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国货币仍为千年一贯制的银铜并用：大宗贸易用银拨兑；小额交换则以铜钱支付。在清朝“康乾盛世”期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间贸易愈趋频繁。繁荣的商业使货币需求量日益增多，而昔日云南所产的“滇铜”已完全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鼓铸制钱的需要。开辟新的铜源成为清政府急需解决的首要社会问题。
于是，他们把目光“盯”在著名产铜之地——东邻国日本的长崎，试图通过中日贸易缓解铜源告急的现状。这时，以范氏为首、世代为皇恩“荫庇”的一些山西“皇商”应国家之急，呈请做开辟中日贸易的先驱者。
清政府问鼎中原以后，山西皇商之所以呈请奏办应承这件事，除其具有官商合一的性质、资财雄厚等有利条件外，山西“铜荒”闹得更为严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山西冶铜、制器业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太原的铜镜、大同的铜火锅更是家喻户晓、久负盛名的产物。由于经营这个行业的利润颇为丰厚，因此各铜器制作商在铜料不足的时候竞相毁钱铸器以牟取利润。为了减缓“铜荒”，杜绝毁钱铸铜的陋习，清政府曾采取节流的政策三令五申严禁铸造铜器，还规定除三品以上大员可用铜器外，其余人均不能使用，除此之外还明文规定三年内必须将所有铜器据实上报，由官府出面给价收买。不久之后又诏告天下：只有一品大员才有使用黄铜器皿的特权。
然而就清政府当时的状况而言，收买铜器铸钱仅仅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即使奏效也难以维持长久。现实逼迫着清政府必须另辟蹊径、采取开源良策，来解救“铜荒”。在此异常情况下，一些精明的晋商就顺流而动，舍弃沙漠中的靠骆驼的长期贩运，形成了漂洋过海的船帮。山西船帮便由此应运而生，东渡日本，开了国际大宗贸易的先河。
当时隶籍内务府的介休范氏与在张家口旅居的乡帮“皇商”奏请专办运铜事项，并自请减价交售报以朝廷的“知遇”大恩。众商家的奏请甚是及时，深得龙颜欢悦。范氏等人均系经商多年的殷商大户，办理铜务之事自是不必多虑。
仅减价贩铜这一项，朝廷一年就可少支出五万两白银。所以这一事项在朝廷那里是一路绿灯，遂后范毓籛等人就开始了赴日贩铜的旅程。只要他们能在各关监督处领银采办、按期完纳，朝廷对此事概不过问。户部与范毓籛等还签订协议：“如税银已收，而监督借端不给，致办铜违期，将监督议处；如商人领银而解铜有迟延亏欠，照例追赔治罪。”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四十年（1701年）、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政府先后将芜湖、湖口、淮安、扬州、荆州、凤阳、太平桥、龙江、西新、南新等宝源局额铜均交范毓籛等人承办，以期解救“铜荒”，平抑日愈昂贵的铜货价钱。
范毓籛等人领命办铜后就立即“调兵遣将”派一些干练的人驾船东渡扶桑，不择险易。不论是酷暑严寒，还是狂风骤雨均难以阻止他们前进的脚步。于是，范家船队一年两次往返于中日之间，在险象丛生的惊涛骇浪之中逐渐游刃有余。此外，他们还将中国的丝绸、茶叶、笔墨、书籍以及潞安党参、雁北黄芪等运往日本，换取大量的铜产品，为中日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范家船帮不畏艰险、飘洋过海、采办日铜的举动令人敬佩，也值得赞叹。然而赴日购铜极为艰险，风险也颇大，购铜的商船在每年夏天就早早将日本人所需的中国土特产装载入船，然后从舟山群岛的定海或杭州湾出海，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航行月余之后方能经过日本的博多湾抵达长崎港。返回时再运载日铜凯旋，若遇上冰冻或雪灾的天气，要在海上飘洋到次年四月份才能回国。
范氏一门多是子承父业、兄继弟差，经过毓籛、清注、清洪、清济等的妥善用心支撑，范家经营日铜贸易长达70年之久。但其所办铜斤与清廷年需购铜六七百万斤之数仍然相差甚远。民间铜货缺乏的窘况仍旧没有完全缓解。
为了进一步摆脱困境，乾隆九年（1744年）清政府特别批准山西招募殷商富户“下海”办铜。于是洪洞学子刘光晟就脱颖而出，其风头渐渐超越了范家。刘光晟自幼聪颖博学，很有经济头脑，他主张经世致用。当他听说铜斤不足、清政府招商承办时，便辍笔从商自筹资本采办日铜。于是，他南下江南鼓动几个友人，然后从杭州湾的乍浦出洋，一年办铜50万斤。为了褒奖刘光晟，乾隆皇帝还特谕旨授以他三品荫生的封号。
此后，致力于中日贸易以解救“铜荒”的三晋船帮凭借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又义无返顾的精神为山西商人谱写了从事航海贸易的辉煌篇章。
等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以后，清政府为了扩大日铜的进口数量，大量削减了范氏等诸多皇商赴日购铜的采购额，改由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8个省的总督或是巡抚办理，希望以此能调动8个省的经济实力，以保证清政府日益紧张的财政需要。
但是18世纪中叶以后，日本铜源也渐近贫乏，为此日本政府进行贸易保护的政策，对办铜的外来商船进行多种刁难。不仅开始限制外来入港船数和每船载铜定额，还开始扣押滞留外来船舶供其役使，最终导致的后果便是船大载轻，使得运载成本逐步增高。为了保持贸易平衡，清政府也采取相应的措施，严格控制向日本输送绸缎、蚕丝的出口数额。这样一来，中日贸易陷入剑拔弩张的境地，前景开始不明朗起来。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十七年间东渡日本的船舶遭遇飓风，船毁人亡。而辉煌一时的范氏家族也因亏欠巨多，于1783年被皇家查抄治罪、收产抵债。昔日从张家口崛起的商业巨族最终陨落于商海浮沉的万顷波涛之中。而以范氏家族为代表的三晋船帮也因为众商家裹足不前、后继无人而逐步由盛转衰，渐渐退出了航海办铜的历史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