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大体的设想，已经在我的课堂教学上实践了六个学期，并结合实践教学模式做了由部分实验到全面推开的工作。学生的反映和调查结果还是有很大成效。要想既抓住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精髓，又要在学习接受方式上做到通俗易会，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也不是想改就立即能改成功的。但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只能眼看着真理的浸润渠道一点点变得灰暗。这是我们每一个理论工作者所不能容忍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其革命品格迫切要求突破原有存在状态的临界点。我想，理论界的同仁绝不会无所作为，只要我们肯行动，群众也会极力配合，闯出一片新的天地。
二、深化研究的轨道
学科分类在学术界是研究问题的平台。没有分类不可能把各种思想加以专项分析。这就像18世纪法国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占的地位一样，今天我们的研究也必须有独立的范围。
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学术界分得更细，而且有一个特点，大家都是在马克思主义这个总名称下专门研究哲学问题，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却不断加进了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诸多内容，这可以从客观上显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尽管他们做得不自觉。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专门的轨道，不清楚有多少人，在什么背景下，以什么为依据，提出了哪些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向世界追问的疑难，我们就无法去谈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我这里针对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明学科分类给我们带来的方便，也必然提出框正性的意见。
现在我们用“国外马克思主义”一词来界定我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潮和研究运动，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的用法并没有多少区别，我们没必要在这两个概念上做太多的细微考量。只是我们要清楚，“外马成为热点还因为它是回答中国现实问题和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需要。外马（这里主要指西马）是一个现实感非常强烈的社会思潮，其思考的核心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和道路问题。……如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纯粹学者，他们首先是革命家，他们思考理论问题不是为了创造什么理论体系，而是为寻找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因为作为后发国家，中国会遭遇西方曾经遭遇过的一些问题，如人的异化、生态、全球化、文化、消费社会、技术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外马都有论述。”因此，我们不但要有学科的平台，而且在方向上还必须有专门的对应研究，这才能与当代的哲学思潮对话。从翻译、介绍到评价、批评和吸取精华，这就花费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以下我们就择其要义，做出自己的判断。
首先看解释学这一直接关涉马克思主义原著的思想流派。比如，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通过对“此在”的分析达到对一般“存在”的理解，并把理解作为一种本体论的活动。伽达默尔认同其老师海德格尔“理解是此在的存在方式”的断言，不再把诠释学的基本任务规定为“追寻作者的原意”，而是努力揭示理解的本体论意蕴，揭示人类的理解和解释是如何发生的。哲学诠释学考察的重心也由此从文本的作者转向了文本的理解者和解释者。
解释学是一个解释和了解文本的哲学技术，它也许被描述为诠释理论并根据文本本身来了解文本，强调忠实客观地把握文本和作者的原意。不管这一流派的分支有多少，主张有多少不同之处，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来说，有一个需要抓住的问题——理解者之间的距离。我们承认“只有说汉语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所谓让马克思主义说现代汉语，不只是说要把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翻译成中文，或者说用现代汉语来阐释马克思主义，而是说要让原生态马克思主义融入到当代中国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中去，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按照哲学解释学的观点，理解和解释是统一的，解释要基于理解，但解释又能够促进理解。”
只要承认人类生活在本质上的共同性，也就一定承认古今中外的人有着共同的表达方式，这是任何语言、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不同的人群之间都不会有绝对障碍的基本前提。刚开始听到解释学这个名词的时候，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不可知的圈子里，“有多少个观众就会有多少个哈姆雷特”，这就成了自说自话了。实际上，解释学不过就是从时间距离、文化距离、个人学养的差距等因素考虑的对原作者理解上的真实性问题。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不但不会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上的混乱，还可以进一步拓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渠道。
海德格尔认为：“思想乃是存在的，因为思想为存在所居有，归属于存在。同时，思想又是存在的思想，因为思想归属于存在之际倾听着存在。”这就告诉我们，存在是被思想着的存在，思想是存在所生成的思想，这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发生能动作用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实践唯物主义，这是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有共识的称谓。只要仔细回忆就会知道，它是和西方哲学的“生活世界转向”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哲学在经历了世界、上帝、理性几大主题之后，似乎已经不知道哲学究竟应当研究什么，许多哲学家都在探究新的研究领域，寻找新的研究对象。生活世界转向代表了这种探究的主导方向，生活世界理论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现代哲学的研究主题。目前国内学界的实践唯物主义、生存论、实践哲学、生活哲学、文化哲学等，从哲学研究对象和主题转换的意义上说，都可整合到生活世界的理论研究中去。”
“一些学者不同意把唯物史观当作世界观看待，认为世界观是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唯物史观只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而实际上“世界观就是历史观，历史观就是世界观，不存在一个世界观、一个历史观的问题。马克思所说‘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正是表达了这一哲学的基本立场。”“存在的事实和存在的意义，两者结合才构成完整的生活世界。”“狄尔泰提出‘自然需要说明，历史需要理解’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作为理解者的人与作为被理解对象的人的现实生活存在是内在统一的，没有外在于理解者的被理解对象，也没有超越于被理解对象之上的理解者。这说明，生活中的存在与存在者是一致的，正如历史中‘剧作者’与‘剧中人物’是统一的。因此，要揭示生活的本质，了解人及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但要揭示客观的生存状态，而且要揭示人对如此生活的意识、领会和体验，这样才能达到‘认识你自己’。”
以上这些论证，表明了马克思新世界观的逻辑起点上又长出了怎样丰富多彩的思想果实。如果不是有专门的学者进行专门的反思，就不会达到这么深入和广泛的研究结果。
当今世界上，资本主义是主要的经济实体，种种的思想学说大都来自它们那里。但不管它有多少流派，只需两个范畴便可概括：一是自由主义，另一个是是实用主义。
保守主义要保守的是自由的传统，激进主义是要以激进的方式达到自由的实现。但是，就连资产阶级的学者也看到了“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即个人主义，认为它的最大弊端就是消弱了社会稳定和秩序赖以建立的基础。20世纪的德国学者卡尔·斯密特认为，自由主义在关键时刻无法作出决断，其多元主义倾向可能导致国家内乱，导致人们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私人生活，追求消费主义而不顾公共事务等等。”当然，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与这里的自由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不仅是不同，正是对这种自由的扬弃才得以成立。
但是，由于私有财产客观必然的存在，与它相适应的精神也是一种不可跨越的阶段。在经济领域，这种私人意识最为突出。“哈耶克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引述了名曰约翰逊博士的定义：‘竞争是力图获得别人也在力图获得的东西的行为’。”就是说，在资产阶级一直鼓吹的自由这一口号中，实际上最直接的就是力主竞争的自由。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这一口号对社会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且不说在资本主义走向垄断之后这一口号在实质上的变形，就是在自由竞争阶段，所谓自由也不是这个口号在抽象意义上的含义。“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是尝试用其他办法界说自由竞争含义的一个代表。在他看来，‘竞争有两个非常不同的意思。在一般的论述中，竞争的意思是个人之间的争胜；在其中，人人设法胜过他的已知对手。在经济事务中，竞争几乎意味着相反的事件。在竞争市场上，没有个人的争胜。没有个人的讨价还价。在自由市场内，种植小麦的农民并不觉得自己在和事实上为自己的竞争者的邻居进行个人竞争或受到他的威胁。竞争市场的本质是它的非个人的特征。没有一个参与者能决定其他参与者将会有获得物品或工作的条件。所有的人都把价格高作为市场决定的事实，而对于价格，每个人只能具有微不足道的影响，虽然所有参与者在一起决定由他们各自的行动的共同影响而决定的价格’。”这种描述，类似于恩格斯关于历史合力的“平行四边形”理论。每一个别场合，对于相互发生关系的主体来讲，事件的结局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就连费尔巴哈都能告诫人们“喝酒过多，必定头疼”，“如果你不尊重别人的权利，你同样的权利也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一个不具备辩证法思维模式的旧唯物主义者都懂得“人的相互制约”是人的社会性的重要方面，在更发展了的思维水平上，还有谁会指望什么“绝对自由”呢？
在经济学与哲学的交汇处，研究它们二者的共生关系，以及与其他学科的互利和借用关系，从而提升对各自范畴的认识水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的一个支脉。只是这样的研究就会更带有复杂性，因为需要研究者不仅要熟知各个学科的底细，特别需要有可跨越的思维桥梁，或者叫作找准嫁接点。宫敬才教授的尝试给我们开了先河。
我指的是他在《经济个人主义的哲学研究》一书中，在最后的部分，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研究了“经济个人主义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之间的渊源关系。
经济学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所引起的争论，要比“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科学”所引起的争论还要多。有一段时间曾看到这样的文章：经济学究竟能够干什么？甚至：经济学家都在干什么？可以体会到，这种发问是对经济学抱了很大希望的，它起码不像对哲学那样已经麻木了，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了，因为它根本也帮不上大忙。而经济学是要见功效的，它关涉到人们的基本生存问题。为了使它“成为科学”，“马歇尔更进一步，他执意要去掉‘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一词，留下的是纯粹科学意义上的‘经济学’”。实际上我们知道，离开了政治也就谈不上什么经济学了。数学只是它的工具，而哲学则是它的灵魂。当年马克思起名《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果有必要去掉“政治”二字，他早就去掉了，而且还会有一番论证。就因为政治不是别的，它正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却怎么能去掉呢？就拿“有钱能买鬼推磨”这个俗语来说，只要进一步分析就可知道，鬼必须先存在，它才有机会推磨，但是鬼的存在就不是用钱能买的了。这里鬼的存在不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么？资本原始积累就是用暴力强迫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这才有“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精准判断。请问这不是政治吗？如果真的不仅从词句上，而且从意义上把政治从经济学中去掉，那才真个是非科学的了。我们平常的省略用语“经济学”，它前面都有默认的“政治”二字。
我们不能只看到经济学对其他学科的吸收元素和象征性的描述，其实这里面有一些是反过来的。就是说，正是其他学科借用了政治经济学的元素。据达尔文自己说，“在确立自己理论的头两年，即从1837年到1838年，他读了很多各种题材的书，包括形而上学的书。他认识到，任何进化学说最终都要用来说明人类，因而他开始广泛研究心理学和社会理论，把阅读政治经济学作为精心考虑研究纲领的一部分。这意思是，研究的目的是‘希望获得有关人类社会进化见解’的启发。……达尔文看到了个体和部落竞争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作用，并且害怕文明群体中宽松的选择会对种族造成危害。……根据对达尔文未刊文章的研究，可以判定出他阅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程度，一些证据表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对达尔文提出个体的行为会产生有目的倾向的机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