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本性，对秩序的相同的爱，对整齐之美、艺术之美和设计之美相同的尊重常常都有助于那种促进公共福祉制度的建立。当一个爱国者竭尽全力为改进公共安全的任何一个部分而奋斗时，他的行为并不总是单纯出于对那些能从中获得好处的人的同情。一个热心社会公益的人鼓励修筑公路通常并不是出于对搬运工和车夫的同情感。当立法机构设立奖金和其他奖励措施以推进亚麻或羊毛制造业的发展时，其行为也不单纯是出于对便宜而优良的纺织物的穿着者的同情，更不是出于对制造业者或商人的同情，政策的完善、商业和制造业的扩展才是它所追求的高尚和宏伟的目标。对它们的盘算使我们感到高兴，因而我们感兴趣的是能够推进它们的东西。它们构成了政府伟大制度的一个部分，政治机器的轮子通过它们看来运转得更加和谐和轻松。我们为看到如此美好而雄伟的制度的完善而欣喜，我们如果未能将多少有些可能干扰和阻碍其正常运转的任何障碍物搬走，我们就会时刻不安。然而，所有政府机构有无价值完全看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生活在其制度下的人们的幸福，这是它们唯一的用途和目的。不过，从某种制度的精神，从对艺术和发明的某种喜爱出发，我们有时似乎对手段比对目的还更重视，因而为了迫切地想促进我们同胞的幸福，我们更多是从完善和改进某种美好和有秩序的制度出发，而不是从人们对所承受的痛苦或享受的欢乐的直接感受出发。有些最热心公共利益的人，他们在其他一些方面对仁慈表现得并不十分敏感。相反，有些最仁慈的人，他们仿佛完全不热心公益事业。每个人在其所熟识的人里都会发现这样的两类人。谁还能比莫斯科公国的那个著名的立法者更缺乏仁慈，而又更热心公益事业呢？好社交而又生性温和的大不列颠国王詹姆士一世，则正好相反，他不论对其本国的荣誉或其本国的利益都缺乏任何激情。如果你想唤醒一个野心几乎熄灭了的人奋发起来，你去向他描述富人和显贵的幸福，告诉他他们通常是日头晒不着雨淋不着，他们从不挨饿、受冻，他们也很少感到疲劳或缺少什么，都将毫无意义。这类最富说服力的规劝对他都不会有什么作用。如果你想获得什么效果，你就只有向他描述他们宫殿里各个房间里的便利品的安排和摆设，你必须向他解释他们的马车扈从的体面，向他指出他们扈从的人数、等级及其职司。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对他造成深的印象的话，那就是这个了，而且这一切也只是能保护他们不受日晒雨淋，使他们免于饥饿和寒冷，免于匮乏和疲乏。如果你想以同样的方式在一个对其本国利益似乎毫不关心的人的心中播种公共道德，你告诉他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的臣民能享受到什么样优越的好处，告诉他他们居住得比较好，他们穿得比较好，他们吃得比较好，也将毫无意义。这些思考通常不会给他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如果你向他描述能带来上述好处的伟大的社会治安制度，如果你向他解释该制度各部分的相互依赖性和关联，它们之间的平等和相互从属以及它们对社会幸福的共同促进，如果你向他显示这个制度可以怎样地引进到你自己的国家里去，是什么东西目前阻碍着它的产生，那些阻碍它的障碍又可以怎样搬掉，搬掉后这个政府的机器的全部轮子就可以更加和谐和更加顺畅地转动起来，而不会相互摩擦，或相互阻碍对方的运转，你可能还更能说服他一点。一个人不可能听了这类论述而不感到自己应该对社会公益有某种程度的关心，至少他在当时会感到有搬去那些阻碍的欲望，让如此美好和如此整齐有序的机器运转起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像研究政治、研究各种政府制度，它们的优缺点，研究我们自己本国的宪法，它现在所处的地位以及它与外国的利害关系，它的商业、国防，它所处的不利条件，它可能面临的危险，应如何去搬开前者，又如何抵抗后者更能促进人们热心公益事业的了。基于这个原因，各种政治研究，如果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能行得通的都将是所有思辨著作中最有用的了。即使是其中最差的和最坏的也都不会是全然没有一点用处。它们至少可以鼓励人们关心社会，唤醒人们去寻找促进社会幸福的手段。
（第二章）论效用的外表赋予人的品质和行为的美，以及这种美的概念可以在什么程度上被视作原始的赞同的天性之一
人的品质和艺术的设计或政府的机构一样既可以是有益于促进，也可以是有害于个人和社会的幸福。谨慎、公正、积极、果断和认真的品质预示着他本人以及与他有关的每个人未来的顺利和美满。相反，鲁莽、蛮横、懒散、软弱和贪恋酒色则预示着个人的毁灭以及对所有与他有任何来往的人的灾难。第一种心理状态至少具有为了促进最令人愉快的目的而发明的最完美的机器所能具有的全部美，而第二种心理状态则至少具有笨拙和最笨重的设计的所有缺陷。什么政府机构能够像智慧和美德的普及那么有效地促进人类的幸福呢？所有政府只不过是对上述缺陷的一种不完美的补救。因此，不论政府的什么美都是基于它的效用，而且它需要在极大的程度上属于智慧和美德。相反，什么样的国内政策又能像人的邪恶那样具有毁灭性和破坏性呢？坏政府的悲惨的结局不是源于别的，而是源于它未能充分防止人性弱点所引起的灾难。
各种品质从它们的有用性或不方便之处而产生的美或丑，很容易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打动那些用抽象和哲学的眼光来看待人类行动和行为的人。当一个哲学家研究为什么人道受到赞同、残酷受到谴责时，他通常并不能以一种非常明确和清晰的方式对任何一个特定的残酷或人道的行为为自己形成一个概念，而通常是满足于这些品质的一般名称向他所提示的那种模糊和不确定的概念。只是在个别的事例中行为的恰当或不恰当、功与过才十分明显和清晰可辨。只是在有了具体的例子时，我们才清楚地察觉得出我们自己的情感与行为人的情感是和谐还是不相一致，或者在前一种场合感觉到对行为人产生一种社会性的感激，或者在后一种场合感到对他产生一种同情的愤恨。当我们以一种抽象的和一般的方式来考察美德和邪恶时，这些激起上述数种情感的品质似乎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消失了，而这些情感本身也变得不大明显和不大清晰可辨了。相反，前者的幸福的效果和后者的致命的结果于是涌现了出来，好像是要站出来把它们自己从两者的所有其他的品质中区分开来。
最先解释为什么效用使人高兴的那个具有独创性和可爱的作者曾经为这种观点所深深打动，以致把我们对美德的全部赞同归结为我们对产生这种效用的外表美的一种直觉。他指出，除了对他本人或其他人是有用的或令人愉快的品质以外，再没什么精神品质能作为美德而受到赞扬的；除了与上述相反的品质外，没有什么精神品质会被作为邪恶而遭厌恶。而且造物主看来是把我们的赞同或不赞同的情感，根据个人和社会的方便进行了恰到好处的调整。在经过一番最严格的考察之后我相信人们将发现这是一个普遍的情况。但是我仍然要说这种效用或危害的观点既不是我们赞同和反对的第一来源，也不是主要的来源。这些情感无疑要受到由这种效用或危害所产生出的美或丑的直觉的强化和增强。不过，我仍然要说，它们从本源上或本质上不同于这种直觉。
首先，这是因为对美德的赞赏看来不可能与我们赞赏某种方便和精心设计的建筑物的那种情感属于同类的情感；或者说我们称赞一个人的理由不可能与我们称赞一个屉橱的理由相同。
其次，经过考察之后我们将发现任何内心的意向的有用性不是我们赞赏的最初依据，赞赏的情感总是包含着完全不同于效用概念的某种适度感。这一点在所有被赞赏为美德的那些品质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得到。那些被赞赏为美德的品质，包括根据这种体系最初就被评估为对我们有用并由于它们对别人有用而受到尊重的品质。
对我们最有用的品质首先是较为高级的理性和悟性。通过它们我们能够洞察我们所有行为的长远后果，同时可以预见到它们可能导致的好处和害处。其次是自我控制，通过它我们可以放弃眼前的快乐或去忍受眼前的痛苦，以便在将来某个时候获得更大的快乐或避免更大的痛苦。这两种品质的结合就构成了谨慎这个美德，在所有美德中这是对个人最有用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