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报刊盛行，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政论、诗文、函电，每每在报刊上发表。这些诗文，有的收入结集，有的则被刊落，收入结集的又有增删。散佚或增删既有各种原因，结集的标准也每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我认为报刊所载，不但有利于撰期的查核，且每每针锋相对，有助于对作者思想演变的考查。
本文拟就戊戌、辛亥间主编报刊影响最大、历时最久的梁启超为例，论述人物结集和近代报刊的关系。
一
近代报刊，是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昌言改革、蔚然成风的。
《马关条约》签订后，面临瓜分危机，康有为除上书变法外，又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在上海创办《强学报》，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他的弟子梁启超更于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首载《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列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报刊发达，“有助于耳目喉舌，而起天下之废疾”。认为“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不了解世界形势，不闻问国内大事”，这是“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这是“有喉舌而无喉舌”。起“废疾”，助“耳目喉舌”，就要依靠报馆。报馆是“去塞求通”的开端。
梁启超认为“法”是“天下之公器”，“变”是“天下之公理”。“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骋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他的《变法通议》，也在《时务报》连载。当时“新学士子”，怵于民族危机的严重，看到梁启超“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梁启超的声名大著，《时务报》也就影响日广。数月之间，销行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不久，梁启超在澳门筹组《知新报》。政变后，流亡日本，又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以至《新小说》，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他主持报刊之多、时间之长、撰文之广，在近代史上可说是绝无仅有。这些诗文、函札，大都收入结集，但也有未曾收入结集，或各种结集互有不同，或收入时曾加增删。由报刊所载到收入结集，总有一段时间，有的结集他自己看过，有的却是他去世后别人辑编，那么，重编《梁启超全集》，这些情况就不容忽视，而从结集中也不难看出它增删、改易的各种缘由。
二
梁启超最早的结集是1902年何擎一（天柱）编的《饮冰室文集》，1903年由广智书局出版，辑录梁氏1896年至1902年在《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头几个月的论著，采用编年体，梁氏写了序言和《三十自述》。
1910年，广智书局重印此集，何擎一增订补编四卷，《凡例》谓“今辑癸卯、甲辰、乙巳、丙午四年之文为一集名曰补编”。
与此同时，广智书局又将《饮冰室文集》分类编辑，于1905年出版《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辑录梁氏早年著作，采取分类编辑，下系年月，分通论、政治、时局、宗教、教育、生计、学术、学说、历史、传记、地理、杂文、游记、谈丛、韵文、小说十六类，近二百万字。1916年，商务印书馆印行《饮冰室丛著》精装四册、平装二十册，收录1902年至1915年的学术专著，《新民说》、《德育鉴》、《墨子微》、《古传今义》、《国学蠡测》、《节本明儒学案》、《中国之武士道》、《西哲学说一脔》、《外史鳞爪》、《政闻时言》、《饮冰室自由书》、《新大陆游记》、《小说零简》，每书题字均“启超自署”。政论文有《政论时言》，亦达二百万字。
同年，中华书局出版《饮冰室文集》四十八册，《例言》称：“内先生（指梁启超）指示梗概，凡不惬意之作，以及兴到涉笔，无关宏旨者，悉从刊落。”“年代较远者，多付删汰。”分论说、记述（包括序跋、学案、史传等）、杂文（包括时评、杂评、书牍、谈丛等）等类，附录提案和演说词。大都是1902年至1915年间的政论和学术文章，与商务版《饮冰室丛著》各有所重。
1926年，梁廷燦重编《饮冰室文集》，凡八十册，中华书局出版，署“乙丑重编”。《序例》称：“叔父为文坊间所裒辑者，大抵以意增删，恐读者未得叔父为文之意，因取原稿重编。”凡五集：第一集为1898年以前作，第二集居日本时，即1898年冬至1911年作，第三集1912年至1918年作，第四集1919年至1925年作，第五集为附集，收题跋、诗词和小说等，内容较以前所编各集丰富，但也不齐全，如已经印行单行本的《德育鉴》、《国民浅训》、《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墨子校译》、《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陶渊明》等就未收入。
这些，都是在梁启超生前由其弟子或亲属所编，有的还有梁氏亲撰序言，应该是征得梁氏同意或经其寓目而出版的，至于坊间所印，则当别论。
梁氏病逝后，1932年，由其好友林志钧重编《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出版，包括文集十六册，四十五卷，专集二十四册，一百零三卷，合计四十册，一百四十八卷。《例言》谓：“本编以编年为主，搜集已印、未印诸作，分两大类：甲类文集，附诗词、题跋、寿序、祭文、墓志等；乙类专著。专著中又各自为类，而第其年次。前印文集，年次有疏舛者，亦均详为订正。”又说：“本书据初印旧本覆校，其有手稿者，则悉依原稿校正。专著各种，间有厘订之处。”过去出版的文集，除《饮冰室丛著》外，大都不收入专著，《饮冰室合集》不仅收录专著和已刊论文、诗词，还收入不少专刊文稿，约九百万字，是已出各书中最为丰富的合集。
《饮冰室合集》编辑时间只有两年多，比较匆促，收录也有遗漏，如发表在《知新报》上的《创办〈时务报〉源委》、与《民报》论战的《杂答某报》就未收录。在年代考订上也有疏漏；还有梁启超的大量函札，也未辑入。
至于坊间所刊《饮冰室文集》还有多种，如：《（壬辰）饮冰室文集》，1909年普新瑞记分局石印本；《梁启超文集》（即《康有为梁启超文集合刻》），1914年上海共和编译局石印本；《梁任公文集汇编》，1914年上海交通图书馆出版；《梁启超文钞》，1915年上海进步书局出版；《梁任公近著》（第一辑），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饮冰室全集》，1922年上海锦章图书馆出版；《重订分类饮冰室全集类编》，1924年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饮冰室全集》，1925年上海华成书局出版；《新式标点饮冰室全集》，1925年上海大通书局出版；《新编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1928年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饮冰室全集》，1935年上海文化进步社出版；《饮冰室集》，1935年上海中央书店出版；《饮冰室全集》，1936年上海荣记书店出版；还有《梁任公文选》、《梁任公文存》等。这些“全集”，大都掇拾梁氏已刊诸作，搜集既不完备，校勘又多错误，很少可取。
早在“壬寅（1902）十月”，梁启超为何擎一编的《饮冰室文集》所作序言中就说：
擎一编余数年来所为文将汇而布之，余曰：“……以吾数年来之思想，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每数月前之文，阅数月后读之，已自觉期期以为不可，况乃丙申、丁酉间之作，至今偶一检视，辄欲作呕，否亦汗流浃背矣。一二年后，视今日之文，亦当若是，乌可复以此戋戋者为梨枣劫也。”
经何擎一请求，梁氏“虽重违其言”，“自念最录此以比较思想之进退”。作为政论文章总是有着时代的烙印的。
梁启超不幸早逝，他在“病中，自谓吾年得至六十，当删定生平所为文，使稍稍当意，即以自寿”。自称如果自行编集，还“当删定生平所为文”。其实，他的思想虽“变化流转”，而当年“所为文”，却是当年思想的真实反映，想要全面评价梁氏的思想迹象，他当时在报刊上最初发表时的文篇，应当是真实和原始的素材。
根据上述，梁启超诗文、函札，“全集”既收录不全，即《饮冰室合集》也有遗漏。至于坊间所出，亦多“掇拾”已刊诸作，“以意增删”。因此，重编《梁启超全集》，就可采用《饮冰室合集》和参校由其弟子、亲属在其生前所编各集。又因他的诗文，大都在其主编的报刊上发表，如果从最早刊登的报刊中录出，再核其结集，对考察其刊出时的心态和结集增删的缘由，以致全面评价梁启超，应该是有帮助的。
三
梁启超自1898年9月21日政变发生后流亡日本，到1912年9月归国，历时14年，所办报刊，最初是《清议报》，追随康有为宣传尊皇、保皇、勤王。此后，思想渐变，自1902年起，主持《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今将他思想渐变后在上述报刊发表的文章没有收入《饮冰室合集》（下简称“合集”）或虽曾收入其他结集，文字内容有所增删的，列表如下：
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
署名“沧江”，收入《合集·文集》之三十六，有删节 根据上表，单从1902年8月到1911年4月10日的《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所载梁启超的文章，没有辑入号称“搜集最全”的《饮冰室合集》的，就政论类、学术类而言，数量就很可观，特别是有的论文、短评，分载报刊的“国闻杂评”、“国闻短评”、“专件”、“杂评”等栏，显然是鉴于当时时政有感而发，要全面正确评价梁启超，当然不能忽视这些“佚文”。
上述包括：
第一，报刊发表时没有署名，《合集》未收，而《饮冰室全集》或其他结集却曾辑入者，有：1、2、4、7、8、9、10、21、47.
第二，报刊发表时没有署名，《合集》未收入，但据《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可确证为梁启超所撰者，有5、59、60、62.
第三，报刊发表时有署名，《合集》未收者，有：6、35、36、37、38、39、41、42、43、44、45、46、48、49、51、52、53、54、55、57、73.
第四，报刊发表时有署名，《合集》未收，但《饮冰室全集》或其他结集曾予辑入者，有：3、12、13、14、15、16、17、18、19、20、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40、50、56、58、61、63、70、71.
第五，报刊发表文篇，《合集》虽曾收入，但有增删、改动，或就报刊所载，可查考是否完整等情况的，有：11、64、65、66、67、68、69、72、74、75.
由上可知，要真正编好一部人物全集，还需根据报刊所载，细加核查，按照不同情况或予校注，或予增补。
四
就以上表格所举，结集有失载，报刊所载既可补其缺失，且有助于考核作者写作的缘由和一些细节。
第一，报刊所载亦有重要论文被刊落或失载，有的语句被删节，例如：《新民丛报》第九十一号（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发行）《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制》，最后附言谓：
彼报之所以答我难者，其最重要之点，则在“满洲人未曾取得中国国籍”之一语。然其不应于事实既已若是，若略一纠之。若夫此问题之根本论据，则具详本报前号及《中国新报》第二号第二十七叶以下、第三号第七十九叶以下。读者一参观之，则知其报所说无一而非谵语矣。
《饮冰室合集·文集》收入此文，此处却经删节。
《政闻社宣言书》，原载《政论》第一号，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一日出版，署名“宪民”。又载《国风报》第一年第二期，宣统二年八月初一日出版，删去最后四大段，即“然则人民之于国会……而至今国民莫或起而求焉，独何也”，“我国民其或将曰……我之所以音晓晓也”；“呜呼……吾尤庶几国民之及今一寤也”。而代之以：“呜呼！今国会第三次请愿已为国中一部分志士所提倡矣，我国民其奋起为之后援也，抑默认此恶政府而自即安耶？愿我民自审处之。”并有附言：
本文曾登某报，因某报出版未久，旋即停印，海内见者甚少，同人耸恿谓宜再录以警告同志，故略为识点窜录之。著者志。
此文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如能根据最早登载的《政论》刊出，再将续载的《国风报》和结集所载作注，则对读者进而研究其时代背景、增删缘由，也是有帮助的。
至于报刊所载，《合集》刊落的，上表已经列出，这里就不再举了。
第二，报刊所载，虽曾辑入《合集》，但如从报刊录出，则有助于对该文细节的了解，如时间、来源、背景以至是否完整。
报刊所载，有利于考核写作缘由和是否完卷。如《中国前途之希望》载《国风报》第二年第五、六、七、十期，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开始刊出，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六。《国风报》刊出时，原有“附言”：“宣统辛亥花朝，著者识。”《合集》把“附言”删去。查“花朝”为夏历二月十五日，知撰于辛亥二月十五日。《国风报》末后还有：
明水谨案：沧江先生此文，述正月间吾二人连日讨论之言也。文成后旬日，而余陪先生为台湾之游，既察其施政，复接其遗老，而贻我以没齿不能忘之刺激，于吾脑中，先生所谓亡后尚当有事者，我同胞中有三百万人先当之矣。夫虽欲不有事，又何得耶？而虽欲有事，乃可得耶？嗟我帮人诸友，慎勿以亡国二字为口头禅，亡国遗老所度之岁月，吾无以状之，诵徐孝穆二语曰：不自知其生，不自知其为死而已。台游既罢，乃急书数语寄编辑部，使缀此文之后。
这虽然不是梁启超所写，但附于文末，对梁氏写作背景和缘由的探究，是有帮助的，《合集》把它删了。我想，如果把它附于书后作注，那可多好！
又如《读〈度支部奏定试办预算大概情况折及册式〉书后》，载《国风报》第十一期，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发行，收入《合集》。《国风报》登出时，后面注称：“未完”，《合集》也有“未完”二字。事实上他没有续写。《公债政策之先决问题》载《国风报》第十四期，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发行，收入《合集·文集》之二十一。《国风报》注有“未完”，但未见续载，《合集》删去“未完”二字，知实际“已完”。《立宪国诏旨之种类及其在国法上之地位》载《国风报》第二年第十一期，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发行，署名“沧江”，《国风报》末后有“辛亥浴佛后三日，著者识”，知撰于四月十一日，《合集》删去了，要考察撰期还得查阅原刊。
报刊所载，《合集》也有不是全部辑入的，如《读〈币制则例〉及度支部筹办诸折书后》，载《国风报》第十五、十六期，宣统二年六月初一日、十一日发行，署名“沧江”，收入《合集·文集》之二十五。其中“第四，收换改铸与自由铸造法之关系”以下，《合集》未收。
1902年至1911年间，正是变法失败、义和团起事、革命运动掀起、清政府宣扬“立宪”之时，社会动荡，风云激扬，梁氏政论，多因时而发，刊诸报章，那么，要正确评价梁氏思想，自不能忽视他最初在报刊上所刊诗文，诊察他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条件下所写，又是为什么撰写的。
五
报刊中有的没有署名，但可看出是梁氏手笔或与之有关、而《合集》没有收录的，如《〈新民丛报〉章程》载《新民丛报》第一号，《时报缘起》、《时报发刊词》，载《新民丛报》第四十四、四十五号合册，如果研究梁启超办报宗旨，就不能不探寻求索。
报刊中有的“告白”，署有梁启超姓氏，可能因它不属诗文，《合集》等都未收入，但这些“告白”，却有助于考察他与对方争辩的缘由和争辩到“无所不用其极”。如1904年后他和《中国日报》的争论。初，《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登有梁氏“上日本伊藤博文氏一书，且加以种种评论”。梁氏说明“该书乃李某上日本伯爵副岛种臣者”，不能“嫁名以诬人”。又如《中国日报》记有梁氏“二月十五日在横滨演说之语”，而这时梁“正在香港”。故“嘱其更正”，并“辨明始末”。末署“梁启超敬白”没有多久，再登《辨妄再白》：对《中国日报》“支离之遁词，谓所指乃东历二月十五日，且声明是日为温高华某君经过横滨之叙集”再予“辨妄”。谓“此等事本何足辨，但彼既强词，要不能不一揭其隐”，接着，又于光绪三十年八月十五日（1904年9月24日）的《新民丛报》第五十三号“篇首”登出《忠告香港〈中国日报〉及其日本访事员》，一开始就指责：“贵报日以造谣诬蔑为事，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矣”，“但择举数端，以例其余”：
“贵报尝载广东所派美国留学生监督汤君强迫学生向我拜门之一事”，指出“美国留学生监督乃陈君而非汤君”，“汤君与我为旧交”，“至广东所派日本学生留学西京之事，系由两广学务处所预定，日本人某所挟持，在我则大反对之，尝与汤君及其同来之友人痛言之，此彼两人可以作证也”。“贵报又曾记学生伍嘉杰谋害其妻一案，而将类党人所造之孽转以诬陷鄙人及大同学校诸职员。”
“贵报又言鄙人在美洲假捐助上海爱国学社之名，假捐助章、邹狱费之名以敛财等事。”事实是“其款收齐，而爱国学社已解散”，“只得将其款全归大同学校”。
“贵报又载檀香山李某尝捐助我数千金，托其子某于大同学校，而我因其言革命而逐之之事。”“就鄙人观之，则如李氏子及贵报访事人之类，其言革命与不言革命，于社会上何尝有一羊尘一兔尘之关系，而我乃运动之，强迫之，使入我党耶？其亦太不自惭已耳。”
末谓：“此外，贵报诬攻之词无日不有。要之，贵报除攻击康、梁外，殆无论说；除诬捏康、梁外，殆无记事；除笑骂康、梁外，殆无杂文。”
这些《合集》未收的“辨妄”，都有梁启超署名，阐述革命派和改良派论争时加以参考，无疑是有帮助的。
梁启超办报重视广告，有的广告注意宣传，有的广告很可能是他亲自执笔，即使不收入集部，也不是没有参考价值。如《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同为1902年在日本创刊，梁启超都曾主其事，其中“广告”、“告白”，也不乏参考价值，如《新小说》创刊与“目录”前有《本社谨启》：
本报为文学之上乘，于社会之风气关系最大。本社为提倡斯学、开发国民起见，除社员自著自译外，兹特广征海内各流杰作绍介于世。
并写了“征文例及酬润”。第七期载《新小说社紧要告白》：“顷总述饮冰室主人从美国复返日本，稍料理杂事，即从事著述。”查梁氏于1902年2月20日应美国保皇会之邀赴美，12月12日返回横滨。“告白”告诉读者，这几个月间，梁氏文章没有或较少的原因。
《新小说》也经常刊载《新民丛报》广告，如第一期登《新民丛报》各号版次，第二期登《第二年之〈新民丛报〉广告》，说明分论说、学说、时局、政治、历史、地理、教育诸栏，第三期刊载《〈新民丛报〉征事广告》，说明增加“教育事评”一节，评说国内外学潮，此外还登有《饮冰室文集》和《清议报全编》出书广告（第一期、第二期）。那么，研究梁启超和有关报刊，只从《合集》着眼，似不够全面。
报刊中有梁启超署名的应入全集，没有署名但与梁启超有关的也可参酌。梁启超主持刊物多种，历时也久，从报刊中辑出佚文，考察异同，编成新的结集，对学术界是会有帮助的。
六
近代人物，特别是政治家、思想家，他们的诗文，感念国事，因时而发，分载各种报刊，为他们结集，就不能不从有关报刊录出、校核。上表所举，说明要真正编好《梁启超全集》，就不能忽视他所主编的报刊。
或者认为，报刊所载，一般距离写作时间较近，编年辑集、弄清撰期，是可取的；但稍有先后，也不会影响大局嘛！其实不然，举例来说，《饮冰室合集》之《文集》、《专集》中按照年月编次的，“稍有先后”、“影响大局”的例子也不是没有。例如《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把它系于光绪二十二年，实误。因为梁启超知道《天演论》是在1897年，此信提到《天演论》，不应写于1897年之前。信中所说“进化”，还是康有为宣传的《公羊》“三世”说，谓：“《春秋》之言治也，有三世。曰据乱，曰升平，曰太平。启超常谓，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凡世界必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故其政也，必先多君而一君而无君。”他的“进化”学说，源自《公羊》“三世”说，而不是《天演论》。因为这时《天演论》还没有问世。尽管“一年之差”，却牵涉到《天演论》的发表和影响等问题，可见，研究近代人物，特别是政治家、思想家，不能不注意其著作的写作时间。在作者没有注明撰期的情况下，报刊所载，总离撰期较近。
或者认为，有的“社约”、“章程”以至论文，本来没有署名，何必再作考核。我认为，以政闻社为例，它是辛亥前革命派和立宪派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尽管从梁启超署名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态度，但经过确证，出自梁氏手拟的《政闻社社约》、《〈政论〉章程》，自应补署，这对深入研究辛亥前的论争以至梁氏思想自有好处。
或者认为，近代报刊和人物结集的关系确很重要，梁启超是以主编《时务报》而闻名于世的，政变后他又去日本创刊报章，鼓吹改良，他的诗文结集应重视他所主编的报刊，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其他人物结集，是否也要寻求报刊？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不但对他们的诗文要寻求报刊，还可从报刊和结集中看出它们对“结集”的自我标准。试以章太炎为例，他早年写有《诸子学略说》，载《国粹学报》丙午第八、九号，1906年9月8日、10月7日出版，署名“章绛”，但他自订《章氏丛书》，在《太炎文录》中，却没有收入此文。他不是偶有疏误，而是时隔多年，思想发生变化，从而刊落。他在《致柳翼谋书》中说：
顷于《史地学报》中得见大著，所驳鄙人旧说，如云“孔子窃取老子藏书，恐被发覆”者，乃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以有弟兄啼之语，作逄蒙杀羿之谈，妄疑圣哲，乃至于斯。是说向载《民报》（笔者按：应为《国粹学报》），今《丛书》中已经刊削，不意浅者犹陈其刍狗，足下痛与箴砭，是吾心也。感谢感谢。
说明他是有意刊削。
这种情况，不仅章太炎如此，其他政治家、思想家也有类似情况，在已出全集中，有的已经注意到这点。如严复的《原强》，载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至十三日的天津《直报》，后来经过修改，收入《侯官严氏丛刻》，以之相较，不仅文字上有很大改动，而且补写了很多，增添了将近一半的字数，中华书局出版的《严复集》把《原强》修订稿附在《直报》所载《原强》之后，这对读者也是有帮助的。
由此可知，近代人物结集，对当时报刊不容忽视。
近代人物结集的来源和古代不同，古代既无报刊，又无出版社，大都由著者或其家属、亲友、弟子编印。近代不同，报刊盛行，书店林立，报刊所载，又与当时社会脉搏相连，要为近代人物结集，自不能不注意近代报刊。
原载《清史研究》，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