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当中，所谓学科分类主要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两个部分的关系。当然，由此所涉及到的一系列问题也是必须研究的。
一、常识普及的需要
我国解放初期，不用说普通群众，就是刚刚走上政权机构各个岗位的领导干部，在理论上，要说清马克思主义的哪怕是一些普通的观点，也是非常困难的。
在欧洲，尽管工人群众也是受压迫极深，文化水平很低，一些童工甚至会把god读作dog，但是，他们毕竟是同一文化体系。他们的历史传承和习俗经验，他们的文学氛围和人际交往方式，表达样式和传播渠道等各种文明基础的东西，与我们的东方文化品系完全是不同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在那里就很容易被接受。就连资产阶级的有闲人士，也会非常熟悉马克思的学说。就像当年贵族小姐的卧室里也摆上康德的“三批判”一样，我想如今的富人也照样会以能够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为荣耀。
可在我们这里则完全不同，我们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文化根基，我们所熟悉和推崇的是儒家学说。信奉“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三人行必有我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人生信条，这是什么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民族灵魂里面的遗传基因造成的。如此透彻理解并自觉向下一代传递的道德律令，没有多少人是出于受教育程度的原因，这简直就是文化本能。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他的学说不可能超越德国历史所规制的视野。就像黑格尔所言，一个人不能超出时代，就像不能超出自己的皮肤一样。也如马克思指出的蒲鲁东主义，说他如果不是德国历史的产物，那就是他杜撰了德国历史。马克思如果不是把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一系列西方思想的“珍珠”囊括起来，为我所用，也就不会有他今日之成就。为什么有人说马克思离亚里士多德比离黑格尔更近？这是因为他将这一西方文化宝库所有进步因素都进行了吸收，经过了整体的扬弃，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大回环，所以有回归的意味。就因为这些，我们不难看出他的一些表达，都带有那个思想链条上的意味。比如黑格尔有“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马克思讲“批判的武器决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蒲鲁东有“贫困的哲学”，马克思有“哲学的贫困”，他自己就有“批判化的道德与道德化的批判”这种思辨模式的文词。康德与黑格尔的表达是最难懂的，可马克思在直接思想材料上，用他们的东西最多，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一必然的现实。
苏联对我们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手。它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我们一会就谈。这里首先要看到，他们的语系也是欧洲的拉丁语，甚至马克思本人就可以用俄语直接写作。这样一来，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们不必做更大的语言上的转化工作，信、达、雅就全齐了。且慢，这是俄罗斯人的语言环境，他们与德国人还是有区别的。有些陈述，可能直接从德语翻译成汉语更适合我们理解。但是，经过俄语的“洗礼”，恐怕就没那么方便了。“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和“社会主义就是消灭了阶级的社会”，在他们两个国家的语言中可能没多大区别，可在我们汉语里差别就大了。为什么说邓晓芒从德语直接翻译了康德的“三批判”，对我们重新认识辩证法的渊源，体味理性思维的全过程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关键就在于消灭了中间环节所隐藏的一切可能的障碍。
话说回来，这样复杂的文化模式的转换，对于工农群众和工农干部，一定存在着理解上的困难。我们的老干部经常有一句口头蝉：“共产主义的ABC”，就是说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还处于初级阶段，是很皮毛的。苏联老大哥也是煞费苦心，不但考虑到了这种文化距离，还为我们做了更多的铺垫——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化为“三大块”。说实在的，这也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工程。特别是人家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少经验要加入这个体系呢？更何况一个掌握政权的阶级确立一套统治社会的思想，一是不能草率，二是有充分的自由。
说是“三大块”，实际上从理论的独立性讲，就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两部分是大有思考空间的。
从哲学来讲，我们一般是从哲学基本问题讲起，从哲学基本派别来分析任一问题。而讲到马克思主义观点时，把唯物主义分为“四观”——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意识观。现在是把实践也放在这里面。后面是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结构已经脱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语境。尽管时常引用一些经典论断，但这一枝花树怎能反映满园春色？比如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这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的一段话。不错，这是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但它是说明《资本论》所采取的研究方法的。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末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很显然，这里的关键在于突出了“改造”二字。由“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规定”，再到“思维中的具体”，这是辩证法认识事物表述事物规律的深刻方法。而我们在教科书中的惯常引用却是突出了唯物主义这一基础。当然，这样的引用也不是不合适，只是它遮盖了整个观点的前后联系的背景，让人感到马克思是专门来强调唯物主义立场的。这种思想主体的不在场，还有很多，可以说凡是引用，差不多都属这类情况。
又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有一段对恩格斯观点的引用：“恩格斯指出，辩证法也有自己的保守方面，即‘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一定阶段对它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这就有些偏见了。我们说，辩证法的对立面就是机械保守、墨守成规，把承认一定历史阶段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叫作保守这是很没有道理的。事物的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是辩证统一关系，没有哪个方面是机械论能做出科学解释的，怎么能把承认相对静止叫作保守呢？这样就会使概念混淆，界线不分明。况且，我们一看便知，这段引用是加了前缀的，那就是“恩格斯指出”的后面“辩证法也有自己保守的方面”是在引号的外面，这样的引用是应该十分谨慎的，它的上下文关系一定要搞准。就拿这一段来说，结束的地方是一个分号，这就说明此番话只是问题的一半，后面还有“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从整个论述的布局和行文组织看，这正是为了突出辩证法的过程论，丝毫也不会与保守二字联系在一起。由此我想到，在引用这个问题上，加前缀一定要符合原意，在中间截断的，后面要加删节号，以示局部引用。这些虽然是写作的规矩问题，但只要引用就难免出现无意中的“断章取义”、“为我所用”，这是教科书形式的通病。
在教科书的形式下，经济学理论的叙述，已经看不到马克思本人在方法上的运用。好像亚当·斯密的东西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直接对立的，它们之间既没有转化，也没有超越的过程。
以《资本论》为例，本来，资本主义的规律是在商品、货币、价值、资本等概念的运动连为一体时才逐渐揭示出来的，但在教材中，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成了预设的前提。没有原始积累，我们就不能进行资本主义生产，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商品和货币就不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类交往符号，而没有这种交往，剩余价值，这个决定对立双方阶级主体命运的“金苹果”，就不能向我们露出它的真相。可是这样一来，马克思在唯物史观上的独创性，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过程和超越特征就一点也看不见了。比如劳动二重性，虽然在章节上看，它是指商品生产的一般条件下的劳动，但是在体系范围内，已经预定了它就是指雇佣劳动。至于小生产的劳动，已经被当作特例来处理了，虽然它是资本主义的温床，是长期发展为大树的主要典型形式。
有一个细节可以让我们感到，教材的体系与马克思本人的写作分布并没有发生构造的不同，那就是资本主义地租的叙述。它们都放在最后的位置来加以分析，这看似遵循了马克思的手法，但实际上却是无可选择的一种结构。什么意思呢？马克思本打算从土地问题开始他的理论研究，并沿着这一路线展开叙述，但是大量的材料集合之后，他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起点。但是，这样一个全面完整的独立研究对象，一个比任何其他的单项范畴分析得更细致、举证更典型、甚至设计更带有前瞻性的题目，放在前面任何一章的中间都显得不匹配，因此成了最后的压轴戏。这种教材与原著的一致，并不是有意而为，因此，我们在学习这一部分内容或讲解它的时候，总要有一些需要衔接的话要说，不像前面的知识，一环环紧密相扣。
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仔细分析这个过程，它会生成两种力量。一种是撇开历史的偶然因素去逼进逻辑过程；另一种是紧紧扣住历史进程中的关键环节来表现逻辑必然性。这一点我们在今后编写教材时应该十分注意。马克思对虚似资本的论证，就属于后一种情况。没有实体资本的运动，就不会有虚似资本的产生。因此，讲述这部分内容就有个水到渠成的味道。特别是马克思对股份制的积极评价，“如果没有股份制，恐怕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当然，他也预测了在这种虚似资本的运动中，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增大了几十倍，这是今天我们仍然必须重视的结论。
总之，以上这种时而顺应时而离散的安排，就好比马克思有一个委托人在向我们讲述。这个人很忠诚，很全面，生怕把主人的意思表述不清。可是，在这种宣传模式下，出现差距和漏洞几乎是必然的，而且是越“改版”离原作者的本意越远，更何况有可能加上相互矛盾的逻辑混乱。
但是，这样的缺陷为什么能够存在多年呢？一个答案，就是为了接受起来容易。马克思没有给物质下过定义，但是我们却有“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而且根据定义本身的叙述，还可以把它简洁概括为“客观实在”。马克思恩格斯本来没有对阶级下过定义，但列宁却有阶级定义，并肯定地指出了“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这一经济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给辩证法建立一个体系，但我们却得到了“三大规律、五对范畴”这样一个排列有序、主次分明的叙述模式。本来，经典作家们并没有一套所谓“自然观”、“历史观”、“本体论”、“认识论”这种区域板块的结构组合，但是，我们不管是学习起来还是讲授起来，这样一种分割式的解释框架却帮了大忙。
然而，思想史是随着人类发展史而进化的，它不能总停在“初等教育”的阶段。21世纪距马克思的时代已经一个半世纪多了，人类解放的事业，其本质没有变，但解放的领域和方式、实现的机制、对立与对抗并存的交流局面等各种因素，让我们不能还是以“共产主义ABC”的水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来与人交流，来影响世界。就是说，现在有现在的普及需要，有新的要求，新的标准。这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进行重新认识，主要是深化对它的“人类解放学”本质的理解。这样，即使我们还有学科分类，也会有新的面貌，有更切合实际的解释能力和说服力度，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的初步设想是，作为公共基础课的教材或普通宣传读物，可以分几个相互联系又考虑老学科分类的划界法来进行叙述。第一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主要介绍背景和创始人的经历。第二是“唯物史观的立足点”，主要讲唯物主义的四观。第三是“唯物史观的方法和理论成果”，主要讲辩证法的规律范畴，结合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的理论。第四是“唯物史观的方法和理论成果（续）”，主要讲原来政治经济学的其余内容。注重将辩证的思维方法运用到这些内容的分析上面。第五部分是“唯物史观的目标及其实践成果”，主要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部分。这部分内容虽然理论的深度上不是太大，但更要注重实际的论证，特别是演示一些相关的资料图片和视频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