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聪明和具有高尚道德的人把他们的主要关注投放在第一项标准的十分得体和完美的概念上。每个人的头脑中都存在着一个这种概念，它是从长期对自己和别人的品质和行为的观察中逐渐形成的。它是我们心中的那个伟大的半神半人，我们行为的伟大法官和仲裁所进行的缓慢、渐进而又不断取得进展的工作。根据每个人的感受力的细腻和敏锐的程度（因为那些观察是用那种感受力来进行的），同时也根据在进行那些观察时每个人所投入的关切和注意力，每个人在自己的头脑中都或多或少准确地描绘出了这个概念，或多或少正确地描绘出了它的色彩，或多或少并且准确地想象出了它的轮廓。在聪明和具有高尚道德的人身上那些观察是用最敏锐和最细腻的敏感完成的，而且在进行观察的过程中也是全神贯注的。每天都有某一特征得到改进，每天都有某一瑕疵得到改正。他比其他的人对这个概念研究得更多，他对这个概念理解得更清晰，他对它形成了一个正确得多的形象，同时也对其高雅和非凡的美迷恋得更深。他尽其所能竭力使其自身的品质与那个完美的原型相似。他仿佛在临摹一个非凡的画家的作品，然而那幅作品是不可能临摹得一模一样的。他感觉他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却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而且他伤心和苦恼地发现在许多的特征上凡人的版本都远不如那个神的原著。他满怀忧虑和羞辱回忆起由于疏忽大意，由于缺乏判断和心情不好，经常在言行上违反了完全得体的绝对准则，远远地偏离了他想使自己的品质和行为仿效的那个模式。这样，当他把他们的关注倾注在第二项标准时，倾注在他的朋友们和伙伴们通常所达到那种卓越的程度时，确实他可能感到自己具有一种优越感。不过，由于他的主要的关注一直是倾注在第一项标准上，他在通过与前一标准的对照上所感到的自卑必然远远超过在与后一标准对照时所能感受到的喜悦和得意。因而，他从来也没扬扬得意，傲慢地看不起甚至确实是低于他的人。他是如此深刻地感觉到自己的不完美，他是如此深刻地了解要达到他远没有达到的完美的困难；因而他不能鄙视还远不如他完美的人。他从不侮辱他们的卑下，而是抱着一种最宽容的同情来看待他们的卑下，而且时刻总想以自己的劝告和榜样促进他们进一步的完善。如果在某一方面他们偶尔胜过了他（因为谁能够如此完美以至在许多方面都不会有许多人胜过自己呢？），他决不去妒忌他们的长处，他知道要超过是何等困难，他尊重和尊敬他们的过人之处，并充分给它以应有的赞许。总而言之，这一切都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全部行为和举止清晰地留下了真诚的谦虚的品质的烙印，对自己的长处有一个非常谦虚的评价，同时对别人的长处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在所有文学艺术领域，在绘画、诗歌、音乐、辩论和哲学里伟大的艺术家总是对自己最好的作品还感到不完善，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意识到它们与他理想中的完美还相差多远，虽然他尽其所能地模仿，但他却怎么也达不到那个高度。只有次等的艺术家才总是完全满足于自己的成绩，他根本就没有理想的完美的概念。关于它他甚至想都很少想过，他把自己的作品主要是拿去与其他的，也许还是更低一级的艺术家的作品去比较。法国伟大诗人布瓦洛（他的某些作品也许毫不逊色于同类的最伟大的诗人的作品，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最伟大诗人的作品）常说，没有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曾经感到是完全满意的。他的熟人桑托尔（一位写拉丁诗的作家，他就根据自己写的一些中学生水平的诗歌而把自己幻想成为一个诗人）向他保证说，他总是对自己的作品感到完全满意。布瓦洛用一种也许是狡黠和模棱两可的话回答说，那他肯定是曾经如此满意的唯一的诗人。布瓦洛在评判自己的作品时，他总是把它们与他的理想的完美的标准相比较。我想那个理想的完美的标准是他在诗歌这个领域里沉思了许久构思出来的，而且构思得尽可能清晰。我想桑托尔在评判自己的作品时主要是在与他同时代的拉丁诗人的作品相比较，而他肯定比他们其中的大部分还要高明许多。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要使整个一生的行为和谈吐都能够与那个理想的完美保持某种程度的相似，肯定要比制作一件与任何一种有独创性的艺术作品完全相似的东西还要困难得多。艺术家坐下来从事创作时，要不受干扰，安闲自在，充分调动和回忆他的全部技巧、经验和知识。聪明人在健康和生病时，在成功和失败时，在困乏和昏昏欲睡的怠惰中和在最清醒的时刻一样，都必须使其行为得体。困难和灾祸的突然降临和袭击都不应使他感到惊讶，他人的不义之举绝不应激发起他也不义，派系斗争的暴力冲突绝不应该使他惊慌失措，战争的艰苦和危险绝不应使他沮丧而丧胆。
那些在评估自己的长处，评价自己的品质和行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第二项标准上，放在别人通常达到的卓越的一般程度上的人们中间，有些他们确实而且是正确地感到他们大大地超过了那项标准，而且每一个聪明和公正的旁观者也都承认他们确实是如此。不过，这些人的注意力经常主要不是放在理想的完美的标准上，而是放在一般完美的标准上。他们通常感觉不到他们自身的弱点和不完美之处，他们没有谦虚，他们通常是自负、傲慢和专横。他们喜欢赞美自己，而瞧不起别人。虽然他们的品质远不够好，他们的功绩远不如具有真实和谦虚的美德的人，但是建立在他们过分的自我欣赏的基础上的妄自尊大常常能迷惑不少群众，甚至迷惑不少比群众要高许多的人。民间和宗教界的那些最无知的庸医和骗子经常取得令人惊异的成功就足以证明群众是多么容易被他们的那些极其夸张和毫无根据的自我吹嘘所蒙骗。但是当那些自我吹嘘还得到了某种真实和可靠的事迹的高度支持时，当它们展现出夸耀所能赋予它们的全部光彩时，当它们受到地位很高而且具有权势的人的支持时，当它们表演得非常成功并因此而博得群众的大声喝彩时，甚至具有清醒的判断力的人也常时禁不住要跟着去赞叹几句。那些愚蠢的喝彩声的喧哗常常使他的理解力发生错乱；因此，当他只是在一定的距离看见那些伟大的人物时，他时常会禁不住怀着诚挚的钦佩崇拜他们，甚至比他们崇拜自己所表现的钦佩还要更加强烈。如果在这种场合不存在妒忌，我们都会乐于表示钦佩，并在我们的想象中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把在许多方面非常值得钦佩的那些品质变成了在各方面的完美无缺。也许，那些伟大人物的过度的自我欣赏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被那些对他们相当熟悉的聪明人所看透，他们偷偷地嘲笑那些被站在远处的群众常时怀着的崇敬、几乎是崇拜的心所看待的崇高的自我吹嘘。不过，在各个朝代曾经获得了最噪的名声，最高的名誉的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这类角色。而且他们的名声和名誉也时常还遗传到最远的后代。
没有一定程度的过度的自我欣赏就很难在人世间获得伟大成就，取得对人类情感和意见支配的伟大权威。最杰出的人物，完成了最辉煌的壮举的人，在人类的处境和思想上带来了最大变革的人，最成功的军事家，最伟大的政治家和立法家，拥有人数最多和最成功的宗派和政党的能言善辩的创始人和领袖们，他们中的许多人之所以出名主要并不是由于他们伟大的功绩，而是由于与其伟大功绩全然不成比例的自以为是和自我欣赏。也许，为了怂恿他们去从事一个比较有清醒的头脑的人从来也不会想到要去从事的事情，同时为了博得他们的追随者们的屈从和顺从进而支持他们这种自以为是是完全必要的。因此，当他们获得成功时，这种自以为是常把他们引入几乎近于疯狂和愚蠢的虚荣。亚历山大一世不仅曾经希望别人把他当作上帝，而且至少也非常倾向于把自己幻想成上帝。在临终时，他极其荒谬地要求他的朋友们把他的老母奥林匹亚同样也光荣地列入众神的可敬的名单之中（他自己早已被列入那个名单）。在他的追随者和门徒们可敬的赞美声中，在公众的普遍喝彩声中，人们仿照神谕宣布他为最大的智者，苏格拉底式的伟大贤人。虽然神谕不容许他把自己想象为上帝，但其威力仍不足以阻止他幻想他曾从某个看不见的神那里偷偷地经常获得启示。恺撒的健全的头脑也不足以阻止他自认为是维纳斯女神家谱中的一员并以此而自喜，而且在这个被称作曾祖母的神殿前，恺撒在接待罗马元老院时没有起身。罗马元老院是一个著名的机构，那次罗马元老院前来是呈递授予他最尊贵的荣誉的法令。这种傲慢再加上某些几乎是孩子气的虚荣的行为——其幼稚的程度简直使人一下子无法理解——看来加剧了公众的不满，从而使得想行刺他的人的胆量更大了，加速了他们的密谋的实施。现代的宗教和风俗并不鼓励他们把自己想象为神或者先知。不过，成功再加上公众的爱戴常常使他们中最伟大的一些人头脑发热，以致使得他们认为确实具有他们实际上并不具有的那么大的重要性和能力。而且由于这种自以为是常使他们陷入许多轻率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冒险。而马尔伯勒大公所特有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一个将军能够连续吹嘘十年的辉煌战功都未曾冲昏他的头脑，而做出一件轻率的举动，说出一句轻率的话。我认为后世的任何一位伟大战将都没有具备他那种稳健的冷静和自我控制能力。尤金王子、普鲁士已故的国王、伟大的孔代亲王，甚至古斯塔夫二世也都不曾具有。蒂雷纳似乎是最接近的一个，但是他一生中所办理的几件不同事件却充分说明他的为人远没有马尔伯勒大公那么完美。
在谦卑的私人生活规划中和在对高位的野心勃勃和妄自尊大的追求中，伟大的才能和事业的成功在开始时常常鼓励人们去从事最终必然导致破产和毁灭的冒险。
每个公正的旁观者对那些勇敢的、宽宏大量和思想高尚的人的真正的功绩的尊敬和钦佩，都是出于一种正确的和有根据的情感，所以它是一种稳固的和长久的情感，因而它全然不取决于他们的命运的好坏。而旁观者对于他们的过高的自我评价和妄自尊大所抱有的钦佩之情就完全不同了。当他们有成就的时候，他时常完全被他们所征服和为之倾倒，成功遮住了他的眼睛不仅使他看不到他们事业中的极大的轻率，而且也看不到他们事业中的极大的不义。于是他不但没有责备他们品质中这个有缺陷的部分，反而怀着最热烈的钦佩看待这一缺陷。然而，当他们不走运的时候，事情就改变了它们的颜色和名字。从前被视作英雄式的宽宏大量恢复了其正当的名称极端草率和愚蠢；从前隐藏在成功的光环下的贪婪的不义的黑暗部分现在全部暴露了出来，并且抹去了他们事业的全部光彩。如果恺撒不是赢得了，而是失去了法萨卢斯那场战役，那么现时社会将认为他的人格只比喀提林要略高一些，而且连最软弱的人都会认为他的事业是违反其祖国的法律的，用当时一个党徒具有的全部敌意来看待他的意图把他描绘得甚至比卡托更加黑暗。他的真正的功绩，他的高尚的情趣，文笔的朴实和高雅，雄辩的得体，他的作战的技巧，对付不幸的策略，对危险冷静而沉着的判断，对朋友的忠诚，对敌人的前无古人的宽厚，所有这些都将会得到人们的公认。就像喀提林（他曾经有许多伟大的品质）的真正的功绩在今天仍受到人们的公认一样，但是他的妄想攫取一切的野心所表示的傲慢和不义则将那个真正的功绩的全部光荣涂上了黑色并全然抹了去。运气在这一点上就像在前面提到过的某些方面一样对人类的道德情感有着伟大的影响。而且根据它的好坏，能够使同一个人（同一品质）成为人们普遍爱戴和钦佩的对象，或者成为普遍憎恨和鄙视的对象。不过，我们道德情感中的这种伟大的混乱无序绝非全然没有用处。在这种场合，就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甚至在人类的软弱和愚蠢上我们同样可以赞美上帝的明智。我们对成功的钦佩是建立在我们对财富和高贵的尊重的同一天性的基础上的，而且也是为建立社会的等级和秩序所同样必要的。这种对成功的钦佩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去服从那些在人类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比我们强和高明的人，他们可能是教育我们怀着尊敬，甚至是一种敬爱之情去看待我们不能抗拒的那种可能带来幸运的暴力。不仅是像恺撒或亚历山大这样一些辉煌的人物的暴力，而且常常像最粗鲁和最野蛮的阿提拉、成吉思汗或帖木儿等人的暴力。人类中的大部分自然是倾向于怀着一种惊异的钦佩来看待这些强大的征服者，尽管毫无疑问，那是一种极其脆弱和愚蠢的钦佩。不过，这种钦佩教会他们默认统治他们的那个政府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少做一点反抗，而且也没有任何反抗能够把他们从那种力量下解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