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通过“言”与“实”、“意”关系的阐释，表达了语言在传播中应当秉持真、善、美价值取向的立场。道家以“道”为自己论说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且认为“道”集真善美与于一体，非真不足以言道，非善不足以证道，非美不足以体道。就传播角度而言，真是传播的出发点，无论是传播内容，还是传播主体心态，都应当有精诚之真。善是传播过程顺利进行的法宝，因为在传播中会发生诸多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自我身心的关系等，所以传播当以“德交归”（《老子》第六十章）为善；换句话说，传播活动当“道法自然”，即顺应自然、社会、人生之本性，而无所忤逆。美是传播效果的评判原则，美是一种超功利的感受。鱼儿与其有“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之悲壮，不如彼此体验“相忘于江湖”之乐。道家认为真正的传播当如没有传播一样，正所谓“至言去言，至为去为”（《庄子·知北游》）。
一、正言、贵言、信言：语言
语言包括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亦即交谈中的言语和静态的文字。语言和文字的使用表明人是一种符号动物，也标志着人的社会存在。正如着名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ＥｄｗａｒｄＳａｐｉｒ）所说的：“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做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正常的言语之外，其他一切自主的传达观念的方式，总是从口到耳的典型语言符号的直接或间接的转移，或至少也要用真正的语言符号做媒介。”也就是说，语言是人类传播中最完善的符号系统。人作为社会关系的存在，语言传播是维护其关系的基本纽带；同时，语言也总是与人的思想活动相关联，因此历史上的思想家们往往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语言”上高谈阔论，道家学者也不例外。
道家对语言传播的见解可谓别出心裁。老子率先提出“正言若反”（《老子》第七十八章）的命题。这一句的字面意义是说，正面的话好像反话，有类于“忠言逆耳”之意，这是人际传播中时常碰到的现象。河上公注曰：“此乃正真之言，世人不知，以为反言。”老子深知自己提出的“柔弱胜刚强”思想会遭到世人的讥笑，因为在世人的话语系统中历来是刚强胜柔弱，所以以一个“反”字暗示了“真”的意涵。智者老子不仅看到人生可“强”的方面，如“自胜者强”（《老子》第三十三章），而且指出应注意柔弱的一方面，即“守柔曰强”（《老子》第五十二章），如果一味地强下去，则会“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因此，老子告诫世人，真理有时是反常规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于是老子进一步指出：“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老子》第四十九章）作为一个“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圣人，一个传道者，在老子看来，相信自己话的人，应当跟他诚心地说；不相信自己话的人，也应当要跟他耐心地说。久而久之，大家都能相信这样的话。当然，老子也明白“正言”的传播并不可能一帆风顺，正如新生事物总是备受世人的误解与打击，此之谓：“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第四十一章）真理常常是朴素的，甚至赤裸裸的。为名缰利锁困扰着的世人对于合道的“正言”往往是嗤之以鼻的。因此，“正言”的传播必然是困难重重。“正言”从本质上讲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正言”必定是合道的、正确的，即“言有宗，事有君”（《老子》第七十章）。
说话是有根据的，事情是有主宰的，不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之类的瞎扯。换一句话来讲，说话要讲究真实性，不可“虚言”（《老子》第二十二章）。所以，“正言”亦是“真言”。传者唯有内心保持“真”质，语言精诚真实，才能打动人。《庄子·渔父》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不过，道家认为这个“真”是人的天赋本性，是不可改变的，但是却可能被遮蔽。遮蔽语言之传者与受者双方的东西往往是机智和知识。老子曰：“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老子》第八十一章）辩论必伴有机心，智者多诈，此二者威胁着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因此老子提出了“四绝”思想，即“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第十九章）；“绝学无忧”（《老子》第二十章）。这些便带有语言传播学的意义：其一，传者当圣且智但不以圣智为怀，亦即不利用信息不对称来愚弄他人，从而使人们在信息充分沟通中广泛受益。其二，传者的语言应当顺应人们的自然本性，不用仁义之念干扰人们本来至孝至慈的纯真心境。
传者要考虑自身语言可能引起的后果，要尽可能维护他者平静的心灵。其三，传者的言语也不要激发人们的功利心，以避免人们在功利的诱惑下作奸犯科，沦为盗贼。其四，传者要尽可能避免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给人们带来忧愁。
《庄子·人间世》曰：“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也就是说，语言文字可能会成为人们钩心斗角的工具。因此，语言传播的知识和智能等内容应当考虑能给他人带来快乐，而不是愁苦。
“正言”必当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最终效果看，“正言”是能给人带来益处的，是有价值的。因此，说话要讲究效用性，不说空话、假话、大话。否则，就会出现“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老子》第十七章）的被动局面。道家要求语言要完全地信实，如果说话者的言语中带有浮夸、隐瞒等不够信实的成分，终究会导致信任危机。于是，老子再次告诫世人“悠兮其贵言”。也就是说，说话要谨慎，不然就会陷于“轻诺必寡信”（《老子》第六十三章）的境地。从这种意义来说，“正言”亦是“信言”。
为了保证语言传播主体语言的正确、正当、正直，道家要求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希言守中
道家崇尚自然，这在语言传播方面就要求说话要遵循语言经济原则，话要少而精，因为从传播效果而言，喋喋不休的说教，往往适得其反，正所谓“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第五章）。话说过多，反而会使自己加速陷于困窘之地，不如管好自己，坚守中道，亦即“希言自然”（《老子》第二十三章）。话少说，让彼此自然地沟通交往，渐渐地在点点滴滴的生活言语交流中，将自己所要表达的意义传达给对方，起到润物无声的效果。这就叫做“少则得，多则惑”（《老子》第二十二章）。老子所以一再指出“多言”的害处以及希言的益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对话双方在知识储备、理解能力、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有时甚至是悬殊的情况下，虽然你说的都是事实，都有根有据，但是对方无知，他就是不理解、不相信。老子就曾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老子》第七十章）可谓是曲高和寡，知音难觅。
老子也不得不慨叹：“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同上）其含义用现代话来说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的对话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不说为妙，必须等待时机，努力创造对话条件。
此外，对话的双方应当具备相当的悟性，能领会到一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意义，这样才能顺畅沟通。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这里我们姑且把“道”理解为语言所包含的意义，名就是语言符号。“从语言传播看，它揭示了有限的言与无限的意的关系，提出了怎样用有限的言表达无限的意的问题。”语言符号具有外延意义（基本义、逻辑意义）和内涵意义（引申义、审美意义）的双层意义，且内涵意义的获得往往与人的文化背景、亲身经历、感情色彩等有着密切联系。也就是说，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具有很大的伸缩性、灵活性、主观性和文化性。人们力图言“道”，但说出来的东西往往不完全是传者所想表达的或所能表达的。语言作为符号是可以用于指称事物，但是能指与所指的未对称性（随意性）决定了符号自身的局限性，无论如何准确地运用符号，符号总归是符号，并不是事物本身。因为符号是相对稳定、有限和抽象的，而事物是动态的、无限和具体的。但这不等于说语言符号无用，关键是在用与不用之间保持一种灵动的张力，即“希言”。维特根斯坦把哲学分为“可说的”和“不可说的”。他认为对“可说的”要说清楚，对“不可说的”要保持沉默。沉默不是不言，“它将用明显的可以讲述的东西来意味着不可讲述的东西”。就语言传播而言，传者说能说、可说的东西，至于不能说、不可说的方面则留待受者去感悟。
（二）言必有宗
道家认为要说，就要说得有根据。“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第十四章）“道纪”大体上指纵观历史，把握事情来龙去脉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思考和处理各种事情的经验方法，用现代话来讲，可以统称为“传统”。这种智能运用在语言传播上，是“言有宗，事有君”（《老子》第七十章）。老子为了让受者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常常引用圣人的言语，比如，“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老子》第七十八章）。他还特别注重引用当时流行的各领域中的名言警句。比如：“用兵有言”（《老子》第六十九章），“故建言有之”（《老子》第四十一章），等等。
（三）善言无迹
老子要求传者要做到“善言无瑕谪”（《老子》第二十七章）。就是说，说话要做到恰到好处，滴水不漏，没有让人有可指责的地方。老子以“人之迷，其日固久”为例，探讨当如何善言开导。基本思路是：“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老子》第五十八章）具体说来，“方而不割”就是方正但不割人，老子要求传者言语要犀利，但不要伤害人。“廉而不刿”就是锋利但不伤人，传者观点要旗帜鲜明，但不能得罪人。“直而不肆”就是直率但不放肆，传者不应当隐瞒自己的观点，应该直言相告，但不能无所顾忌，使人难堪。
“光而不耀”就是光亮但不耀眼，传者风光无限，春风得意，但在与他人言时，不能得意洋洋，不要去刺激他人。人际中言语若能做到这四点，可算是“美言”。
老子说：“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老子》第五十二章）美好的言论可能获得他人的景仰，自重的行为可以赢得他人的尊重。如果是上下级之间，上级对下级尤其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语。老子明确指出：“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老子》第六十六章）只有说话谦逊、礼贤下士的领导，才能得到属下的拥护，达到“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的理想效果，即天下人都乐意推举他为领导。同时，必须注意的是，要办成一件事，应该特别讲究信用，即“言善信”（《老子》第八章）。不过，判断其言是否信实，往往不能根据语言华美与否。老子告诫世人，华丽的语言往往是不能信赖的。是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第八十一章）。信实的语言必当是朴素，不需要过多的修饰。《庄子·齐物论》也指出，“言隐于荣华”。华丽的语言可能消解了内涵的意义。
（四）名止于实
《庄子·至乐》还提出“名止于实，义设于适”的主张，语言文字当以事实为根据，并且运用适当的语言文字表达恰当的意义，这里蕴含着语言符号运用的能动性问题。道家讲究凡言必言之有物，反对空言。《庄子·则阳》曰：“有名有实是物之居。”物作为语言文字的所指，蕴含于符号之中，这是强调了名或言必有实的原则。作者还说：“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恰当的传播当使语言所承载的知识、符号所指之“物”在受者身上实现准确的解码。
（五）得言必察
道家意识到，“言”可能并不传播事实。因此，对于听到的话要进行审察，以确定其真假。《吕氏春秋·慎行论·察传》提出“夫得言不可以不察”的观点。这是因为“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对于听闻的话不加审察就接受，不如没有听到。作者举例说：舜曾说“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意思是说有夔一个人就足够了。但这句话经过传播就变成了“夔一足”，即夔只有一只脚。两者意思相去甚远。还有宋国丁氏常年在外，家里无人挑水，家里若挖井，就相当于得了一个劳力，于是他说：“吾穿井得一人。”这句话传开后，变成“丁氏挖井挖到一个人”，令人啼笑皆非。作者还说到一个形近字也可能在传播中发生误会，引起理解上的偏差。总之，“凡闻言必熟论，其于人必验之以理”。听到的话要反复验证才行。
二、寓言、重言、卮言：语言
道家除了注重语言传播的真实性以外，还关注传者与受者间的顺利沟通的方式、方法，坚持“通畅性”原则，即“善”的原则，因此采用了一套道家独有的话语系统，这就是庄子学派所概括的“寓言”、“重言”、“卮言”。
（一）寓言：对语言传播模糊性的理解与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