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继《清议报》而在日本创办的半月刊，是他主持报刊中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刊物。
1901年，《清议报》停刊。1902年2月8日（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续创《新民丛报》，半月刊，每月旧历初一日、十五日发行。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起，改为每月十四日、二十九日发行。历时六年。1904年2月以后，经常不能按时出版。共出九十六号，编辑兼发行人署冯紫珊，实为梁启超负责。
《新民丛报》开创时，向保皇会译书局借款数千元作为经费，一年后还清，改为股份经费，分六股，梁居其二。创刊时的告白称：
中国报馆之兴久矣，虽然求一完全无缺，具报章之资格，足与东西各报相颉颃者，殆无闻焉。非剿说陈言，则翻译外论，其记事繁简失宜，其编辑混杂无序，殆幼稚时代势固有不得不然耶！本社同人有慨于是，不揣梼昧，创为此册，其果能有助于中国之进步与否，虽不敢信，要亦中国报界中前此所未有矣。《新世丛报》，第一号。
至于办报的宗旨、内容，创刊号在章程中提出三条：
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
一、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
一、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坐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新民丛报》初创时，主要论文几乎都出自梁启超之手，据他自称“每日属文以五千言为率”。
创刊号的末后，附有广告：
本报志在传播文明，故于海内通人新著、新译各书，欲一一介绍之于我学界，惜僻在海外，闻见浅陋，虽极力搜罗，然内地所出书日新月盛，终恐遗漏。若大雅君子鉴此微忱，凡自著、自译、自印之鸿编，每出版必惠寄一本，俾得提要论次，以广其传，不胜大幸！书价若干，寄到时必以奉酬。壬寅元旦，本报同人谨启。
这年夏历四月，梁启超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说：
《新民丛报》今年必可以全还清借款，明年以后若能坚持，可为吾党一生力军。但弟子一人任之，若有事他往，则立溃耳。现销场之旺，真不可思议，每月增加一千，现已近五千矣。似比前此《时务》，尚有过之无不及也。紫珊、为之等公议此报，股份分之为六，以二归弟子，而紫珊、为之、荫南、侣笙各占其一。盖紫珊、为之为吾党公事赔垫不少，现在译局报局经彼主持，皆未受一文薪水，荫南每月仅支四十元，实亦不足用，且彼为此事亦极尽瘁，广智代派报，亦不除二成，不可无以酬之。侣笙在《清议》数年，备极劳苦，此报无侣笙，犹之无弟子也，而其薪水尤薄，故共议如此办法，亦颇为合情理。但此数人皆如骨肉之交，他日若报款有赢，可以为调剂公费之一道。故初议以此报附译局，今改为此议也。
1902年12月14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二十二号，在目录后附有次年《〈新民丛报〉第二十五号以后改良告白》：
本报开办未及一年，承海内外大雅不弃，谬加奖励，发行总数递增至九千份，诚非本社同人所克荷承。至二十四号，即满一年之期，本社辱承厚爱，且感且奋，自维初办伊始，百事草创，体例漏略，缺点殊多。今特悉心研究，务求进步改良，以期副读者诸君之盛意焉。兹将改良条件列下：
一、增加叶数字数
本报原定百二十叶，皆用四号字，今拟随时增加叶数八叶至二十叶。其时评、记事、杂俎、余录等门皆改用五号字。报中内容约比今年增加四分之一。
一、多聘撰述
今年报中文字大率成于一人之手，议论、思想未免简单。今得海内硕学能文之士数人相助为理，各任专门，议论更归实际，思想益求繁赜。惟本社总撰述之文字，仍有增无减。
一、分设时评
《丛报》之体，本以评论为天职，今年之报，偏于论说而缺于实际，就中惟有国闻短评一门稍具时评之体，殊为缺憾。今拟增置政治时评、教育时评、学艺时评、风俗时评等门，就中国现在利病，一一指陈，以求国民之自省。
一、增加图画
各国风景及名人之像，每号增加数叶。
一、引铸铅字
本馆铅字印刷既多，未免时有模糊之患，今一律淘汰，挑去旧字，补铸新字，以求娱目。
一、改良纸张
改用上等洁白厚韧之纸，以求美观。
一、印送附录
元旦所出之第二十五号，为本报一年纪念，增加附录，百数十叶，来年有闰月，别出临时增刊一厚册，比本报叶数约增加一倍有余，由本社总撰述自行编著，凡定阅全年报者一律奉送，不取分文。
本报为开广风气，裨补国民起见，故取价极廉，比诸上海各书局译印之书价值较贱倍蓰，此意当为识者所同认，惟年来内地银价下落殊甚，日本工价纸墨事事昂贵，所亏不赀，不得不酌为弥补。今定例自二十五号至四十八号，凡内地定阅全年者，实收报费银六元，定阅半年者三元四角，零售每册三角，邮费照加。其海外各埠亦照收通用银六元，惟日本各地不加分文。
新民丛报谨启
接着，《新民丛报》第二十四号又载《新民丛报社征事广告》：
启者：本社来年之报，特添设“教育时评”一门。诚以此事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而内地从事教育者，多奉行故事，毫无实际，或不通理法，举措失宜，阻国民进步莫大焉。本社为一国前途起见，思有以规正之，使咸自反省。惟僻处海外，于内地情形未能周知，殊为遗憾。读者诸君或亲在学堂睹其缺点，或采诸舆论，悉其内情，伏乞不吝金玉，随时赐告，岂胜忻幸。本社非好为寻瘢索垢，实以报馆有监督国民公仆之天职，不敢自放弃耳。君子鉴诸。
说明自光绪二十几年起，《新民丛报》特添“教育时评”。查该报第二十五号有《爱国学社与教育界之前途》、《横滨大同学校五年纪念会祝典》以及答问。第二十六号“杂评”有《师生革命》。第二十七号“教育时评”有《痛哭中国学务之前途》、《教育会之公函》。旋中止，可能因梁氏于这年正月二十三日应美国保皇会之邀赴北美之故。
1903年2月，梁启超赴美，《新民丛报》由蒋观云（智由）主持。同年11月，梁回日本，继续主持，直至停刊。《新民丛报》的撰稿人，还有马君武、蒋方震、麦孟华、徐勤、韩文举、欧榘甲、汤叡、杨度、徐佛苏等。康有为也有诗文在报上发表。
《新民丛报》发刊时，印数约二千份。到了第二十二号，增至九千份，有时再版或翻印，1902年11月14日（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创刊的《新小说》后面所附“广告”记录《新民丛报》第二十号以前的版次说：
《新小说》第一号出版之时，《新民丛报》正出版到第二十号，所以只载到第二十号。这两份报刊，同由梁启超主办（《新小说》编辑兼发行人虽署赵毓林，实由梁启超主持）。它们的发行所同在日本横滨市山下町百五十二番，所记出版情况，自属可靠。它只记载到《新小说》创刊时，以后还曾加印，可知销售之广。据称一般销数在一万份左右，国内外的代销处也达九十余处。
《新小说》第一年第二号（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载有《第二年之〈新民丛报〉》广告云：
本报改良章程略登前册，今将改定内容大概再布如下：
第一论著门
一、论说由本社总撰述主稿，其《新民说》及《新民议》两鸿著次第刊布，此外有特别重大之问题随时著论。
二、学说泰西近哲之学说，如康德学说、约翰弥勒学说、斯宾塞学说等次第撰成。复增演中国先哲学说，如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庄子、王阳明之类。
三、时局世界大势、中国前途随时论列。
四、政治专阐实际之学理，援证各国之先例，不尚空言。其《中国专制政体进化史》亦续成焉。
五、历史《新史学》各雄篇次第续成，并阐发史学原理，兼多著史论。
六、地理《中国地理大势论》尚有余稿。未尽，续成之，尚有地理学研究法，次第附载。
七、教育续成中国新教育案随成，更阐明学理，提出问题。
在后来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梁自述自立军起义失败后：
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另有一种魔力焉。
《清议报》第九十八册开始登载《饮冰室自由书》，而《新民丛报》继续连载，自1902年一直登载到1905年4月出版的第六十七号，在《叙言》中称：
自东徂以来，与彼都人士相接，诵其诗，读其书，时有所感触，与一二贤师友倾吐之，过而辄忘。无涯生曰：盍最而记之。自惟东鳞西爪，竹头木屑，记之无补于天下。虽然，可以自验其学识之进退、气力之消长也。因日记数条以自课焉。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庄生曰：“我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以名吾室。西儒约翰弥勒曰：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以名吾书。
可知他是政变后流亡日本时，“日记数条以自课”的。序言署“己亥七月一日”，可知他在《新民丛报》创刊前已有这“自课”。他的政论，有的即源自这“自课”的“日记”。《饮冰室自由书》后来曾出单行本。《饮冰室合集·专集》辑入时，增加了《孙文正公饰终之典》、《张勤果公佚事》两篇，这两篇也在《新民丛报》登载过。
二
《新民说》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载数年、系统表述了他对“新民为今日中国急务”的文篇，也是当时较有代表性、影响广泛的文篇。
《新民说》凡二十节：叙论、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释新民之义、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论公理、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自尊、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毅力、论义务思想、论尚武、论私德、论民气、论政治能力。自1902年2月创刊号开始登载，直至1906年1月6日第七十二号止，历时五年，后又出版单行本。
梁启超认为“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什么叫做“新民”？他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
接着，他从公德、权利、自由、自治、自尊、合群等各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在旧传统的束缚下，国民品格存有亟待提高的问题，如“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益心之缺乏”、“自治力之久缺”等等，要在新时代立足，必须与传统道德观念“奋起抗争”。
梁启超在政变后，出亡海外，考察英、美、日各国自强之路，考虑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他在《新民丛报》中撰述和翻译了西方“爱国者”或名人的事迹，如《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第四、五号）、《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第四、六、七号）、《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九、十、十四至十七、十九、二十二号）、《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第十七、十八号）、《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第二十、二十一号）。这些“学说”或“传记”，虽然介绍并不完全正确，但对受封建旧思想束缚的知识分子了解西方，扩大见闻，无疑是起了启蒙作用的。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在《时务报》、《湘报》、《知新报》发表了大量论文，尽管他也强调开民智，强调“变动科举”、“工艺专利”，也提出学习西方，但他还是在康有为的教导下，宣传“孔子改制”、变法维新，不但筹办刊行《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自己也写了《春秋中国夷夏辨》等论文，想利用孔子的权威推动变法。他也追随康有为上书变法，想利用皇帝的权威推动变法。如今却不是完全依靠孔子儒学，而是大力介绍西方学说；不是完全幻想皇帝，而是寄希望于人民的觉醒。他说：“吾请以古今万国求进步者独一无二不可逃避之公例，正告我国民，其例维何？曰：破坏而已。”这是他思想上的重大转折。他的文字“惊心动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三
1903年11月，梁启超从美洲回到日本，思想大变，放弃了以前的“破坏主义”，在《新民丛报》第四十至四十一号、四十二至四十三号接连发表《论俄罗斯虚无党》、《答飞生》、《答和事人》，表达了他当时的“用意之所存”。《答和事人》中自述其政治思想的转变说：
夫鄙人之与破坏主义，其非无丝毫之关系，当亦天下所同认矣。然则吾岂与异己者为敌哉！至谓以成己之名，则更失之远矣。反抗于舆论之最高潮，其必受多数之唾骂，其真意中事，但鄙人而好名也，则更安肯出此。吾向年鼓吹破坏主义，而师友多谓为好名；今者反对破坏主义，而论者或又谓为好名。顾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吾生性之长短，吾最自知之，吾亦与天下人共见之。要之，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怀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隐蔽（非直不欲，直不能也）。此则其一贯者也。辛壬之间，师友所以督责之者甚至，而吾终不能改，及一旦霍然自见其非，虽欲自无言焉，亦不可得。吾亦不知其何以如是也。故自认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长也。若其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此吾生之所短也。南海先生十年前，即以流质相戒。诸畏友中，亦频以为规焉。此性质实为吾生之进德修业之大魔障，吾之所以不能抗希古人，弊皆坐是，此决不敢自讳，且日思自克而竟无一进者，生平遗憾，莫此为甚。若云好名，则鄙人自信，此关尚看得破也。至立言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不然则言之奚为者？如鄙人每一意见，辄欲淋漓尽致以发挥之，使无余蕴，则亦受性然也。以是为对于社会之一责任而已……吾谓“和事人”以此相虑，则可虑者其必不在吾辈矣。若夫吾发表吾理在之所信而不能自已。则吾既言之矣，吾今后更将大有所发表焉，然此非唾骂之谓也，非攻讦之谓也。吾所谓与舆论挑战者，自今以往，有以主义相辨难者，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吾乐相与赏之析之；若夫轧轹嫚骂之言，吾固断不以加诸人，其有加诸我者，亦直受之而已。寄语和事人，可无虑此，抑吾亦欲遍国中志士皆率和事人之教也。至吾之所以不能已于言者，则本报前号中鄙著《论俄罗斯虚无党》、《答飞生》两篇，亦可略见其用意之所存，毋亦如和事人之所谓欲两党合力以思挽回之术云尔。愿和事人平心静气一省览焉。
这里可以看到梁启超旅美归来后思想的转变。本来，梁氏信奉卢梭的民权、民约论，旅美后看到美国民主政治的弊病，又感到不得“迷信共和”，“返观比较于我祖国，觉我同胞匪惟不能自治其国而已，乃实不能自治其乡、自治其家、自治其身”。写了《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借伯伦知理等所谓共和政体的实行，须要具备“国境甚狭”、“富于自治性质”等条件，说什么“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并慨叹：“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论俄罗斯虚无党》、《答飞生》、《答和事人》，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发出来的。
四
1903年，由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引发的“《苏报》案”，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进行斗争而遭到中外反动派破坏的一次重大事件，它促使了革命政治团体的成立。光复会、华兴会的组成，为1905年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扩大了革命思想影响。《俄事警闻》扩展为《警钟日报》，《江苏》、《浙江潮》在日本发刊。它还导致了革命运动的展开，1904年，湖南、广东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改归民办。《中美华工条约》期满，各地报刊揭露美帝虐待华工实况，汇为抵制运动。
特别是，就在“《苏报》案”发生那年，孙中山在部署武装斗争的同时，对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也提出了批判。提出“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立民国”。
1905年，孙中山把他所领导的兴中会，和华兴会、光复会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写入誓词。从此，推翻清朝成为时代主流。
面对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梁启超担心革命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说：“外国则或俟现政府之请求然后干涉焉，或不俟其请求而先干涉焉，皆意中事也。”
在改良和革命论争的同时，《新民丛报》还在第七十八号（第四年第六号，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出版，1906年4月4日）登出《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斥》：
某报第四号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一篇，对于本报第三号之论文为“无理之攻难”。本报非屑与校，但以真理所在，不能默然。故为文以对之。本号出版期迫，不及刊入，故录之于第七号“批评门”。今先揭所以答彼之由。
一、某报于本报最重要之论点避而不击，徒毛举一二细故，冀未读我原文者以为吾人所论者不过如彼指摘之一二细故而止。
一、某报前数号所主张已为本报驳倒者今不复能反驳倒本报之所驳，而犹然缫演其进退失据之说。
一、某报所毛举之细故，多有为本报并无此言，而彼诬指为有以淆人视听者。本报为欲使读者得以我说与彼说两相比较而知所持之理孰真孰伪，孰适孰不适，故将彼报之文全附录于第七号，此后若彼再有词而我再反驳之者亦依此例。
《新民丛报》第七十九号，刊发《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以为“彼文皆毛举细故，或枝蔓于论点之外”。重申“开明专制”，谓：“当未能立宪未能革命以前今日之中国，舍开明专制以外，更有何者为国家所当有事耶？”
梁启超曾被康有为批评为“流质善变”，在此以前，他们在政见上也有过争论，但在革命高涨的形势下，梁启超却把康有为的《法国革命史论》在《新民丛报》第八十五、八十七号刊出，并在第八十五号此文之后写了跋，这篇跋语，《饮冰室合集》没有收入，录如下：
此南海先生《欧洲十一国游记》之一节也。以其论耸切恳挚，足以为病狂热者之药，故录诸报中。全论凡三万余言，其最博深切明者，为末段《法国所以不得不革命之原因》，而推求我国现在果有此原因与否，此俟第十五号乃能次第录及焉。而右所录诸段，其于法国破坏后不能建设之因果，固已若指诸掌矣。鄙人所以兢兢焉不敢附和激烈派之破坏论者，亦正以此故。本报前诸号，夫既尽言之矣。而论者或为之说曰：建设之目的良，则破坏之现象亦良；建设之目的恶，则破坏之现象亦恶。据此以推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陈迹，谓颠覆政府，乃其破坏之手段，而帝制自为，则其建设之目的，革命之生内乱，非手段使然，而目的使然，于是得一结论焉，谓中国今后之革命，苟使为共和制而无君位之可争，则颠覆政府之后，革命家必不致相争，争夺不生，则乱必不作云云。甚言自以为甚辩，不知此乃不许人反诘之一面的供词而已。吾则还问诸彼，法国大革命时代，其革命党所倡设之目的，良耶否耶？此彼辈所日日讴歌尸祝者也。其破坏之现象，恶耶否耶，彼辈虽有长舌，殆不能举历史上之事实而抹煞之也。夫当时法国诸党，其非若我国历朝鼎革之交诸豪杰之争为帝王，抑章章矣。而何以更迭相屠，无一存者，祸且视争帝者倍蓰焉。岂不以群众相集，其利害万不能从同，况以一国之大，品汇万殊，有缘所处之地位，而利害绝相反也。（不必贵族与平民也，即贫者与富者，乃至此省人与彼省人皆有之，不可悉举。）有缘学问见识之悬绝，同此一事，其利害本非相反，而此认为利彼认为害也（此最普通而最可畏，读者当平心察勘之），故意见无论如何，总不免于冲突，万事付之众议，则其冲突之程度愈甚；而在平时之冲突，则固有之法律及惯习，恒足以制裁之，若在秩序新破坏之时，惯习荡然，旧法律全丧其效力，而新法律未立，即立矣而民未习，效力无自而强。于斯时也，冲突之起，非借腕力无从解决之。质言之，则能杀人者胜，见杀于人者败而已。故欲实行其意见者，非假腕力末由，相屠之祸，所由不能负也。然此犹指彼实心公益无一毫自私自利之心者言耳。若夫其中有缘记美名以营其私者，又不在此论。夫当破坏时代，啸聚种种社会，其不能无此辈厕于其间，则岂待问矣。故法国大革命之恶结果，乃事所必至，理所固然，非不幸而偶遇之也。谓建设之目的良，则破坏之现象必良者，其何以自解于此。论者又谓诚使今后之中国革命，尽力于民党之调和而避其轧轹，则恐怖时代，可以不复见云云。此语抑谁不能言者。然天下事非言之难，而实行之难，法之狄郎的士党（即此文之及伦的党也。吾前译皆通用此名，故今存之），抑何尝不绞心血以求调和，而功卒不获就者，岂非以吾所谓学问识见之悬绝，与夫假美名以营其私者必厕乎其间，而终无可以调和之道耶？中国人与法国人，同为人类，同有人类之普通性，岂其于此而独能免之。善夫！此文之言曰：破坏犹纵火也，不戢将自焚也。纵火之始，所焚者仅欲在此，而大风忽乘之，则将倒焚，无能自主。又曰：谬意纵火，岂能定大风之从何方来耶！吾愿世之狂奔于感情者，勿易其言以祸国家也。饮冰附识。
认为康有为之言“耸切恳挚，足以为病狂热者之药，故录诸报中”。特别是康文末节《论法国所以不得不革命之原因》为“最博深切明”。中国的情况与法国不同。且“法国大革命之恶结果，乃事所必至，理所固然，非不幸而偶遇之”。康有为所说“破坏犹纵火也，不戢将自焚”，实在是至理名言。“纵火之始，所焚者仅欲在此，而大风忽乘之，则将倒焚，无能自主”。不能“狂奔于感情”，“以祸国家”。梁启超过去和康有为有过争论，如今却深赞其言，不但为之转载，且载此跋文为之“誉扬”了。
梁启超旅美返日以后思想的变化，在《新民丛报》中有着清楚的反映，那么，重编《梁启超全集》，按照时间编排，注意搜集佚文，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五
《新民丛报》上，也有很多梁启超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其中主要著作是有关史学方面和先秦诸子方面的，今先述前者。
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浏览“西学”、“东籍”，以为历史是“普通学中之最要者”，鉴于“中国史至今迄无佳本”，“欲著中国史”。1901年，先在《清议报》上发表《积弱溯源论》作为“中国近十年史论”，把清朝历史分为“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最近”四个时期，把中国“积弱”“分因之重大者”归之慈禧，实际是企图从慈禧、荣禄等手中夺取政权，拥护光绪复辟。
接着，梁启超刊布《灭国新法论》，以“积弱”、“灭国”、“优胜劣败”危言耸听作为“飓风”震荡之后“新史学”统绪露布，《中国史叙论》发表了。说是新史学和旧史学不同，新史学不是写“一人一家之谱牒”，而“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化，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看到“西人之著世界史，常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不是“一朝为一史”，从而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自黄帝至秦统一“为中国之中国”，是“上世史”；自秦至清乾隆末，“为亚洲之中国”，是“中世史”；自乾隆末“以至今日”，“为世界之中国”，是“近世史”。打破朝代界限，探索运动进化，这种史学理论，当时颇称新颖。
次年，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批判旧史学“陈陈相因”，强调历史要“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之例”，可知他的历史观建筑在进化论基础上。
梁启超心目中的“人群进化”，是“嬗代兴起”。他在《新史学》中说的“今务”和“理想”，也与政治改良的实践有关，比起封建史家自有新意，但在革命高潮行将掀起之时，也不能不说为他政治上的主张改良提出历史依据，且就他说的近史世来说：“君主专制政制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的章太炎来说，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史学思想上，都是存在差异的。
差不多同时，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第三号起，连续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直登载到1904年12月出版的第五十八号。在《总论》中一开始就说：
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治、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
除绪论外，分胚胎时代、全盛时代、儒学统一时代、老学时代、佛学时代和近世之学术各章。以为“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又说：“孔子学说无论如何断不能为今后进化之障。”。标明的是“新史学”，膜拜的是孔子偶像，还是没有完全摆脱“孔子纪年”的影响。
由此可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发表的学术文章，特别重视史学，他的著作吸收了西方史学，提出了新体系，创设了“新史学”，但并没有彻底和“旧史学”决裂；他的史学思想，又是和他当时的政治实践有关的。
梁氏在《新民丛报》发表的学术论著，还有有关诸子的，如《子墨子学说》和《墨子之论理学》。胡适在后来写的《〈墨经校释〉后序》中说：“梁先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很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了很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另有《墨子学说》一篇，这里就不赘述了。
《新民丛报》上还发表梁氏所撰小说，如《劫灰梦传奇》（第一号，署名“如晦庵主人”）。也有译文，如《十五小豪杰》（第二至四、六、八、十至十三号，署“法国焦士威尔奴原著”）。中间虽离日外出，也有时大陆游，他还兼办《新小说》（1902年起）、《时报》（1904年起）笔政，写作之丰富，为古往今来所罕见。
1907年11月（光绪三十三年十月），《新民丛报》停刊，共出九十六号。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饮冰室合集》曾予收录；也有分载其他《文集》，而《合集》失载；更有一些论文“时评”以至未曾署名的文章，已出各种《文集》、《全集》都未辑入。重编《梁启超全集》，自宜尽量收集，辑佚补遗，本书收有《人物结集和近代报刊》一文，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