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在我还没有做暗访记者的时候，我来到云南高黎贡山旅游。我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背包客，买上一张硬座车票，背着一个洗白了的包，睡在两元钱的小旅社里，就这样开始了天涯孤旅的生活。
高黎贡山有一个地方叫灰坡，当地人说，在抗战后期，这里曾经打过一仗，日军在守，中国军队在打，打得非常惨烈，前面的尸体摞成了堆，后面的人踩着前面的尸体向前冲。因为死的人太多了，好些年，这条路都没有人敢通过。还有人说，在没有月亮的晚上，这里就传来了喊杀声和部队的操练声。
抗战时期，云南是大后方，怎么会在高黎贡山上有战事发生呢？我不理解。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抗日战场分为三部分，其中有一部分的战场就包括高黎贡山。
后来，我旅游到了贵州都匀，在这里听说了一些关于一支中国军队训练的故事。当地百姓说，这支中国军队后来出国打仗了，再也没有回到都匀。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还有中国军队出国去打仗。中国军队为什么要出国去打仗？
后来，我开始自费寻找抗战老兵，足迹从长城脚下走到西南山区。期间，我听到很多老兵向我讲述那些浸泡在血水中的往事，才了解到这段历史。
这支军队叫中国远征军。
在中国远征军老兵的讲述中，那些逼真得就像发生在眼前的细节，那些让人悲喜交加的情节，将我带回到了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中。在睡梦中，我常常看到炮火连天的场面，看到断臂残肢在空中飞舞……我常常突然就被吓醒，摸到自己一身汗水。
因为采访这段历史，我开始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都是做田野调查的极为严谨的史学家，他们对历史的接近和了解，远远超过那些坐在书斋中寻章摘句的研究者。戈叔亚，他是中国最早从事田野调查的民间学者，远征军每场战役的地点，他都去查看，而且自己翻译日军的资料；晏欢，新一军第二任军长潘裕昆的外孙，建筑学博士，为了了解新一军的历史，生生把自己熬成了一名史学家……
我先后走访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将近100名。从他们的讲述中，我了解到了这支军队在抗战中后期很多悲壮而感人的经历。他们的故事非常精彩，远远超过电视连续剧《中国远征军》和《我的团长我的团》。
他们第一次出国作战是在1942年夏天。他们兴冲冲地来到缅甸，却遭遇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上层指挥不力，却要让他们来付出牺牲。因为敌情不明，武器落后，众寡悬殊，指挥混乱，他们被日军追赶、屠戮。有一名老兵说，中国军队没有接受过丛林战的训练，而这些日军却是在丛林中训练有素的军队，日军的机枪架在树上，狙击手埋伏在树上，埋伏在中国军队的必经之路上。当中国军人从树下走过，日军展开射击，中国军人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伤亡极为惨重。
1942年2月25日，十万人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开始进入缅甸，协同英、缅军对日作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赴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统帅是史迪威和杜聿明。同古激战后，杜聿明绕过史迪威，选择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率领数万大军向野人山撤退。雨季的缅北野人山，就是一座魔鬼山。结果，走进野人山的远征军伤亡异常惨重。很多人不是病死、饿死，就是被山洪冲走，或者被野兽咬噬。有的人还被蚂蟥吸血，加之大雨倾盆，数小时内就会化为白骨，有的人因负伤在身，奄奄一息，甚至选择了自焚。
孙立人违抗杜聿明的命令，直接听从史迪威的命令，率兵在进入胡康河谷前的最后一个路口向西到达印度，修整两年，全部美式装备，改编为新一军，后在第二次远征军入缅作战时，从缅甸一路打到国内，成功与卫立煌领导的二次远征军会合。
我先后找到过几位从缅北野人山走出来的老兵，听他们的讲述，我的心在一阵阵地揪疼。时隔几十年，九死一生的老兵们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依然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经过了将近两年的厉兵秣马后，中国军队展开了反攻。这次反攻兵分两路，一支渡过怒江，从滇西反攻；一支跃入野人山，从缅北反攻。
滇西远征军打得极为惨烈。他们渡过怒江后，就要翻越高黎贡山，进而攻占松山、腾冲、龙陵，打通滇缅公路。无论是在高黎贡山和松山，还是在腾冲城和龙陵城，日军经过两年的苦心经营，构筑了极为坚固的工事。远征军在这里付出了巨大牺牲。
一名老兵说，因为上层对气候估计不足，他们攻占了高黎贡山后，很多人还穿着单衣。而山上的气温低至－20℃，很多士兵被活活冻死。在高黎贡山的战斗中，死于寒冷中的中国士兵远远多于死于战火中的。
还有，滇西远征军展开反攻的时候，刚好又处于雨季。雨季是最不适宜进攻的季节，但是上层却不管士兵的死活，限令必须在哪一天拿下哪一块阵地，指挥者不懂现代攻坚战，只让士兵们进行人海战术，结果，中国军队损失极为惨重。
中国远征军的指挥系统，就是对“一将无能，累死三军”的最好诠释。
攻下了高黎贡山后，一名美军联络官说了这样一句话：只有中国军队才能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作战。中国驻印军指挥官史迪威也说：中国军人吃苦耐劳，是世界上最好的军人。
那场战争距离今天已经70多年了，然而它却从来没有走出我们的记忆。面对那些日渐凋零的抗战老兵，我只想说一句：“敬礼！老兵。”
李幺傻
2014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