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爸雇了一辆板车，把我妈的东西和李文革都拉回了家，老鼠街的邻居还认得李文革，见了他还跟过去一样叫他的绰号—“灯泡”，李文革却无所谓，人家怎么叫，他就怎么应，“灯泡”也罢，“登报”也罢，他毫不忌讳，一点都不生气。有一次我问一个小孩，他没有名字吗，他有名字你为什么要叫他“登报”？那小孩还没说话，李文革倒抢先说，人家叫我什么要你管？我喜欢他那样叫，关你什么事？碰巧那时我爸正坐在门口搓衣服，听见李文革这么说，不由得摇摇头，说这个革子呀，肚量真大，真装得下东西。
在这之前我爸懒散得很，也不给谁打家具了，他的木工工具早就长锈了。刨铁锈在槽子里，凿刀锈得拿起来就掉渣，锯子都锈断了，只有斧头还没锈掉，因为他要用斧头劈柴生炉子。他劈柴时懒洋洋的，却经常会咬牙切齿，一通乱劈，好像充满了仇恨。李文革回来后他忽然变得勤快起来，早上不睡懒觉了，早早地起床，捅开炉子烧水，赶去菜场买菜，买了菜又赶回来烧开水煮水泡饭，然后匆匆赶去上班，下班后又匆匆赶回家做饭，星期天就拿个大脚盆放在门口，坐在一个小凳子上给我们洗衣服。有时候他洗着洗着，会突然起身去找老头乐，满手都是肥皂泡，将老头乐从后衣领子里插进去。
我还是跟苏晓晓搭伙卖冰棒。大约就是在年后开春不久，我把苏晓晓摸得发了羊角风，我们就闹翻了，再以后我便和眯眼子吴爱国一起卖冰棒了，而苏晓晓则趾高气扬地顶了她爸爸苏酒糟的替，开始卖酱菜了。本来我也想办顶替的，我爸到处找人，说苏晓晓能顶，我家兵子也能顶。但人家说不行。我爸低声下气地问人家怎么不行？人家说苏晓晓至少还有一条腿，你家兵子呢，连半条腿都没有，叫他干什么呢？就这样，想办个顶替人家都不肯要我，怕白养了我这个废人。人家对我爸说，不是我们不一碗水端平，实在是端不平呀，我们总不能安排他当领导吧，让他也坐在这里看报喝茶吧？
起初我和吴爱国也只是卖卖冰棒和瓜子，后来市面上活了，我们才开始倒卖蛤蟆镜和喇叭裤的。那时候生意好做，蛤蟆镜和喇叭裤还没来得及罢市，牛仔衣牛仔裤又走俏了，把我们忙得屁颠屁颠的，眯眼子负责跑石狮打货，我负责在家守摊。看到牛仔衣牛仔裤塞街了，我们便及时转移阵地，从沿海把“良友”香烟和录放机录影机歌带录像带之类的倒回来，等风声紧了，我们又及时罢手，过了些东敲一榔头西打一棒子的日子。这些日子我们摆过书摊，跟别人一起倒过黑白电视机，还因为我那时喜欢诗歌，在别人的撺掇下跟群艺馆合办过一份文学小报。就是这份文学小报让我们尝到了甜头，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好卖，于是我们就正儿八经地动起了这份脑筋，用向人家单位交管理费的办法，接手了一份故事杂志，渐渐地搞起了文化产业，由小摊贩变成了文化人。虽然我们的杂志趣味低下——行政管理部门说的——只能摆在地摊上卖，但买的人不管你地摊不地摊，他们只要好看。从摆摊卖货到跟人家合伙搞地摊杂志，到最后挂牌成立文化公司，我们一直在一起。我们就像一个人，别人都能闻到他身上有一股药味，我却闻不到一丝一毫，完全没有一点感觉了。
他从未断过药，而且一直是自己给自己开处方。他的头发还是枯黄枯黄的，但脸上身上都不肿了。他做的最大胆的一件事，不是用钢笔在李玖妍的大字报上写“我支持你”，而是冒险娶了个老婆。他的病是要远离女人的，女人对他来说是毒药，是砒霜或鸩酒，一点都沾不得的，可他却信心十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女的还可以，虽然脸有点扁，看起来还柔顺，很有女人味，只是跟费伯娘有点合不来。嫁给眯眼子之前，她在一个乡下小学当民办老师，嫁给眯眼子以后就不当老师了，在家里做做饭熬熬药―总算是有人把那只药罐子从费伯娘手上接过去了―养得白白嫩嫩，水葱一样。别人都以为吴爱国这一下肯定要完蛋了，说那个女的也是个不顾死活的角色，敢嫁一个肾炎，不是等着守活寡，就是要预备好一个篮子，随时准备给老公捡骨头。我当然也担心，见了他，先看他的脸是不是肿了，眼白是清亮的还是浑黄的。而吴爱国绝就绝在这里，他让事实说话，他让那个女人很骄傲地挺起了肚子，自己却没一点事，这就叫人要刮目相看了，认为他手上一定握着什么秘方，到后来，还真有不少人慕名来求他的方子。他也越来越自信，有些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样子，在他儿子三岁半时，又让老婆怀上了。可是这一次他走了麦城，没那么好了，他不由分说地肿起来了，而且来势凶猛，无论他给自己开什么方子都无济于事，眼看着越肿越厉害，床都下不了了。他自己心里也有数，他说这一回怕是就这样了。
眯眼子是在一个春天走的，他的小儿子还在吃奶，他就彻底不行了。看到他这样我很难受。我们当然是无话不谈的，可是关于那次用钢笔支持李玖妍，他却从来不提一个字，我问他他也不说，有时候我把话题引过去，他就说谈这个干吗？谈点别的吧。而且脸色也不好看。直到这回，躺在床上不能动了，跟我说别的话时扯到那件事，才说了几句，他说其实他只是一时冲动—为什么冲动呢，他没说—以为用钢笔写几个字，而且也不只他一个人写，应该没什么事的，就是查，也不见得就能把他查出来，没想到人家一查就查出来了，结果弄得自己吃了个大亏。不是被关进去，断了药，弄不好他就把自己的病彻底治好了。他混浊地笑着，叹气，说：“想想真是不划算，明显拿鸡蛋碰石头嘛，肠子都悔青了。”
他走时是在一个半夜里，下了雨，还响了炸雷，第二天到处是一汪一汪的积水。据说大凡得肾炎的人都有两怕，一怕行房，二怕春天，而他既然左一回右一回地行房，自然就有一个春天在那里等着他，他无论如何躲不过去的。他走之前我去看过他多次，每次我都想摸一摸他的手，他总是叫我不要摸，说一摸就会把他摸破了。我听了他的话，没摸。他的手像一只大包子，皮薄得透明，像一层膜，肯定经不得摸，一摸就会摸出黄水来。
就在眯眼子翘辫子的这年秋天，国庆节，我娶了张海棠。这一年我三十岁，古人云三十而立，有了老婆，跟老婆在一张床上睡过了，就知道女人是什么滋味了，知道了男人的幸福在哪里，就因此而立起来了。这当然是我个人的感受，残疾娶个老婆不容易，一个没娶过老婆没跟女人睡过的人恐怕不能算是立起来了。正因为我娶了老婆，我才能理解眯眼子为什么要冒死娶老婆。我想假如我是眯眼子，知道行房会丢命，我还敢趴到张海棠身上去吗？就是趴上去了，知道头上悬了一把刀，还会感到幸福吗（其实我趴上去也是很难的，虽然我知道这是打了结婚证的，不可能出什么问题，可心里还是一个劲地发抖）？我想我只会感到脊梁沟里冰凉，只会软耷耷的什么也做不成。所以我非常佩服眯眼子。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眯眼子不是，眯眼子是为女人亡，为行房亡。所以在那个国庆节晚上，我跟张海棠睡过之后很激动也很感慨，我使劲搂着她，还不知不觉地流了几滴眼泪。我的泪水滴在张海棠的胸脯上，把张海棠弄得莫名其妙，她用那只好眼睛看我几眼，说，你这个人真奇怪哈，好好的你哭什么呢？我说我很感激你，非常非常感激。她说这有什么好感激的？我说应该感激的。其实我心里还有一句话：我感激老天爷，他老人家只坏了我的腿，没坏我的肾，我非常非常地感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