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使得范家发迹的是庇护在朝廷羽翼之下的盐业运销。范家抓住了这一机遇，在当时的盐业销售中获利颇丰，逐渐发展成为称霸北方的盐业巨头。
清代，全国分布着两淮、山东、长芦、河东等十大盐区。自顺治六年（1649年）起，清政府对各大产盐区就实行“畦归商种”的政策，将盐池改为由商人经营控制，而所产出的盐由官府通过“盐引”来掌握分配。而范家就是河东盐区的大股东之一。
按照河东“盐引”的规定，范氏家族销售食盐的地点是在潞安、泽州两地。潞安在唐朝就是一个重要的发达城镇，是铁产品的集散地，又以“潞绸”和“潞锅”而出名；泽州有着丰富的林木、粮食、药材等资源，这样一来范家在销售盐的同时可以把这两个地方的丰厚物产再运到其他地方进行贩卖，从而形成了一种往返皆有货物销售的良性循环。而范家靠着精明的商业手段，也在其中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润。
长芦盐区是范家的另一个产业，长芦盐区的盐业范围是北京、河北、天津、河南等二十多个州县，也就是说范家供应着一千多万人所需要的食盐。他们在天津、沧州等地设置了许多囤积盐货的大仓库。靠范家吃盐的京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商贸活跃，既是人口密集的消费大市场，也是商业竞争相当激烈的地方。
范家在长芦盐区的实力可以说是最大的，远远超过了在河东盐区的势力范围，他们持有十多万盐引，每年的销盐量可达一千多万公斤。在康熙和乾隆盛世时期，规模如此之大的大概只有两淮盐务总商安氏和山西平阳的亢氏才能有资格与其相抗衡。
丰厚的利润催使着更多的人加入盐业贸易，一时之间，使得盐商的竞争日趋激烈。当时，邻近北京城的河北省有一个叫李天馥的皇商，他拥有着河北另外八个州县的销盐权，与范家的利益有着直接的冲突。在众多盐商的排挤打压下，李天馥出现了资金周转困难的窘况，累欠盐税达到八十多万两，又恰逢内务府不留情面地加紧催缴，李天馥在内外交困、濒临破产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当时掌握范家大权的范三拔求助。
精明的范三拔看准了这是一个扩大自己地盘的良好时机，抢先一步，上奏朝廷，说自己愿意接受李天馥的销盐范围，并承诺承担起李天馥欠内务府的所有债务，以助辉煌朝廷经济。就这样，内务府摒弃了李天馥，从此形成了范氏家族独霸京、津及周边地区经营范围的局势，范家开始富甲天下，手遮一方。
范氏家族利用自己强势的手段，在众多的盐商豪门中脱颖而出，堪称为令两淮巨族刮目相看的北方首富，无论是在国内贸易还是国外贸易中都堪称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