舍，并以中国僧人为主。至于从西域和印度亲莅我国、居留多年且有重大贡献者，也将酌情收录。
为便于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的接受，本丛书力求具有可信的知识性、适当的通俗性和相应的可读性。丛书的内容着重叙述佛门大师的生平、业绩、著作、思想、贡献、影响、地位，多述少评，寓评于述，力求客观、准确、全面。传主各有特色，有的偏于理论建树，有的重于实际修持，有的高龄而终，有的英年早逝，有的传记史料丰富多彩，有的仅存片鳞只爪，等等，凡此都决定了丛书各分册在写作体例上的某些差异。
我们希望丛书各分册作者以中印两种文化交流和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演变为背景，从佛门大师文化品格的视角进行研究、撰写，以突现传主在中国佛教史和文化史上的文化品位和历史地位。这是一项较高的要求，难以一蹴而就，但各分册作者会执著地追求，努力给读者一个完整的、代表深刻佛教文化内涵的佛门大师形象。
为弘传佛教文化，借鉴吸收民族文化的精华，京华出版社决定出版“佛门大师评传丛书”，以表现中国佛教文化的兴盛景象和优良传统，这是很有胆识、很有眼光的举措，意义深远，值得赞扬与感谢。
[原载方立天：《法藏评传》（佛门大师评传丛书），北京，京华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