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到历代统治阶级，特别是走向没落的统治阶级都持唯心主义的观点；被统治阶级总是持唯物主义的观点，这就要分析了。有道是，研究哲学，没有闲遐的生存意境，是绝无可能的，而这种条件，只有统治阶级的部分成员才具备。因此，不管是什么主义，都是来自上层的。老百姓的生活信条都是散在的，也是各种思想交叉的，不会有一个纯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存在。由于他们在劳动中的感悟，有一些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很自然，但统治阶级的舆论覆盖，更让他们不得不接受官方推崇的当下那个历史阶段的所有思想，也包括唯心主义的东西。不过由于社会生活本质的实践性，生产力将超越任何思想的东西自然地发展。
那么，无产阶级有什么特殊性么？答案是肯定的。我不是说它有什么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是说它的特殊历史地位。正因为它是人类解放前夕、由旧的经济结构划分出来、有着自我否定使命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类多数的群体，所以，由它的生存运动而产生，又惠及全人类的思想理论，与以往任何阶级实体所由产生的思想必然不同。所谓“最后的斗争”就是自此以后不再有同样的斗争，这是人类的黎明，自此之前都是黑夜中的搏斗。我们不难看出无产阶级的特殊历史地位。鉴于此，我们就不能对这个概念进行顾名思义的理解，把它解释为“没有资产的人”。应该称为：人类解放主导群。这里的解放，也不是去解放别人的意思，而是努力创造每个人自我解放的条件。
以往的哲学，其自然观和历史观都不能得到统一，道理就在这里。正如有的学者分析的那样：“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是天差地别的关系。你研究虫子或石头时可以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因为你与研究对象之间是异类关系。你在研究与人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问题时，不可能做到完全超然的客观和公正，因为你与研究对象二者之间是同类关系。”那么无产阶级——人类解放主导群，为什么就不一样呢？因为人类跋涉到这个地步，已经达到了自然与社会的融合，主体与客体的融合的境地。研究外物并不脱离自我；自我在研究中也同样是外物。也就是说马克思在把资本主义作为研究对象时，和研究虫子与石头没有区别。要不然就不会声称“不要资本家负责”了，也就不会说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在这里，它不是没有阶级性，而是这个阶级的特殊性让它超越了以往的狭隘眼界。
对于唯物唯心的划界与互相借鉴，同样也要采取超越的思维方式，把智慧之门开得更大一些。
三、对一些基本概念的反思
（一）关于“形而上学”
我们现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把形而上学这个词做了三阶段的理解。第一阶段是从古希腊说起，所有学问共分为两类，如果某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个学科就归为形下学，如物理学、化学、医学、地理学、天文学等。如果你研究的对象看不见摸不着，那就是形上学，如逻辑学研究思维规律，思维是看不见的，更不能用实验手段。第二阶段，在一切形上学中专门指哲学，因为它抽象程度最高。在这个阶段，形而上学就是哲学的同义词。只有第三阶段，才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的用法，即辩证法的对立面。
我们也经常分析，为什么把孤立静止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叫形而上学呢？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写了《形而上学》么？还是因为他创立了《形式逻辑》，过于注重形式，太死板僵化和教条了？对于一种方法论来讲，名称上的痕迹也不是太重要，反正也不能顾名思义。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底蕴和习惯，那就有关系了。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句话就是《周易》中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话是认识3000年中国“道”文化的关键。这里面的内容又丰富无边，以至于“道”这个词都找不出合适的外文翻译对应词。况且，西方构建理论体系都要求步骤明确，可以亦步亦趋照着办，而中国人的最高境界是“不可道，不可名”，强调法无定法，强调心领神会，强调心照不宣，强调可以意会不可言传，这就是形上的妙处。
形而上学，它的核心也就是形上学。我们偏偏用这样一个名词来做辩证法的镜子，成为一个“反面”名词。“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称为“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毛泽东也说过世界上只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不要根据地瞎说一气。从文化亲缘上来讲，这种表达总是让人不舒服。不就是给辩证法找个对立物么，叫它机械论我看就挺好。宝贵的形而上的道文化术语，还是让它留给我们自己来用吧。
方法论的表述可以是很灵活的，比如全局观联系观，对应的就是局部观孤立观；发展观变化观，对应的就是僵化观保守观。如果对应的问题不是具体的，是为说方法论而说方法论，那个时候你再用“辩证法”与“机械论”来描述也不会造成误解。
再一个重要原因，当前在外国哲学界，甚至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那里，形而上学这个词，多是用来表达哲学上的本体论的。这在传播与沟通上，既使不会引起混乱也要引起麻烦。这对我们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也是不利的。
（二）关于“时间与空间”
“时间是物质运动的持续性和顺序性”，“空间是物质运动的伸张性广延性”。这是所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训练的人张口就能说出的，就像说出“物质是客观实在”一样。但是，就现有学术研究结果来看，一个共识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时空观没有体现马克思对时空理论的发展。
先是从文本上看，马克思并没有对抽象的时空概念做过定义，我们的传统观念是来自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那里，他指出：“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能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我们的教科书接下来的论证就是时间的特点是一维的，一去不返；空间的特点是三维的，长宽高。它们不但是客观的，而且也是无限的，即时间无始无终，空间无边无际。这一系列认识，特别是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证据，冲破了以往时空观，特别是牛顿时空观的局限。但是仍然不能摆脱仅从物质和运动这种宇观的角度来认识时空，这种思路是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费尔巴哈，一直沿袭下来的。而目前一些学者的新思路，我认为是回到马克思时空观的正确途径。比如刘奔先生提出“时空问题的哲学研究，应当充分注意不同运动形式中时空关系的具体方式”，“物质运动的社会形式也有自己特有的时空结构”，“哲学的时空范畴只满足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何以具有普遍意义？”他主张把马克思所提出的“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的论断，作为马克思主义时空观的定义。这是很有创建性的，也是和我在潜意识当中产生过的观点不谋而合的。
“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这一论断告诉我们，一方面，劳动是人类时间意识的起源；另一方面，劳动又是对时间进行客观测量的起源；同时，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起源。马克思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这种“以人为本”的本体论，为我们研究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和深入挖掘的可能。它让我们看到，时间不单纯就是时间，空间也不单纯就是空间，二者之间可以互相转化，一方既是另一方的原因，又是另一方的结果。时间随着人的活动内化到产品和关系中，这些产品和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随着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原来的空间被改造而内化到人类实践活动的进程即时间中去，成为时间的一部分。
马克思的时空观还提示我们，时间在不同社会形态中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是人类进步状况的尺度。在以人的自然依赖为特征的第一大社会形态中，空间（交换的范围）非常狭小，时间节奏也是十分缓慢的。在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第二大社会形态中，空间被大大拓展了，正如马克思所说：“美洲和环绕非洲的航路的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同时，时间的节奏也变得越来越快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了衡量一切社会的物的价值的标准。在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前提的第三大社会形态中，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空间将通过时间的媒介而进一步被拓宽，时间的重要性也将进一步显示出来。这和我们以往所认识的没有任何差别的“持续性和顺序性”，没有任何条件的“伸张性广延性”，有着质的区别。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这一论断分明就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现实的时空观。是的，生产资料是固体时间，它意味着过去，也成为支配现实时间的手段。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一切全凭劳动，劳动是现实时间，它决定着对社会财富（那时已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的支配方式，也就是支配已凝固化的时间（马克思所说的“过去”），也就是支配现实的空间。这就是时空转换的辩证法。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劳动日”当中，马克思以讽刺笔法分析了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的拙劣说词。在西尼耳看来，“劳动者是在最后以前一小时生产他的工资，而在最后一小时生产各位的剩余价值或纯利润”。这位所谓的经济学家，之所以把一个完整的劳动过程进行任意分割，就是因为他把劳动与“纯粹”的时间进行了分离。在他的头脑中，任何一小时都可以独立地代表不同意义的劳动。一个劳动日，就是由这些“小时”构成的，根据利润率，你就可以进行数学上的相加，并按照不经深入思考的“逻辑”，判断出“最后以前的一小时”和“最后一小时”的不同意义，以及这两个小时与工作日中其他小时的区别。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件商品恰好用一个劳动日来完成，而它最关键的一道工序也恰好是用最后一小时来完成，那么，如果工人在最后一小时之前停止工作，资本家只是损失了利润么？他的材料费和工时费依然如故么？可见，即便是对某一具体过程来讲，用“纯粹的持续性和顺序性”来思考问题，不是可笑的也是无用的。
“时间就是生命”这个命题，除去紧急状况的特例，在最日常的生活过程中，其意义特征是最普遍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及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当时工人的生存景象抱以强烈的同情和对官方的义愤。特别是女工童工的悲惨处境让人瞠目。一位20岁的女缝纫工，在连续工作26个半小时之后死于疲劳，这居然是为那些参加舞会的太太小姐们赶制服装。一个12岁的男孩儿竟然不知道伦敦，更不知道耶稣，把god读作dog。他们每天平均15至16小时，且在恶劣环境下的劳动，还不算额外加班。空气、阳光对于他们都成了奢侈品，最好的地区平均寿命也就是42岁。国家征兵的时候，最低身高不得不从一米六多降到一米五六。这些内容都来自当时的官方报道，是马克思做的摘录。我们读了这些东西，真感到生命过程的恐怖。资本主义上层社会的高雅气质、聪明智慧以及健壮的体格，是建立在多数社会成员的非人生活基础上的。
有了深切的感悟，对时空的理解是大不一样的。当然，有抽象思维训练做基础，我们不会不了解哲学上的时空，或是数学上的时空。都知道距离与时间之比就叫速度；时间乘以速度就是距离。这些抽象关系如果不运用到生活实际当中，不但没有价值，也不会有真正的观念。爱因斯坦在创造他的狭义相对论之前，其关键性的突破就在于发现了“时间是不能绝对定义的”这一点。他在一次演讲当中说：“宇宙当中挂满了钟表。”《时间简史》的作者霍金说：“没有理由以为一个人的处境比他人更优越。”这些科学家的判断，对深入理解马克思的时空观具有重要的启示。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在阐述他的劳动价值论时，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衡量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这个问题上，亚当·斯密也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他虽然模糊觉得，在劳动体现为商品价值的限度内，劳动只是作为劳动力的支出来看，但又把这种支出，视为只是安息自由和幸福的牺牲，而不把它视为正常生命活动。不用说，在这里，他是把近代工资雇佣劳动者放在眼里”。马克思虽然肯定了他同情工人阶级的态度，但并不同意他一概把劳动过程理解为“牺牲安宁与幸福”的看法。在这里，马克思是具有超越性眼光的。劳动是人的生存方式，“是生命活动本身”，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它才“异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因此，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是对人性的复归。在那里，劳动不单是谋生的手段，同时也是自我实现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