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家不仅重视儒家思想的教育，而且特别关心公益事业，大力支持官办教育。道光十七年，常家捐助兴建榆次书院，荣获县府奖赠的“书香门第”匾；之后，常家捐助山西官书局刻书，荣获山西巡抚曾国荃奖赠的“义关风雅”匾。
对于社会上的其他公益事业，只要对百姓有益，常家做来也是相当慷慨，大有一掷千金之范。据《常氏事略》及有关常氏的墓表、寿序、碑文等资料记载，常家用于办公学、义学、赈灾、兴修水利、捐军饷的银两，大致有数百万之多。光绪初年，山西连年大旱，常家就曾捐资三万两、米粟两屋用来赈灾。光绪十二年（1886年），榆次遭受特大水灾，常家就大笔出资赞助治水。
总而言之，常家是乐善好施的，可以说是一座救民于大苦大难的神。常立仁就有一条“为善最乐”的座右铭，因此被社会上誉之为“救世活人”。义和团运动之后，常家赞助了一笔善后经费，由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请，光绪皇帝还亲赐了“乐善好施”的匾额一块。下至黎民百姓，中到县、省级官吏，上到坐拥万事的皇帝，都对常家的德义行为给予肯定和表彰。
与众多的晋商家族相比，常氏家族是与众不同的。首先，常氏家族是聚族经商，在常威之后步入商业生涯的不是单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再者，常家商业的第一批创业者不是纯粹的目不识丁的农民，而是一些读过书的人，即使做个算命先生替别人打卦、测字，也需要有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才情才行。如果说常威的致富源头有点旁门左道的话，那么他的本家兄弟常佶就曾是纯粹的贡生出身，而且当时的常氏家族中最出色的经营人早年都有着读书应举的经历，这种儒贾结合的经营模式在山西商人中可谓绝无仅有。在传统的古老习俗中，读书入仕几乎是所有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与之相比，行商坐贾就显得无足轻重了，而常家与众多的山西商人一样喜欢背其道而行之，既要书香的熏陶，又要坐享风雅之趣，可谓独具一格了。大多数山西商人认为，在充满诱惑以追求利润为最终目的的商场上，只要坚持以儒家道德、以儒家思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那么做商人也可以是很纯粹的。就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山西商人才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标榜下将商业的规模发展得越来越大。
如果把商场看做一个标榜儒家道德的特殊学校，那么常氏家族无疑是这所学校中最杰出的学生，以至于后人们在谈起常家时说的最多的不是挣了多少钱、开了多少商号，而是他们在商场中表现出的儒家道德操守。因为常家在家业稍有基础之后，立即把重点转移到了子弟读书上，一开始常家子孙可能只是把读书当做修身、齐家的功课，渐渐地他们也开始从书本中发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他们经商富裕之后不是算计着如何多赚钱，而是让子孙多读些书，这一点在商人中并不少见，但像常氏家族这样郑重其事、声势浩大的却不多。这一点就不愧为书香门第的典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