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张海棠离婚是不得已，离婚是她提出来的，她还是想跟七罗汉在一起。她说只要你肯离婚，我不要你一分钱。我念在她帮我“立”起来了，又毕竟跟我过了这么些年，便给了她一点钱，还把“海棠书店”给了她。“海棠书店”本来就是给她弄的。弄“海棠书店”之前，我本想给她弄一套制服穿一穿的——我曾经对穿制服的女人有过很龌龊的性想象——为此还找过周师傅的儿子周跃进，托他帮忙，把她办进工商队伍，那时候他们工商的制服很威风，走到街上往往能吓人一跳，以为是公安。可惜周跃进办了一年，花了钱不说，没一点结果，我这才死了心，放弃了“制服”，给她弄了这个“海棠书店”。她对“海棠书店”已经有感情了，见我把“海棠书店”给她，便说了声李文兵谢谢你，我说我也谢谢你。我们都说得很淡，也很客气。
现在我准备回头去找苏晓晓，我们在一起卖过冰棒，知根知底，而且她不嫌弃我，还莫名其妙地喜欢我的豆芽腿；更难得的，是在别人都躲麻风病一样躲着我们家的时候，她肯跟我谈恋爱；知道李玖妍被打了红钩，还继续跟我谈，继续让我摸她的胸脯。她的胸脯多好呀。回头想想，那真是一种施舍。把手放在她的滚烫的结实的沉甸甸的胸脯上，我就踏实多了，不那么害怕了。她除了喜欢摸我的豆芽腿，还喜欢摸我的滚烫发红的耳朵，她想让它们变得柔顺松软些，不那样直愣愣地“括”着。大约就是在这段相互热烈抚摸的日子里，我把她摸出病来了，我用大拇指搓她的乳头，她的乳头发育得很好，我的大拇指发育得更好，我所有的手指都粗实茁壮，我的大拇指像个小鼓棰，我搓得她像筛糠一样索索地抖个不停。她抖得我都快捉不住她，几乎要从我手上滑脱了。她的身子一挺一挺，喘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从喉咙深处冒出几声噢呀噢呀噢呀，就像滚水里冒出来的气泡，然后她就发羊角风了。可是她一发羊角风，我就被吓住了。我是个被吓大的人。我卑琐如鼠胆小如鼠，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的骨头比我的腿还软，一片树叶飘下来我都要偏一下头，芝麻大的事我都要左手掂了右手掂。我头一件要紧的事就是自保。总之我太不是东西了。她对我真是贴心贴意，她没有一点不好，不好的都是我。我薄情寡义胆小自私。我对不起她。
苏晓晓也结过一次婚，对方是个外地来的卖豆腐的歪嘴子，她跟那个歪嘴子过了一年半，吵了一年半，最后她将一只尿盆子扣到歪嘴子头上，叫他滚蛋。
她那条好腿显得比以前更健壮，走路时还是胸脯翘一翘，屁股也翘一翘，也都翘得比过去更高。她的癫痫好像断了根，这么多年我们谁也没见她发过；没断病根也不要紧，她年纪也不小了，大约不会像年轻时那样，摸得稍微凶狠一点，就斜着眼睛往地上一倒；就是倒也不要紧，因为我也不年轻了，关键是我想爱她了。自从我感觉自己看见了一千只美手和一朵莲花之后，我心里就好像有了那么一点爱了，有了一点温暖和阳光了，所以不管苏晓晓发不发病，我想我都能应付得了。于是我再去白马庙时，不去黄花萍的土杂店了，专在她的酱菜店里坐着，坐的还是那只我爸给她爸打的凳子。我爸的手艺真地道，那只凳子还很结实。我坐在那里时，她要么不理我，眼角都不挂我一下；要么屎一句尿一句跟我瞎扯淡，扯来扯去还是那个倒霉的金竹妹子，比如那个漂亮的金竹妹子呢？又比如你怎么有闲心坐在我这里？不搞金竹妹子啦？坐了几回，我想我不能总这么不明不白地坐下去，也就不拐弯抹角，直捅捅地跟她说了这件事，只是她还在记恨我，先是直愣愣地瞪着我，接着朝我翻一个白眼，大声叫王麦多，王麦多王麦多！王麦多你死哪儿去了！没一会儿王麦多就蹿过来了。王麦多是个很懂眼色的家伙，把我推到酱菜店，自己就很自觉地躲到外面去了。苏晓晓对王麦多说：“赶快赶快，把这个混蛋给我推出去！”她说着又将手上吃剩的半截酸黄瓜扔过来：“你这狗东西，人家不要你了，你又来打我的主意，我是给你垫底的？滚！滚远点！”她记恨我不要紧，就怕她不记恨我，只要她还记恨我，她早晚会回心转意的。人都是不经缠的，尤其是女人，缠来缠去她就昏了头。实在不行，我还可以请黄花萍帮我去说一说。不过黄花萍那张嘴又实在叫人不放心，天知道她会怎样说，弄不好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样一想，我就打消了找黄花萍帮忙的念头，心想还是我自己来吧，不管怎样，这回我是不放她的手了。我就更加频繁地跑到她店里去，无论她怎么奚落我，我都不气不恼，更不走，赖在那里。她说：“李文兵，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讨人嫌呢，你成了一块烂牛皮糖你知道吧？”
有一回我碰到她爸爸苏酒糟，苏酒糟灰蒙蒙地问我：“你是谁？”我笑着说：“我是兵子呀。”苏酒糟说：“兵子？是谁？”我说：“唉，就是兵子嘛！”“谁？”我只好舍近求远：“李德民，李德民你总记得吧，我是李德民的儿子，兵子嘛。”他说：“李德民？是谁？”我就没一点办法了，转脸去看着苏晓晓，苏晓晓皱皱眉说：“你别理他。”我愣了一会儿，嘿嘿地笑起来。苏晓晓一翘一翘地走过来，将我爸打的另一个凳子放在她爸屁股下，说：“坐着吧。”又狠狠地瞪我一眼，说：“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说着，自己也忍不住抿嘴笑起来。这时候我注意到她眼睛里有一种很温暖很柔和的东西。
在没事的时候，我还会躲在那间摆满旧钟表的小房间里，听一听那些陈旧的充满灰尘的声音。这只能算是癖好了，没一点曲折婉转或者形而上的意思。近两年我的耳朵退化得比较厉害，也就是平常人的水平了，不过这也够了。我师傅梅炳坤有时候会过来陪我坐一坐。以前小鸡公也偶尔会来陪我坐坐的，现在小鸡公走了，到詹少银的妹妹詹小燕那里去了。詹小燕利用她哥哥詹少银在市计生委当领导的便利，曾经给出版管理部门的一个什么人解决过一个生育指标，人家便对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她做起事来胆子比我们大得多。本来我也应该有点胆子的，小鸡公就说过我：现在你也是特权阶级了，你还怕什么？有什么事你家革子不会过问一下？我说，他当他的官，我麻烦他干什么？我遵纪守法不好？小鸡公便骂我死脑筋。詹小燕挖小鸡公是看中了小鸡公手上的销售渠道，答应给小鸡公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还答应给他出一本诗集，而且是八个印张。詹小燕比我多给了他五个百分点，而且我肯定不会给他出什么诗集，所以他没怎么犹豫，拍拍屁股就走了。走时像个诗人似的很伤感，问我为什么不肯给他出诗集，他说如果你肯给我出诗集，我决不会投靠她詹小燕。他用了“投靠”，说明他的伤感是真实的。我不好说什么，对他笑了笑。他便骂我阴笑。他还忽然“括”起来了，很不客气地说：“李文兵以后你别这样笑，真的，我看不惯。”我说：“不管你看得惯看不惯，我都是你割头换颈的朋友。”他呆愕了一会儿，用力点一下头，走了。
我师傅梅炳坤的烟瘾还是很大，一支接一支地抽，弄得满屋子烟雾缭绕。他听说我想吃回头草，要找苏晓晓，便劝我打消这个念头，他沉吟着说：“你大小也是个老板，吃什么回头草？不好听嘛。”我说：“好听不好听我不在乎。”梅炳坤想想又说：“只要有钱，现在的女孩子好哄得很。”我说：“我一个残疾哄她们做什么，我就要苏晓晓。”
对于苏晓晓，我的把握越来越大了，我觉得她已经有一点回心转意的意思了，到了我该出手的时候了。我们都老大不小了，时间不等人，况且我还想跟她生一个孩子。估计她也会同意的，也愿意生一个孩子，—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没问题了。一个才四十出头的女人受孕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生也不是问题，实在不行就剖一刀。我们的孩子也一定是健康的，正常的，明亮的，因为没听说过残疾会遗传，再说我们也并非生来就是残疾；又因为自己是残疾，便会格外小心，会尽量避免孩子也落下残疾。俗话说破窑出好货，道理恐怕就在这里。
2004年3月至2006年7月第一稿
2006年8月至2007年10月第二稿
2008年隆冬第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