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的是，重玄学还有很丰富的内容。作为隋唐道家理论的一种重要分派，重玄学队伍是比较大的，因此留下的着述也是众多的。当然，除了重玄学之外，道家学派在隋唐时期还有其他许多不同的分支。唐末五代时期的杜光庭曾经在《道德真经广圣义》中罗列各种不同的老学宗派，说明当时的道家理论是很兴旺的。而在众多流派之中，重玄学派可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它以魏晋时期的玄学为基础，但又超越了魏晋玄学，从而把道家理论推向一个发展的新阶段。
三、道家思想自宋元到
宋元明清时期，道家思想依然主要通过注解《老子》、《庄子》等经典作品得到发扬，除了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注过《老子》，还有王安石、王雱、陈景元、吕惠卿、司马光、苏轼、叶梦得、吕祖谦、林希逸、范应元、李道纯、赵孟頫、吴澄、林至坚、何道全、薛蕙、释德清、李贽、沈一贯、焦竑、林兆恩、归有光、王夫之、傅山、纪昀、毕沅、姚鼐、孙诒让、刘师培等人。不过，宋明时期，道家思想更为明显地为儒家所吸收，为儒家转向理学与心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丰富资源。我们完全能够从周敦颐、二程的理学、陆王心学、张载气学中看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当然，道家的心性哲学也通过道教的内丹生命哲学（内丹心性学）得到进一步弘扬。
（一）宋元道家思想的传播
有学者认为，“由于《老子》所显示出来的高度哲学智慧以及内容上的极大包容性和灵活性，儒、道、释三教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理论立足点，《老子》遂成为三教人士共同关注的一个中心，于是帝王将相、僧人道士研读《老子》，在对《老子》的注释中不拘一格地发挥自己的观点和学说，宋元老学出现了异常繁荣的局面”。宋代初年《老子》一书得到统治者的推崇，黄老思想成为施政的重要部分。宋太宗就曾对吕端说：“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物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至如汲黯卧治淮阳，宓子贱弹琴治单父，此皆行黄老道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四）宋真宗甚至下诏曰：“朕……法清静以临民，思得有道之人，访以无为之理。”（《宋史·方伎传》下）后来，由于政治上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社会弊端日显，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均告失败，到了宋徽宗时期，他把“无为”错误地理解为“因其固然，付之自尔”，对国事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终导致北宋灭亡。
变法派王安石从《老子》中阐释出“因时乘理，唯变所适”的变法理论，而反对派司马光却以老子的无为因任思想为武器攻击王安石。当时更多的学者则从孔老会通的视角来解读《老子》，如王雱指出：“孔老相终始”，苏辙也认为天下无二道，孔老都是圣人。王雱与苏辙的看法表明了当时学者融通儒道的思想倾向，而这种思想倾向又通过“心性”之说体现出来。当时的学术界注意从心性角度诠释《老子》，例如吕惠卿就认为“三代以来至于周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之言救之以质，以反太古之治”。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士人还注意探究老子之道与道教之道的相互关系。苏轼在《上清储祥宫碑》中就说：“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彭耜《道德真经集注杂说》卷上）这可以说是将讲养生治国的道家与长寿成仙的道教从性质上区分开来。朱熹对道教多有批判，但对老子却多有赞誉。他说：“老氏高得煞高”（《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六）；“今观老子书，自有许多话说，人如何不爱”（《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五），等等。他肯定老子的思想主旨是清静无为，也带有长生不死的内容，道教“后来却只说得长生不死一项。如今恰成了巫祝，专只理会厌禳祈祷。这自经两节变了”（同上）。
清人毛奇龄指出：“逮至北宋，而陈抟以华山道士自号希夷……凡南宋儒人皆以得附希夷道学为幸。
如朱氏《寄陆子静书》云：熹衰病益深，幸叨祠禄，遂为希夷直下孙，良以自庆。又，《答吕子约书》云：熹再叨祠禄，遂为希夷法裔，冒渎之多，不胜渐惧。是道学本道家学。”毛氏道出了宋代理学与道家、道教的深刻渊源关系。具体说来，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朱熹认为邵雍思想“似老子”（《朱子语类》卷一百）。邵雍主张“以物观物”而不“以我观物”，认为人可以“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皇极经世·观物内篇》）。这种思想显然借鉴了《老子》第五十四章所言：“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他还在《宇宙吟》中说：“宇宙在乎手，万物生乎身。绵绵而若存，用之岂有勤”。前一句引自《阴符经》，后一句引自《老子》第六章，充分表达了他对道家宇宙境界的向往。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历来被认为来源于道门的《无极图》，并且其阐释框架大体上是道家式的。黄百家就说：“周子之无极而太极，则空中之造化，而欲合老庄于儒也。”张载的“太虚”说多合道家之“道”。他说：“太虚者自然之道”，“天地之道无非以至虚为实，人须于虚中求出实。凡有形之物即易坏，惟太虚无动摇，故为至实”。《庄子·知北游》首次使用“太虚”，即“不游乎太虚”；《黄帝四经》也说“恒先之初，迥同太虚”；《黄帝内经·天运纪大论》也说“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等等。这些论述表明“太虚”在道家话语系统中乃用以标示宇宙万有的本原。朱伯崑曾指出：“太虚乃道家、道教、玄学经常使用的术语，其含义有二：一指虚空，一指世界的本原，即太极。张载将两种含义糅合在一起，认为作为世界本原的气，充满广大虚空，但其本性清虚而无形。”二程欣赏老庄的道论，他们指出“庄生形容道体之语，尽有好处。
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其实正如张岱年所说的：“伊川的理之观念，实是古代道家之道的观念之变形。”比如，《庄子·养生主》有言“依乎天理”；《庄子·天运》篇亦曰，“夫至乐者，先应之于人事，顺之以天理”；《庄子·刻意》篇亦载有“去知与故，循天之理”。将《庄子》与伊川的言论稍加对比，就不难看出彼此的渊源关系。
（二）明清道家思想的影响
有个有趣的现象是，历朝初期大多能行道家“无为之治”的与民休息政策，明清亦如此。明太祖朱元璋读到《道德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时，心有所悟，认为天时当除苛政，与民休息。他在注解“民之饥”章时指出：“治国务欲民实，无得重敛而厚科。”清世祖顺治皇帝认为历代注《老》“皆以小智窥圣人，失其意矣”（《御注道德经序》）。在他看来，“老子之书……于日用常行之理，治心治国之道，或亦不相径庭也”（同上）。
五千言的要妙体现在求道道得，治国国治，修身身安，且三者是共通的，因为“人能清静无为，则忠孝油然而生，礼乐合同而化”（同上）。焦竑着有《老子翼》、《庄子翼》，以儒、佛解老是其一大特点。他认为性出于道，又复归于道。他在《老子翼·天下有道章》的注释中说：“一性之内，无欠无余，人能安之，无往不足。”性是圆满自足的，是真常，是天命，儒、道、释于此是一致的。他将道家“归根复命”的自然人性论概括为四句话：无善无恶是性之体，有善有恶是性之用，知是知非、知善知恶谓之心，是非双遣、善恶两忘谓之道。他在《绝学无忧章》的解释中说：“知性本无善，彼为善者，虽异于恶，而离性则一。”照此看法，则善与恶都是离性的表现，人的本性是没有善恶之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