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的大伯夫妇共生了五个孩子，但都早早死了。后来丈夫过继给他家，我们结婚以后就待在大伯家，叫大伯为“好公”，叫大伯娘为“大妈妈”。当初我们结婚用的钱是“好公”在重庆做工赚的，“大妈妈”实际上是我婆婆，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刚结婚时，我们在乡下靠种田为生，丈夫那时就像苏北人一样，人晒得墨墨黑。
婚后六个月左右，“好公” 帮我丈夫在上海找到工作，所以他一个人先来上海。他先在公安局工作，当时也没地方住，只能在公安局的走廊搭个铺，他只带了一条被子，大冬天也只穿一条外裤，所以整天冷得发抖。在公安局做了一段时间，他又被调入税务局，主要负责在火车站查税，办公室就在乌镇路上。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他父亲预感到这次运动会波及税务局的人，过年回老家时，他父亲问他：“这次运动要查经济问题，你有没有做过什么违禁的事情？”他回答说没有。大年初四他回到上海，以后就再没有寄信回家，他父亲估计，他肯定发生什么事情了。那时我在乡下要照看两个孩子，根本走不开，由他父亲来上海看看情况。到了上海他们父子也不能相见，他父亲只好写张纸条让人带给他，信里说：“无论做过什么事情，你都一定要交代清楚。”
原来他被怀疑在火车站查税时拿过他人好处，然后让那些人顺利通关，可他确实什么都没做过。那期间运动乱得不得了，只要沾上一点经济边的人都被调查，几个人整天逼你承认并没有做过的事情。他被关在税务局楼上，房间里就一张床，床前、床头各有一人守着，每天都逼他交代，例如要他承认总共贪污多少钱，贪污的钱又交给谁，等等，还有人专门来乡下调查我家有没有造新房。“好公”夫妇解放后去了北京，当时“好公”也被怀疑贪污，诬蔑他帮人家装修厂房买材料时拿过好处，所以他在北京被关了一年。这种调查当时称为“打老虎”，还教小孩唱一首儿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大坏蛋，贪污犯。”社会上一些被调查的人，因为受不了这种打击就垮掉了，有人跳楼自杀，有人割脉自杀，还有人躲到厕所里，解下皮带上吊。我在乡下担心得不得了，既怕丈夫受不了会寻死，又担心在北京的“好公”。后来他寄一封信给我，信里说：“我豁出去了，你以后用心将几个孩子养大。”他当时想，他的问题一时半会儿也不能解决，自己有理也说不清的，最后他还是顺着他们招了。但他确实没有收过钱，这时也拿不出的，只好乱说：“我这里没有钱了，有的给妻子和几个孩子用了，有的给妹妹用了。”他们逼我们退赔。为了救他，我们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又向亲戚借钱，才如数交出钱。那时他心里只有一个信念： 我没有贪污，没有用过国家的一分钱，任凭你们去调查，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他说：“相信共产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几个月之后，事情果然调查清楚，还他一个清白。
1955年，我带孩子们到上海定居，那天正是年初二。不久，南新路街道组长却开始动员我回乡，他说：“现在上海的马路不能看见有人闲逛，没工作的家属都必须回乡。” 当时的确有很多没工作的家属都被赶回乡了，区政府就在我家对面，他们一直派人来问我们是否已经离开。我想拖延时间，就对他们说：“我国庆之后走。”后来街道还开会讨论我们回乡的问题，我对他们提条件说：“我们家的田都给了叔公、叔婆，公公和婆婆也在北京定居了。我一个妇女拖着两个孩子，回去怎么生活？你们要我走可以，但要给我足够的柴和口粮，否则我们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在几次会议上我都和他们辩论，语气十分坚决。他们大概也没办法了，最后一次会议终于同意我不用回乡。
在上海的头几年，我在家带孩子，并没有出去找工作。1958年，上面动员妇女出来工作，住在我们弄堂的街道生产主任看我挺会烧菜的，就让我到食堂工作。那是一个居民食堂，学校的老师和家里没人烧饭的孩子都可以来吃饭。我每天半夜一点钟就要赶到食堂，要做六十斤左右的馒头，还要烧一大桶粥，中午烧好午饭，到1：30左右才能回家休息一会儿，晚上又要去食堂烧晚饭和洗碗，一直忙到8点左右才到家。那时我刚刚生下小儿子，回到家我还要洗尿布，再打扫一下，没睡多久又要上班了。半夜里小儿子闹得特别厉害，有时只好托给大女儿管，她把弟弟抱在怀里哄他入睡，而她自己一个晚上也睡不安稳。我在食堂做好早饭会带点回来给孩子们吃，而大女儿要赶去上课，往往来不及吃早饭就出门了，后来女儿还因此得了胃病。更多时候我半夜就带着小儿子到食堂，让他睡在食堂的台子上，我就在一旁做馒头。食堂的楼上是托儿所，天亮以后托儿所阿姨上班了，才能把他寄放在那里，烧好午饭再去给他喂次奶。托儿所阿姨下班时，我总是还在忙烧晚饭，常常听到他一个人在楼上哭个不停，我自己正忙着，也只好狠下心，等下班以后再去接他。有一次，他一个人在上面爬来爬去，差点从楼梯上摔下来。食堂的工作太辛苦了，当时我瘦到九十斤左右，人迷迷糊糊的，走起路来跌跌撞撞，整天就像喝醉酒一样。工作这么辛苦，也只有七角钱一天。
丈夫最后在区政府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要他写“黑材料”，也就是将一年的所作所为都写出来。经医生检查，已确诊他患了肝炎，我心里急得不得了，也帮不上任何忙，只好陪他写材料，往往写到晚上12点。他在区政府里人缘还不错，所以被批斗了一次就算了，但以后病情也加重了。
1968年，食堂关闭了，这时丈夫已因肝炎长期休病假，只能拿一点病假工资。家里急需用钱，我只好到街道生产组找活干，先帮厂里加工拼接毛衣，比如做拼接领子、缝扣子等工作，厂里规定，加工二十件毛衣要三天之内做完。一般我把一麻袋需要加工的毛衣拿回家，做完再送回厂。加工任务时限很紧张，有时全家都帮着我一起做，丈夫拼接领子，二儿子钉扣子，小女儿勾线。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也为了我们这个家，全家一起努力。那时经济很困难，也不舍得买有营养的食品，丈夫的病情越来越重，我也患上贫血症，经常感到头晕目眩。
1971年，街道生产主任派我去窑厂工作。上面总说要准备打仗，当时叫“备战备荒”，所以到处造防空洞，万一打起来人们可以躲在里面。上海各单位都挖防空洞，挖好洞再用砖头砌好，所以街道也设窑厂烧砖。我们窑厂很大，共有十八个窑洞，每个窑洞上方都有一个洞口，洞口上有一根管子与最上方的十八个铁桶联通，这一设备用来加煤。烧砖要经过三个场地： 先由一批人挖防空洞；再用一辆大卡车将挖出的烂泥运到闸北公园，那里有一批人专门用机器做砖头坯，我们把砖头坯叫作“生砖头”；最后用劳动车将“生砖头”运到窑厂，在窑厂烧过之后砖头变得坚硬，这时才能拿来造防空洞。
烧砖头一般都是在晚上。烧之前要涂砖，一批人先去挖地沟油，然后用这些油涂遍“生砖头”。然后是堆砖，一批阿姨负责用车子将涂满油的“生砖头”运进窑洞，堆砖还要讲究方法，要将一块块砖交叉堆叠，砖与砖之间必须留有空隙，这样烧的时候热量才均匀。还有一批人负责将煤放入机器压碎，再倒入窑上的一个个铁桶里，并通过管子加到每个窑洞里，落在涂满油的“生砖头”上，然后将窑洞上方的铁盖子封上，用泥土把十八个窑门都封死。烧煤要花整整一夜的时间，直到天亮才开始撤砖。最后，负责撤砖的阿姨进入窑洞，她们要把烧熟的红砖头一车车拖出来，再堆在窑厂外的场地。里面的温度仍然很高，工作时往往汗流浃背。大家这么辛苦，也只有七角钱一天，后来工资加了一点，每天也只有九角钱。
我在窑厂工作了八年，担任组长一职，主要工作是负责调配人员，负责挑选员工派工种。分进我们厂的人都要先来我这里报到，我看他们的表现，再决定将他们分到某个职位。当时还有一批社会待业青年，也要落实他们的工作。我还担任后勤工作，主要负责将窑厂外面的场地打扫干净，将掉下的碎泥土搬走。另外，我还管计划生育，动员厂里的员工不能多生孩子。有时，我也和那些阿姨一起将做好的“生砖头”从闸北公园运到窑厂，劳动车非常重，我们几个女同志都吃不消了。我们曾向领导反映，领导却说：“如果你们家没有米下锅了，你们急不急嘛，现在窑里没有砖头坯了，也是一样的道理。”为了生活，我们也只好辛苦工作下去。到晚上我们还不能休息，还要参加义务劳动，有时在窑厂周围修马路，有时拌水泥砌墙。
以后窑厂规模扩大，新建办公室和机修间等。工作期间，我一点不怕吃苦，跟着老师傅学技术，和工人一起拔草、平路、挖阴沟、洗马桶，等等。即便是又脏又累的工作我也肯做，洗马桶时，有时粪便会弄到手上，我也觉得不在乎。我认为，只要能为工厂贡献力量，再辛苦也值得。所以许多阿姨常对我说：“吴阿姨啊，你坐下来休息休息吧。”厂里员工的评价是：“在我们厂里，就数吴阿姨最肯干活了。”因为我努力肯干，得到领导的认可，便从组长升到连长。
我做连长以后，厂里开起会来，要我发言的次数越来越多。我没有什么文化，也不懂得如何在工人面前装出领导的样子，但既然是连长，也只好带头发言，每次碰到这种场合，我就紧张得发抖。我多次向领导反映，我不会讲话，所以不想做连长，但领导总是回答说：“做做就会了，慢慢会好起来的。”那时早上要分组学习，要讲讲时势，还要相互交流，我不识字，也根本不知道怎么讲，每次只能随便说说，比如说：“以前我们在乡下，只能天天生生炉子，带带孩子，背背篮子，妇女根本没有地位，也没有说话的权利。现在是新社会了，我们妇女多开心啊！新社会比旧社会好多了，新社会要解放妇女生产力，所以我们才能出来工作，现在我们一个月拿二十多元钱，多开心啊！”我的发言总是说说自己的内心感受，也不会讲很深的道理，自己心里的确想到，参加劳动工作以后，我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转变就说明妇女翻身了。的确，随着发言次数的增多，以后我就显得越来越自如了。
回想起来，抗日战争的时候最令人害怕，“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时最令我着急，可最困难的还是丈夫临近去世的那段时间。1980年8月，他摸到自己体内长了一个囊肿，当时吞咽食物已经很困难了，去医院一检察，才知道患了癌症。很快给他开了刀，不久情况却越来越不好。医生说：“癌细胞已经转移了。”他还想再开一刀，但医生认为他身体虚弱，已承受不住第二次手术。每次探病回家，我都会大哭一场，但在他面前又只能忍住眼泪，他反而劝我说：“你要想开点，你看周总理地位这么高，生了病不是也没有特效药治吗？” 1980年7月9日“好公”过世，到12月7日，丈夫最终还是走了。短短几个月中，最亲的人都离我而去，周围的人都说，我能挺住真不容易。
在教育孩子方面，并没有特别之处，不过我们的家教特别严。以前丈夫上班很忙，每日早出晚归，他与孩子接触的机会不多，基本上都由我带孩子。他生病以后，在家的时间多起来，和孩子们交流的时间也多了。老大现在在湖南生活。老二在学校里表现优秀，被老师推荐到江西保密厂工作。老三读了技校，被分配到某厂。老四顶替我到窑厂工作。老五读了医科技校，被分配到厂里做厂医。我退休后，每个孩子每月都给我生活费，让我安度晚年。孩子们现在工作、家庭都挺好，让我非常宽慰，想到他们，觉得我这一生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