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论》是政闻社的机关报，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在日本东京创刊。梁启超是《政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应考察宪政大臣载泽等奏请，下诏“预备立宪”。梁启超听到这个消息，致函蒋智由：“今夕见号外，知立宪明诏已颁，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随即考虑组织政闻社，发刊《政论》杂志。次年5月16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五日），梁启超在写给徐佛苏的信中说：
归后细思兄所言党报未成立前，先组织一报，此着似亦甚要。盖某君今方着着进行，则我辈建设一机关，以吸收人才，诚为要着。弟欲出一报，名曰《政论》，其社即名政论社（此名或可用或不用，请斟酌之，所重者实，不在名也）。但此社非如新民社之为出版物营业团体之名称，而为政治上结合团体之名称，现在所联结者，即先以纳诸政论社中，将来就此基础结为政党，以谓何如？若如此办法，则此报即以党费办理维持之，其经济为特别会计，由社中设一机关筦之，不与《新民丛报》合并。弟当筹出四千金为办此报之经费，将来此报之经济，期于可以独立，报中文字由社员担任（但社员不限于他报之人自无待言），仍各支撰稿费少许，不必纯为义务的也。先造此基础，为党之先河，公谓宜否？若办此事，则公又不能径行也。
由上可知，《政论》筹创并作为政闻社的机关报，梁启超是具体策划者和筹创者。他提出“此社非如新民社之为出版物营业团体之名称，而为政治上结合团体之名称”。因而《政论》不像《新民丛报》那样名目繁多，吸取广告，而以“政论”性文篇为主，作为政闻社的机关报。
《政论》原定1907年8月23日出版，因值暑假，文章不齐，又因印刷问题，延至10月7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一日）在东京出版。
《政论》有论著、译述、批评、记载、杂录、应问、社报等栏，主要作者有梁启超、蒋智由、麦孟华、张嘉森、吴冠英等。创刊号载有梁氏所撰《政闻社宣言书》，谓：
夫所谓改造政府，所谓反对专制，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立而已。立宪政治非他，即国民政治之谓也，欲国民政治之现于实，且常保持之而勿失坠，善运用之而日向荣，则其原动力不可不还求诸国民之自身，其第一着当使国民勿漠视政治而常引为己任；其第二着当使国民对于政治之适否而有判断之常识；其第三着当使国民具足政治上之能力常能自起而当其冲。夫国民必备此三种资格，然后立宪政治乃能化成，又必先建设立宪政治，然后国民此三种资格可能进步，谓国民程度不足，坐待其足，然后立宪者妄也，但高谈立宪而于国民程度不一厝意者亦妄也。故各国无论在预备立宪时，在实行立宪后，莫不汲汲焉务所以进其国民程度而助长之者，然此事业谁任之？则惟政治团体用力常最勤而收效常最捷也。政治团体非得国民多数之赞同，则不能有力，而国民苟漠视政治如秦、越人之相视，肥瘠一委诸政府而莫或过问，则加入政治团体者自寡，团体势力永不发达，而其对于国家之天职将无术以克践，故为政治团体者，必常举人民对国家之权利义务，政治与人民之关系不惮哓音瘏口，为国民告，务唤起一般国民政治上之势力，而增长其政治上之兴味，夫如是，则吾前所举第一着之目的于兹达矣。
“务唤起一般国民政治上之势力，而增长其政治上之兴味”，“以造成正当之舆论，改良中国之政治”，就是《政论》的主要宗旨。
《政论》创刊号还发表了梁氏所拟《〈政论〉章程》，录如下：
宗旨本报以造成正当之舆论，改良中国之政治为主。
内容本报内容略区如下：
一、论著略区为“泛论”、“各论”两门。“泛论”论中外之政治学理、政治现象，期养成一般国民之智识、能力及其责任心；“各论”就现在中国切要之政治问题研究其利病得失，求国民之注意，促政府之实行。
二、译述采东西硕学之政治论，尤适用于今日之中国者译述之，加以案语或解释。
三、批评对于政府之行动加公正之批评，使国民周知政界情状，其外国政略有影响于我国者亦附评焉。
四、记载记每月中外大事关于政治者，用秩序为记事法，求增阅者之兴味。
五、杂录短著杂事，有关政治者录焉。
六、应问凡海内外人士，对于本社有所质问者，本社必竭其所知以对，其切要者则登诸报中。
七、社报社中经过之事，及社员调查之事录焉。
办法：
本报每月一册，每年十二册，以中历每月朔日发行。
本所每册约在六万言以上。
本报设总撰述一员，负报章全体之责任，其撰述编纂无定员，兼登社员之稿。来稿择其有关系者并录入之。
本报时或发刊附录。
凡海内外人士，表同情于本报者，得捐赀赞助。梁启超：《〈政论〉章程》，载《政论》，第一号。按光绪三十三年五、六月间，梁氏《致蒋智由书》云：“弟到神户后，即当将章程草案拟出。”
《政论》主要论述国会、政党和地方自治。梁启超对此抒述了自己的政见，认为：“横览天下，从未闻有无国会之立宪国，故吾党所主张，惟在速开国会，以证明立宪之诏非具文”梁启超：《政闻社宣言书》，署名“宪民”，载《政论》，第一号。以为“专制政体与立宪政体之区别”，唯一表现就是“国会之有无”。对政党和地方自治，也表达了他的政见。
1907年11月17日，政闻社开成立会，梁启超在下午的大会上发表演说，在革命派冲劫下，“不能终其言以去”。后在《政论》第二号的《政闻社开会纪事》中将其演说词登出。梁氏《中国国会制度私议》，也载《政论》第五号，《国风报》第八、九至十五、十九至二十一期也载此文。
二
政闻社的成立和《政论》的发刊，一直受到革命派的抵制。章太炎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上就曾多次评驳。《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率先对政论社社员大会发难：
阳历十月十七日，政闻社员大会于锦辉馆，谋立宪也。社以蒋智由为魁，而拥树梁启超。启超往，徒党几二百人，他赴会者亦千余人，又召日本名士八辈为光宠，犬养毅者，其气类相同者也。革命党员张继、金刚、陶成章等亦往视之。梁启超登，力士在右，与会者以次坐，政闻社员在前，革命党员在政闻社员后，他留学生在革命党员后。启超说国会议员等事，且曰：“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语未卒，张继以日本语厉声叱之曰：“马鹿。”起立，又呼曰：“打。”四百余人奔而前，启超跳，自楼曲旋转而坠，或以草履掷之，中颊。张继驰诣坛上，政闻社员持几格之。金刚自后搤其肩，格者僵，继得上。众拊掌欢呼，声殷天地。政闻社员去赤带徽章以自明，稍稍引去。
继遂言曰：“吾不应参政闻社员事，然所以不能默者，将有所诘问于犬养毅。毅前在早稻田，语支那学生曰：‘中国当速革命。’吾亲闻之。今何故附会立宪，猥鄙至是？毅俯首谢，则登坛作酬应立宪语，既卒，徐曰：‘支那或革命或立宪，任人为之，在速行耳。’”
当是时，蒋智由先知其变，不至，会亦遂散。继本意欲痛驳立宪以塞莠言，会事急至用武，亦未竟其说也。
可见政闻社一开始即遭到革命派的攻击。此后，《政论》继续宣传立宪，抵制革命。《民报》也屡加驳斥，如《政论》第三号载马良“就任演说”《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章太炎即发《驳神我宪政说》载《政论》第三号，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日。予以严词斥责。《与马良书》、《马良请速开国会》、《代议然否论》、《政闻社解散之实情》等也陆续在《民报》发表。
《民报》和《政论》的论战，是革命和改良的一次大论战，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辛亥革命史不可或缺的课题，要深入剖析其争论，《政论》自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刊物。
三
《政论》中梁启超的论文、章程等，有的没有辑入《饮冰室合集》，有的辑入时也各有所据。如《政治与人民》，载《政论》第一号，署名“宪民”。后来宣统二年八月初一日出版的《国风报》第一年第二十一号也刊登此文。但《国风报》登出时，将《政论》所载最后三大段，即“然则人民之于国会，果可以求而得之耶”、“我国民其或将曰：今者预备立宪之上谕，亦既屡颁矣”和最后一段删去，代之以“呜呼！今国会第二次请愿已为国中一部分志士所提倡矣。我国民其奋起为之后援耶？抑默认此恶政治而自即安耶？愿我民自审处之”。并有附言：“本文曾登某报，因某报出版未久，旋即停印，海内见者甚少，同人怂恿谓宜再录此警告国民，故略为点窜录入。”“某报”，即《政论》，可知此文重刊，是由于认为“海内见者甚少”，但《政论》发表至此时，已经三年了，时局已有变化，因此将最后三大段删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是根据《政论》辑入的。重编《梁启超全集》，将《政论》此文刊入时，将其在《国风报》重登之文增改注明，对读者是有帮助的。
梁启超在《政论》所发文章，有的没有收入《饮冰室合集》，而编入其他结集，如《改革之动机安在》，载《政论》第一号，署名“一民”，《合集》无，收入《饮冰室全集》第三十八册。《呜呼韩国！呜呼韩皇！呜呼韩民！》载《政论》第一号，署名“宪民”，《合集》无，收入《饮冰室全集》第三十八册。《政治上之监督机关》，载《政论》第二号，是1907年10月11日在日本东京所开政闻社大会的演讲，《合集》无，收入《饮冰室政论集》第一讲。
梁启超在《政论》所发文章，还有的未为《饮冰室合集》收录，也未见其他结集的，如《一年来政界之波澜》载《政论》第一号，《所谓袁、张内阁》载《政论》第一号，《合集》都未收录。
《政论》所载，有的未曾署名或未明用梁氏之名，但可证明出自梁启超手笔，且《饮冰室合集》未录的，如《政闻社社约》，载《政论》第一号，据光绪三十三年春梁氏《致蒋观云、徐佛苏书》：“今别拟《政论社约》请鉴”《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是《社约》出自梁手。是章程也为梁氏所拟。《政闻社总务员马良等上资政院总裁论资政院组织权限说帖》，载《政论》第三号，据梁氏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日《致绶卿、蜕庵两公》，此文也是梁氏所拟。
这些文章为梁氏各种结集未载，或虽经辑入多种结集，但收录最多的《饮冰室合集》未收的，似宜一一辑入，并予说明。
《政论》共出七号，第六、七号未见，第五号刊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十日，即1908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