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夏天，马当沉船封江工程基本竣工；不过，此时战局也急转直下，日军已经逼近了与马当隔江相望的江北重镇安庆。
6月10日，日军第11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指挥波田支队向安庆发起猛攻。安庆守军坚持了一天，便宣告失败。6月11日安庆落入敌手。
6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武汉外围防线上的第一道屏障——马当要塞。
然而，就大战前夕，身为马当湖口要塞司令长官兼16军军长的李韫衍，却无视兵临城下的险局，竟在日军进攻安庆的当天（6月10日），在马当山下的马当镇开办起军事训练班来，将当地驻军副排长以上的军官和附近县乡的乡长、保长，甚至连甲长都统统召集到马当镇，进行为期两周的军事训练。
李韫衍军长的这种做法无疑是麻痹轻敌。这时，一江之隔的安庆已经是炮声隆隆，战火纷飞。日军的军舰、汽艇已经在长江江面上游戈，日军飞机也在马当上空频频盘旋。一切迹象都在表明，日军已经对马当这座军事要塞虎视眈眈了，战事正处在一触即发之际。然而，身为要塞司令官，他却选择这样的时候开办这样的训练班，真是不可思议。当时，唯一没有参加这个训练班的，只有驻守在马当外围长山炮台的海军第二队总队长鲍长义。他以一种军人的敏感和责任，婉言拒绝了李韫衍的命令，率领他部下2000余人坚守阵地。
李韫衍的军事训练在6月23日终于结束了。然而，就是在同一天，日军开始从水上和空中向马当要塞逼进。而好大喜功的李军长却闭目塞听，竟在这天下午发出请柬，要求江防部队的连、营、团长当晚赶到马当镇，参加24日的训练班结业典礼。
日军获悉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在23日夜间开始行动。当晚大雨滂沱，天昏地暗，这样的天气实在是帮了日军的大忙，给了他们的偷袭行动以可乘之机。加上各个炮台和防区的指挥官都应邀去了马当镇，所有的防务都形同虚设，使长达几十里的马当江防线在唱“空城计”了。于是，午夜过后，即24日凌震4点，在夜幕和风雨的掩护下，日军波田支队乘坐汽艇，首先在马当外围香口炮台313团防区登陆。待发现敌军后，群龙无首的313团士兵仓促应战，结果是不堪一击，溃不成军。313团防区失守。
攻陷313团防区后，波田支队乘势前进，连克香口炮台，直逼总队长鲍守义率部坚守的长山炮台。
此时，隆隆的炮声已经震撼了马当镇，身为要塞司令的李韫衍才如梦如醒。当接到长山炮台告急的报告后，这位军事庸才又作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惊人之举”——他居然命令在咫尺的53师按兵不动，而急调驻守在20里以外的彭泽县城的167师从小路增援。
长山炮台是马当要塞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日军得手，那么马当要塞便指日可下。因此，第五战区司令官白崇禧闻知长山炮台告急，立即电令167师从沿江公路火速驰援长山炮台。
但是，从彭泽县城至长山炮台仅20来里的路程，而奉命增援的167师却从6月25日起程，走了整整二十多个小时，到26日中午还没有赶到长山炮台。
在援兵没有到来之前，长山炮台守军在总队长鲍守义的指挥下，同日军展开了激战，大部分士兵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只剩下500余人。但是，总队长鲍守义就是率领着这500余人的残部在炮台上固守待援，坚守了三天两夜，屡次打退日军的进攻后。直到最后弹尽粮绝，全部战死。
就在总队长鲍守义率部同日军激战时，那支奉命驰援的167师还在初夏的日子里，在由彭泽县城到马当的乡间小路上游山玩水一般走走停停，一路的观赏风景。后来，身为167师师长的薛蔚英被送上断头台并非冤枉。但是，犯下了误国大罪的要塞司令李韫衍却保全了身家性命，这也是没有道理的。
长山炮台失守后，日军便集中火力猛攻马当矶。
6月26日黄昏，马当矶的炮台在一片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化为废墟。国民党政府苦心经营了近一年时间，耗资千万的马当阻塞工程便由此付之东流。
攻陷马当要塞之后，冈村宁次又指挥波田支队沿长江向江西腹地推进。
7月2日，这支日军来到了闻名千古的石钟山前，猛攻湖口要塞。湖口要塞以石钟山为依托，在要塞司令彭位仁将军的指挥下，全体官兵据险死守。战至7月3日，彭位仁所部官兵全部阵亡。第26军急驰救援，与日军昼夜苦战，大部分官兵捐躯石钟山上。日军于7月4日攻陷湖口要塞。
湖口要塞失失陷以后，战火便蔓延至鄱阳湖周围的星子、都昌、湖口、彭泽各县。此后，日军又乘机横渡鄱阳湖，在飞机和军舰的掩护下，横扫整个鄱阳湖地区，并用飞机对吴城进行持续不断的狂轰滥炸。最后，日军终于在1939年3月攻陷了吴城，将这座闻于世的江南大都市炸成一片废墟。由汉代而至近代的千年华夏文明，在这种现代文明面前竟是这样的不堪一击，最后不得不毁于一旦。
吴城沦陷之后，自三先生开始的这个故事似乎应该结束了。因为，当年耸立于吴城豫章路上的那座不可一世的长春客栈，从此以后也就烟消云散了。
但是，尽管如此，这个故事并没有最后的结束。这个家族的故事也没有最后的结束。因为，当年吴城长春客栈的小少爷——三先生的那个儿子刘大河还在。那个刘大河不仅在，而且竟然在马当口的千军万马之中，在鄱阳湖百姓的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夺走了红船，又回到了鄱阳湖。于是，关于这个家族的这个故事便有了一个非常精彩而又不同寻常的尾声了。
自从刘大河夺走了红船、马当要塞失守以后，鄱阳湖就大难临头。当时，鄱阳湖上的土匪强盗几乎都销声匿迹，但是，却有一支号称是“鄱阳湖抗日游击队”的军队奇军崛起，纵横决荡在九百里鄱阳湖上，驾着红船和各式各样的船只，专门在鄱阳湖上对付日本人。
人们都把这支军队叫做“红船队”。
红船队的队长就是刘大河。
红船队的根据地就设在横亘都昌、湖口、波阳和彭泽四县交界的赣北第一大大山脉、也就是当年黑虎山的大后方——武山。
这时，鄱阳湖上再也没有人称刘大河为“大王”了，更没有人叫他做“鄱湖王”了，而是称他为“鄱湖司令”——一个时髦而又响亮的称呼。当地人为什么要把鄱湖司令刘大河的这支游击队叫做“红船队”呢？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刘大河他自己也应该清楚明白。
在这支红船队里还有一位副队长，就是在前文见过的那位从江北逃过来的石匠——他和刘大河们俩个人真的走到一起来了。
入侵鄱阳湖以后，驻守在这里的日军非常害怕红船队，几乎到了闻风丧胆的地步。白天，他们不敢大摇大摆地下乡扫荡；到了夜里更是风声鹤唳，吓得他们连拉屎撒尿都不敢下床，更不要说敢走出炮台。尽管如此，鬼子的炮楼上还是夜夜有人失踪，天天都有皇军的尸体浮在湖面上。这些尸体有时也会随着鄱阳湖的流水飘过马当口，飘进长江。他们很想顺流而下，随大江东去，飘洋过海，能漂到北海道或富士山下。但是，这只是一种愿望而已。
红船队，又成了鄱阳湖老百姓心中的保护神。
那个鄱湖司令刘大河，又成了这片水域上一种新的传奇。
——这个家族的人，总是这样的令人匪夷所思啊！
几年以后，日本人终于退出了鄱阳湖，活着和残废了的大部分都回日本去了。这时，马当要塞上的那杆太阳旗便拔了下来，换上了一面青天白日旗。
然而，就在那面青天白日旗插上马当不久，那座残缺的古城墙上，有一天却挂上了两颗人头——一颗是“匪首”刘大河的；还有一颗许多人都不认得。但是后来还是有人认出来了，说这像那个江北石匠的头……
几天以后，就有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拖着一双罗圈腿，领着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艰难地爬上了马当山。来到了那堵残墙跟前，那位老人领着那个孩子跪了下来，然后指着那墙上刘大河的人头说：
“喏，这就是你的爹，你那个又可怜又惹人嫌的爹……”
说完，这老人的眼泪就流出来了。但那孩子却说：
“爷爷，你哭什么呀？你不是说我爹早死了吗？他的头怎么还在这里呢？”
老人抹了抹眼泪，对孩子说：“孩子，你长大了就知道，现在跟你说，你也不晓得。”
那孩子点了点头，用一双很明亮的眼睛，盯着刘大河的人头。
老人点着了随身带来的香纸爆竹，然后叫那孩子捏着三炷香，又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把香插在城墙缝中。
山上有风在吹。老人的头发已经白了，乱糟糟的，在风中一颤一颤的。远远望去，就像一朵开花的蒲公英。他站在马当山上眯起眼睛，看了看长江，又看了看远处的鄱阳湖，然后就牵着孩子向山下走去。
孩子下山时，还捡了两颗好看的小石子，放进了他的衣兜里。然后拉着老人的手，一蹦一跳地下山了。
这孩子长得真秀气。
马当镇的人都这么说。
（1988年5月初稿于鄱阳湖畔都昌师范学校）
（1999年5月二稿于江西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8年5月10日三稿于鄱阳湖畔都昌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