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言》（The Justice），1912年（民国元年）12月1日创刊，由“天津日界旭街十七号庸言报馆”出版。第一卷为半月刊，1914年改为月刊，同年6月停刊，共出两卷三十期。由梁启超主办，分“建言”、“专论”、“译述”、“艺林”、“佥载”、“时事”、“附录”等栏。创刊号载《馆员姓名录》，下注“续加入者以次公告”，录如下：
《庸言》发刊时，梁启超谓：
庸之义有三：一训常，言其无奇也；一训恒，言其不易也；一训用，言其适应也。振奇之论，未尝不可以骤耸天下之观听，而为道每不可久，且按诸实而多阂焉。天下事物，皆有原理、原则，其原理之体常不易，其用之演为原则也，则常以适应于外界为职志，不入乎其轨者，或以为深赜隐曲，而实则布帛菽粟、夫妇之愚可与知能者也。言之庞杂，至今极矣，而其去治理若愈远，毋亦于兹三义者有所未惬焉，则《庸言报》之所为作也。
以为“庸”，“言其无奇”、“言其不易”、“言其适应”。《易》：“庸言之信，庸行之谨”。《荀子·不苟》：“庸言必信之，庸行必谨之”。此刊取名《庸言》，“在浚牖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家之资格”。实际是在民国成立之初，设想利用报刊，宣传进步党的政治见解。
《庸言》创刊号“建言”中“通论”栏首发梁启超《国性论》，以为“国之有性，如人有性然。人性不同，乃如其面，虽极相近而终不能以相易也。失其本性，斯失其所以为人矣。惟国亦然，缘性之殊，乃各自为国以立于大地”，以为“国性可助长而不可创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弃也”，“全国离心力发动太剧，而向心力几不足以相维。夫使徒有离力而无向力，则星系散地球坠而世界或几乎息矣”，“及今匡救，犹可有为，过此以往，虽有善者，未如之何矣”。
同期“通论三”载梁启超《政策与政治机关》，以为“政策之良恶、之适否、之功拙，且当后论。其第一着当先问曾否已有可以实行此政策之主体，曾否已有可以实行此政策之机关”。其“先决问题”是“一曰人，二曰机关”。“吾谓一切政策，皆非今日所亟亟，而惟求所以建设此可以行诸政策之适当机关为最亟亟也。”什么机关呢？“有宪法上之机关，有行政上之机关。宪法上之机关，为一次的建设，其期成在国会议定宪法之时，直接负责者为将来之国会议员及各政党中坚人物。行政上之机关，为继续的建设，随时建设，随时期成，直接负责者为当时之政局官史。”当今“宪法上之机关未臻美善而又不能擅改”，“行政上之机关朽窳败坏，有可以立时改革者而未尝改革”。如果“人民与政府共明斯义，则导吾国以入于政治常轨，以进于可谈政策之时代，又岂难矣哉！”
与此同时，梁启超以为“近两月来之立法事业，当以省制问题为最重要”，撰《省制问题》。又将10月20日“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的演讲《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发表，说是“吾侪惟知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尽人有份，而绝非一部分人所得私”，并连续发表了《中国立国大方针》等文。他既批判袁世凯统治，也批判国民党，基本上反映了进步党的政见。这些文章和其他撰述发表后，曾引起一些人的责难，梁启超在《庸言》第一卷第六期刊登了《梁启超启事》：
一、启超所为文皆署姓名，文中辞义直接全负责任。
二、本报撰述诸君之文，皆经启超校阅，负附带之责任。
三、对于各种问题，撰述诸君各自由发表意见，或互有异同，或与启超有异同，原不为病，故一号中或并载两反对之说，或前后号互相辨难，著者各负责任。
四、启超除本报外，与一切日报、丛报皆无直接关系，故对于他报之主义、言论，毫不负责任。（缘国中多谣传某报某报为启超所办，故特声言。）
五、启超独立发表意见，虽最敬爱之师友，其言论行事，启超一切不负连带责任。
六、启超现在对于国中各团体尚无深切关系，无论何团体之言论行事，启超皆不负责任。
梁启超在《庸言》发刊不久，就发表上述启事，可见《庸言》在当时深具影响力。
今将梁启超在《庸言》发表的论文、演说列表如下：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一由上表可知，《庸言》亦有《合集》未收之佚篇。第一卷第十八期以后，就不见梁启超通论或专论。此后虽有“梁启超谈”“会议时主张”，但都系别人记录，不是梁启超手撰。
《庸言》也载梁启超诗篇，如《癸丑禊集诗》（第一卷第十期）、《双涛园读书》（第一卷第十一期）、《庚戌秋冬间，因若海纳交于赵尧生侍御，从问读古文辞，书讯往复，所以进之者良厚，顾羁海外迄未识面，为长谣，以寄遐忆》（第一卷第十二期）、《奉题南海先生所藏翁覃谿手写冯天岩墓志》（第一卷第十四期）、《感秋杂诗》（第一卷第十五期）、《自题所藏唐人写〈维摩诘经〉卷，为燉煌石室物罗瘿公见赠者》（第一卷第二十二期）、《甲寅上已抱存修禊南海子分韵得带字》（第二卷第五期），这些，《饮冰室合集》均收录，兹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