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我们只有在具体的人的活动中来谈时间和空间，才会有意义和价值，也才会有展开的丰富内容。不管是机械运动，还是物理化学生物运动，或是社会运动，总要选择一种形式。我们来看现有教科书上关于运动的定义：“运动是标志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变化及其过程的哲学范畴。”既然是过程，那就是持续性，这和抽象的时间概念是重复的。当我们说空间是物质运动的“伸张性广延性”的时候，也难免重复，因为伸张也是持续的结果。这里，之所以贫乏和枯燥，就是因为放不下“形而上”这个负担了。抽象能力是人人都有的，我们不会因为关注了“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这样的实际命题，就会把宇宙忘记的。相反，我们只有从这里出发，才会升华到“思维中的具体”这种真正的抽象层次。
（三）人的感性活动与实践
实践唯物主义，这个概念，不但马克思自己确定过，而且在大多数学者的意向中也是成立的。但是，还有问题需要研究。
问题要先从物质定义的解释说起。在多个场合，我们都能读到这样的文字：“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实践的客观实在性”，这种客观实在，不但包括可感的物质实体，也包括人的感性活动。”而且标明其理论来源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由此，就提出了“实践本体论”这个概念，认为这是马克思研究工作的起点。
可学生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理解”。物质为什么还包括实践？实践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客观性，二是意识性。这不就等于说“物质也包括意识”么？如何解决呢？让我们慢慢说来。
人类的童年与每个人的童年是一样的，都充满了蒙昧与幼稚。就是说人类的思维能力有一个逐渐生成的过程。作为类主体，只有在它的思维水平达到对自身活动进行全面反思的程度，它的活动才够得上实践，其社会历史性就在这里。当然有人会说，这个长长的链条也没有一个划线的地方呀，可是，问题不是抽象的，最起码我们可以认为被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描述的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生存活动算不上实践。因为自觉能动性是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没有文化的全面统摄和自觉传承，我们只能称其为感性活动，而不能称为实践。
有人又会问了：感性活动与实践是什么关系呢？这里，我先不直接回答，而是迂回一下，把我几年前的一篇论文放在这里。这篇论文我也时常重新翻看，对眼前的问题有很大启示。
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与作为生存运动的实践
实践唯物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具时代性的概括。在高校“两课”的教材中已经做了归纳性结论。对于实践这个概念的解释，不同的文本基本上都概括为：人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关于实践的基本特征，多少年来表述没有变化，而实践的基本形式，对于其中的“阶级斗争”一项，改为了“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三十年来这些内容比较固定，阐述也越来越精当，没什么可说的。
真理观这部分，在体系的逻辑展开上也没有任何疑问，只是在实践标准的问题上，还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标准，这是确定的、无条件的、绝对的。尽管我们在辩证的角度也谈到了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但其深度和广度还远远没有到位。如果我们对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和作为生存运动的实践进行对比，就会有新的发现。
一、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所具有的局限性
当我们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显然是把实践当作了认识的对立面，它们在时空的界限上应当是相应相称的，也就是说，人类特有的某种认识，它要受到实践的检验，这种实践在范围上层次上就有了一定的针对性，它要用自己特有的客观效果来做出明确的判断，是非不能混淆，更不能颠倒。在这种模式下定会出现以下的局限。
（一）很难包括现实中的特例
一种观点是否正确，在拿到实践中去检验之前，这种实践活动过程实际上已经在头脑中建立起来了，好像作为检验的手段已经等在那里了。煤焦油里能否提出茜素，只要实验结果成功，认识就成为真理，但是成功的条件究竟由哪些元素构成，在怎样的情况下就不能保证成功甚至一定失败，这些方向上的推断就一概不用管了，反正是“煤焦油里能提出茜素”。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看，煤焦油里提茜素是生存的需要，是科学技术发展必经的手段，它不是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就完结了，这样一来，各种条件和情况的出现与改变，就都会包含在实践主体的视野范围之内。
三十年前有所谓“大辩论”，似乎真理越辩越明，其逻辑依据就是用在头脑中设计出的实践与某一观点相对峙，这种习惯以至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还有痕迹。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一争就把时间争掉了。”实际上有些问题并不仅仅是成与不成这样一个简单的界限，它很可能比较复杂，是一个非线性结构。一但我们紧紧盯住“标准”这个结点，往往陷入片面性。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经营制度的唯一形式，就算有99%的肯定性证明，也还是有南街村这样的个例是我们应该做特别研究的。所谓真理的相对性，并不仅仅是因为对现实生活反映程度的局限，而且是对现实生活做了先入为主的预设。只要是仅仅把实践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来看待，而不是同时作为生存运动来看待，就很难摆脱这一桎梏。
（二）遮弊了生活的多样性
按照唯物主义的思路，真理是生活的结果，那么我们的生活是否一定要依赖真理？这又必须对真理进行一番考察。过去人们总认为，亚里士多德率先把真理称为“符合”。海德格尔认为，事实是人们误解了亚里士多德，以致一直把真理理解为某种物与知的符合与一致。赫拉克利特早就提出真理始终是在被揭示状态的意义上出现的。海德格尔认为，当我们试图揭示存在者的时候，这种揭示同时也是一种藏匿，因为当你把某种存在带到光明的同时，也就使得存在者的整体存在被摧毁了，失去了存在者的存在。因为“存在者整体的敞开状态并不就是我们熟悉的存在者之总和”。
尽管存在主义的真理观带有相对主义的味道，也必将走向《存在与虚无》，但是它对我们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有着很大的启发。首先是作为生活本质即生存运动的实践，与存在主义的“生活世界”应该是一致的。而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存在主义基本上代表了被马克思称为市民社会的西方人的心态。也就是说，他们的精神追求并不指望获得真理，而且也没有所谓“获得”，但是他们综合国力的强大和继续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倒退。这就是说，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被包容在作为生存运动的实践当中，并不需要独立存在，人们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将真理时刻记挂在心，并随时准备着检验出更多的真理。所谓“为真理而斗争”实际上是“为生存而斗争”的一部分。我们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与国际接轨，其文化平台应该更加宽广，尽量在思维模式和价值选择上找出更多共相的东西，这就必须变革一些传统的哲学理念，用更加开放的胸怀来理解和拥抱生活。
（三）限制了对必然趋势的现实把握
人们都知道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里的合乎理性是指合乎必须规律，这里的现实并不仅仅是指既有的一切存在的总和，它还包括必然趋势。或者说，这里的现实可以用“现存及其张力”来表述。我们知道，“三个代表”的第一个内容是“代表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里的落脚点并不是“最先进的生产力”这一现实状态，而是包括这一状态所蕴含的必然趋势，是一种具有前瞻性和动态性的“生活世界”。谁都知道，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这一点又集中地表现在技术的变革上，而这种变革又只不过是科学思维与科学方法的一个方面的线性成果，更大的潜力即将变现，但在既有的生活中并没有“临床”意义。而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绝不会包括这种潜在的必然趋势，它要的是一定能兑现的结果。
为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假说一定成为科学理论的前奏？这是因为对科学事实所做的判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不具备检验的条件。如果一定要按真理的原则来把握事实，那么在假说时期内就没有真理。这不仅割断了真理发展的脉络，而且压抑了对多种可能、包括走向判断反面这种可能所做的心理准备。还是鉴于真理的相对性，关于科学划界和理论的证实程度问题，成了一个非常难以定夺的事情。如果我们将人类的实践活动，首先作为生存运动来对待，在第二层级上再与真理发生联系，这样的顺序和结构将敞开一切可能性的空间，获得更加丰富的真实世界。恩格斯说：“如果要等待构成定律的材料纯粹化起来，那么这就是在此以前要把运用思维的研究停下来，而定律也就永远不会出现。”这就是说，经验事实纯粹化的情况是不会有的，而我们用做检验真理之标准的实践则一定是纯粹化的，否则就不称其为标准。这不由让我们想起了“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学习和工作的方法。如果我们是从理论出发，事实总是被裁剪的，因此它只能是纯粹的。只有从事实出发，“实际联系理论”，从个别上升到一般，才会避免对事实的误读。
二、作为生存运动的实践所具有的优越性
尽管作为生存运动的实践和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并不是两种或两次实践，后者只是在前者基础上的叠加，但是它们对人类生活的观照维度是不同的。作为生存运动的实践具有以下的优越性。
（一）文化包容性
现在教科书告诉我们：实践之所以能够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由于它的两个优点，一是普遍性，二是直接现实性。所谓普遍性实际上一种“结果的必然性”，只要具备一定条件，某种结果一定出现，这样的实验可以无限重复，因此是普遍的。所谓直接现实性有两点，一是实践活动本身的客观物质性，二是可以把理论变为现实。以上其他观点先不讨论，只就“把理论变为现实”这一点来说，其中的现实仍然是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通过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说，这种由“理论变成的现实”并不是我们真实的生活。
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检验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但是从实现的途径上，首先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这已经和理论的预设不一致了。更重要的，这种模式本身所潜藏的危机，注定它一定走向反面，这更不是社会主义理应变成的现实。而真正的现实则是，还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除了中国，还有越南、朝鲜、古巴等国家，都在探索自己的改革之路。本来，由具体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经济结构，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是一种复合模式，因为公有制的基础还没有发展到单一化的程度。但是理论与现实的距离没有被当作质的差别来对待，只是做了量的估计，再加上世界经济以资本主义为主体，不能不使社会主义国家遭遇大的曲折而陷入低谷。
市场经济作为世界主流经济模式，它要将不同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的所有“生活主体”联系在一起，我们一定要有办法包容这些文明要素，然后才会有合理的选择与作为。这是生存的需要，它远远大于“追求真理的需要”。
（二）社会和谐力
和谐社会是我们追求的近期目标之一，它的活动指向自然是各种社会矛盾。人们的价值观千差万别，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人自然是越多越好，但事实总不会尽如人意。而且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不会占压倒性多数。如果我们只拿真理的原则来对待生活，用既定的眼光来审视各种事物，我们不但会感到孤独，也会感到失望。马丁·路德·金说，在同一个场合，懦弱者会问：“它安全吗？”自私者会问：“它有利吗？”空虚者会问：“它好玩吗？”但是有道德的人会问：“那是正确的吗？”要知道，这所有的人都有他们自洽的理由，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们并不能只重视有道德的人所关心的“正确性”问题，应该把其他所有问题都当作重要参考，因为它们与是非的判断都是不可分割的，这才是我们的真实生活。
我们信奉马克思的学说，这是求真欲望的体现，但在这之上，首先要有求善的欲望。一般人只把“善”理解为“善良”，其实更重要的还包括“善于”。“善于”是分析、驾驭、灵活机动地处理每一种不同问题的“变通”的能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会刻意模仿马克思的生活方式，相反，他会非常自如地处理好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这种能力和风度恰恰是政治领域的行为美。在国家元首之间会谈的场合，我们会发现这种美，在宣读判决书的场合，会发现这种美，当然，在所有做祈祷和礼拜的场合，仍然会发现这种美，而它的绚烂之处，正在于其生命力表征的丰富性，这岂能是用真与伪一个视角就能做出解释的？这个世界之所以有相对平衡，不只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有一个“允许生存”这样的底线，更是因为几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崇尚生存”这样的超然境界。因此，我们不能不说，以生存为目的的“善”，远远包容了以判定是非为手段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