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中午十二点半左右，我爸拿着这把蒲扇在白马庙街摔倒了。那时的白马庙街和今天的白马庙农贸市场是一个地方，就是黄花萍和苏晓晓摆摊开店的地方，当年也就是一条小街，如果是一个健将级的跳远运动员，估计一个健步就可以从街这边跳到街那边。群众商场的后门就开在西边街口上。我爸是在离群众商场后门大约一百米的地方摔倒的，他先是咳了两声，却什么也没咳出来，觉得有什么硌在心里，又用力咳两声，就咳出了一口血。然后他扶着一面墙，继续直腿弓腰地咳着，喉咙里的血腥味四处乱窜。血在阳光里显得非常刺眼，像一把闪亮的红刀子扎在地上，落地后又嗞的一声，把地面呛得冒起一股青烟。他手里的蒲扇也掉下去了。蒲扇把地上的血盖住了。他晃了两晃，就扶着墙一点一点地软下去了，就像一根面条浸在水里一样，软得又迅速又彻底。快要贴地时，膝盖再陡然打一个跌，整个人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了。他脸上憋出来的猪肝色也一点一点地褪掉了，脸又变成了一张黄表纸，连爆出来的汗粒都是黄的。几个在路边跳橡皮筋的小女孩瞪大眼睛看着他。她们不跳橡皮筋了，飞快地把橡皮筋收起来，一边跑，还一边回头看我爸。
一个拖板车的男人从街口转过来，小女孩们指着我爸对拖板车的男人说，你看那个人快要死了。男人拖着板车，犹豫着往我爸跟前走，走了一会儿，站住，皱着脸朝我爸看着，又走，走了几步，又仰头看看头顶上的太阳，然后放下板车，蹲到我爸眼前；蹲了一会儿，缓缓地伸出一只手，拍我爸两下，我爸喉咙里“嗯呃”了一声，他就把手伸到我爸胁夹里，扶了一把，没扶起来。他发现这个人成了一截烂绳，扶到哪儿都是软的，便叫那几个还在朝这边看着的小女孩：“哎，你们几个，过来帮我一把。”
小女孩们一听，都呱嗒呱嗒地跑掉了。
男人一屁股坐在车把上，点着一根烟，抽了几口，皱着眉头问我爸：“喂，她们跑什么呢？她们认识你吗？你不是个坏人吧？你穿得不差呢，脚上还是一双皮凉鞋，少见呢。看你这身穿着，你会是个什么成分呢？要是成分好呢，我救你就算救对了，是救了阶级弟兄。要是成分不好呢，我救了个什么呢？可是我要是不救你呢，你八成要翘辫子，若是万一救你救出麻烦来了呢，那我不是没事找事？你说，我要不要救你？”
我爸脸上全是黄汗，张着嘴一口接一口地喘气。阳光落进他嘴里，映照出一点点灰红。男人看见白白的阳光在他嘴里变成了脏兮兮的灰红，便死命吸一口烟屁股，然后把它扔了，龇着牙吸一口气，说：“好吧，老子碰碰运气吧。”
男人调整了自己的位置和姿势，骑马蹲裆，裆口对着我爸的头，然后弯腰，两手分别插到我爸两个胁夹里，拖死人一样，吭哧吭哧地把我爸拖到板车上。男人说你自己也动一下呀，你就全靠我来拖？男人又捡起那把蒲扇，也放到板车上。板车的轮轴大概很久没抹过黄油，一路上干干地叫着，吱呀儿，吱呀儿。男人走着走着就往后扭一下头，问躺在板车上的我爸：“喂，你是谁？说呀，你叫什么？你家在哪里？”我爸紧闭双目，咬住牙关不吭声。男人说：“你哪怕吭一声呀，让人心里有个底，不要叫人心里发毛呀。你吭一声我就知道你还是活的，知道你没死在我车上，你要是真死在我车上，我还怕我说不清呢。你还不吭声？你再不吭声我就掀你下去哈！我不跟你客气的！”
但他还是没有听见我爸说话。男人把车放下来，跑过去看我爸还在不在出气，他伸出一只黑糊糊的手，在我爸鼻孔边试了试，又跑回去拉板车。男人一边骂倒霉，一边吱吱呀呀地把我爸拖到了东河区医院。区医院里有几个人认得我爸，知道这个人是东门南杂店里称盐打酱油的老李，便要男人去南杂店把病人单位上的人叫来。男人不肯去，说我救人还真救出麻烦来了？医院便扬言要扣男人的板车，不准男人走。男人吵起来，说你们这些臭老九，敢扣押工人阶级？男人威胁说，明天我就贴你们的大字报！医院说你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救人救到底，去把他单位上的人找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男人到底拗不过医院，只好丢下板车，来到东门南杂店。南杂店听说老李在白马庙吐了血，搞不清怎么回事，领导跟几个同事经过短暂的商量，对这个陌生男人说，这位同志你最好再辛苦一趟，去叫一下老李同志的家属，就在老鼠街三十七号，很近的。男人几乎气得要哭了，说，我今天撞到鬼了，撞到鬼了撞到鬼了！一边说一边骂骂咧咧地来到了老鼠街三十七号。
那天我就趴在门口翻连环画，忽然看见一个比非洲黑人还要黑的男人站在我面前，仰脸看我们家的门牌号。男人只用眼角挂了我一下，招呼都不打，便一步跨过来。他身上的汗味熏得我直皱鼻子。我大声说：“你这个人怎么不讲道理，随便就跑进人家家里？”他这才问我：“这不是老鼠街三十七号吗？”我说：“是呀，怎么啦？”男人气哄哄地说：“是还说什么？你是这家的儿子吧？你老子快死了！把我也害死了！”我愣了愣，说：“你胡说，我爸在我叔叔家吃饭呢。”男人说：“还吃饭？血都吐了一大摊，有没有命都难说！”我不知怎么头皮就麻起来了，汗毛也一根根竖起来。这天我妈没当班，在家，我朝厨房里喊：“妈，妈！”我妈已经慌慌张张地跑出来了，说：“怎么了怎么了？”男人见了我妈就说：“你们当家的快死了。”我妈说：“听见了听见了！可是，你是谁呢？你在哪儿看见他爸爸吐血的？你是不是搞错了？”男人很不耐烦地说：“是东门南杂店说的，老鼠街三十七号，叫我来喊家属，你看是不是我搞错了？！”我妈张着嘴，不住地眨眼睛，说：“怎么回事？”
那天下午（阳光已经歪斜了，缩到巷墙上长满锈渣子的墙巴钉上去了），我妈忐忑不安地跟着这个陌生男人去了东河区医院。一路上这个男人都在跟我妈说他怎么救的我爸，他怎么远远地看见我爸像一条虫似的蜷在墙根下，等他走近再看又怎么觉得我爸像一个死人，他又是怎么把我爸搬上板车的，他心里又是怎么想的。他说他是这样想的：做人哪，顶着一颗人头哇，哪能见死不救呢？这么大热的天，又是一个吐血的人，不救不是死定了？蚂蚁是一条命，蛾子是一条命，莫说这还是一条人命哪；若是就让他这么死掉了，他的老婆怎么办呢？他的孩子怎么办呢？若是上头还有老人，老人又怎么办呢？那可是断肠的事啊，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哪！
这个黑男人叫熊大头，是东门外码头搬运站的板车工。因为救了我爸，以后便成了我们家的常客，来了就将黄渍渍的汗巾往肩上一搭（他的汗巾就是一条白土布，很长，估计过了一米，织得比较疏松，也比较粗糙），见哪里方便就往哪里一坐，饿了就说有饭吗，渴了就问有没有凉茶。他老婆在乡下，给他生了一窝儿女，都张着嘴要吃喝，所以他还动不动就向我妈借钱。我妈脾气不错，总是客客气气，从未怠慢过他。只是在借钱这一项，我妈心里不舒服，在背地里说过些不好听的话，而且不只一次。
就在我爸吐血的第二天上午，我的堂兄李有志又拖着海绵拖鞋来了。他从来都是站在门口，不进来的。他好像没看我，而是看我家的桌子和墙。他说：“蒲扇呢？”他的目光终于在我脸上晃一下，又说：“你爸拿了我爸的蒲扇，蒲扇呢？”我那时还不知道蒲扇的事。昨天黄昏时我妈从医院里回来，给我们做了晚饭，然后就拿个袋子装了毛巾牙刷把缸和调羹，叮嘱我们早点睡觉，又叮嘱我们要闩上门，就急匆匆地回医院去了。我问李有志：“我爸拿你们家的蒲扇干什么？”他说：“他要拿，我怎么知道？”我说：“我爸在医院里，你去医院里问他吧。”他终于看了我一下，然后目光又像被风吹起来的纸屑似的飘来飘去，飘了一阵子，好像还咽了一口唾沫，走了。
我以为李有志回家去了，谁知道他真的去了医院，问我妈要那把蒲扇。我妈从我爸的病床底下拿出了蒲扇，他看见有血，不肯接过去，说你们把我爸的蒲扇弄脏了，我不要。我妈忍着气说，那我买一把赔你吧。他居然点头说好。我妈只好带他去买了一把蒲扇。
当天晚上，我叔叔和婶子去医院看了我爸。他们先礼节性地安慰了我妈几句，接着就骂儿子李有志，说李有志是个猪头，其实他们就是叫他来看看大伯的，他却要什么蒲扇。他们说这孩子没用，没轻重，一把蒲扇算什么呢？这个猪头！
他们拿到医院里去的红糖、麦乳精和糖水梨罐头，虽说花了钱，也都是好东西，但我爸一样也没动，我妈把它们从医院里拿回家，锁进她房里的一个柜子里。既然我爸不吃，按理她就应该拿给我和李文革吃的，可是直到红糖化掉了，结成了糖粑粑，麦乳精里长出了带翅膀的小黑虫子，又长出了短短的茂密的灰绿色绒毛，糖水梨罐头的马口铁盖子锈成了黑红色的碎渣子，她也没拿给我们吃。我估计她是把它们忘了，那时候她经常忘事。有一天她打开柜子找什么，才发现这些东西全坏掉了，便叹一口气，把它们当垃圾扔掉。扔这样的东西是一件让人很为难的事，毕竟是好东西，有心理压力，所以我妈扔它们时像做贼，趁晚上没人，偷偷跑到北头偏巷口上的厕所旁边，把它们扔在一只铁壳垃圾桶里。
我爸在医院里住了将近一个月。他后颈窝里本来就有几道皮褶，但还不松垮，吐血后那几道皮褶便松垮得不成样子了，而且总是汗津津的，还透着一股油膏气。出院时，医生叮嘱我爸千万不要动气，医生说你的病第一要静养，第二要营养，什么时候养到气血平和，什么时候才能说没事了。但店领导只让我爸养了一个星期，就催我爸去上班。领导说老李呀，要跟你打个商量呢，这阵子搞深挖洞，店里抽走了人，缺人手啊，你看你能不能一边上班一边养病呢？我爸只好又去给人家称盐打酱油。他吐血前身高一米七四，体重大约在一百二到一百三，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一百一。家里的一只药罐子成天咕嘟咕嘟地炖着，一包药要煎三道，早中晚各吃一道，一道就是满满的一大把缸。我们家里本来就有一股淡淡的药味，现在药味更重，都浓得化不开了，使人觉得药味是一种极有黏性的东西，它会紧紧地巴黏在我们身上，我们只要随便搓一下脸，或者搓一下手臂，就会搓出一条条酱黑色的黏糊糊的垢泥。苍蝇和蚊子只要飞到我们家里，就会立即变得笨拙沉重起来，像忽然得了病似的，翅膀都抖不动。晚上我们根本不用放蚊帐，没有蚊子会来咬我们。
平心而论，那时候我妈对我爸算是很不错的，除了侍候他吃药，每隔一天还给他炖一个一两半的肉饼汤。说到肉饼汤，这要感谢副食品公司的周师傅，不是周师傅帮忙，我妈是买不到那一两半肉的，那个操刀卖肉的胖子说什么也不肯剁一两半肉，说从来也没这样剁过肉，你是吃肉呢还是塞牙缝？又说猪都是长骨头的，把肉剜给你，骨头算谁的？周师傅就帮我妈说话了，他说裘胖子，人家这是当药吃的，你就剁给人家吧，也算积了一个德。周师傅不但管开票，还是副食品公司的会计，说话有分量。裘胖子说那好吧，看在你老周面上，我就积一点德吧。买肉没有问题了，可我爸不肯吃肉饼汤，他撮着脸说我不用吃肉饼汤。我妈知道他是怕打乱家里的计划，便给他算了一笔细账，说一天一两半肉，一个月花不了什么钱。一斤肉七毛六，一两半肉不过一毛一分四，四舍五入，也就是一毛一；两天才花一毛一，一个月才一块六毛五，一块六毛五算什么呢？什么都不受影响。听我妈这样算了账，我爸才勉强吃了肉饼汤。
这样一来，我们家的肉票便相当紧张了，我们又很久没吃过肉了。所以每次我爸吃肉饼汤时，李文革都会眼巴巴地站到我爸面前，吸溜吸溜地吮大拇指，弄得我爸吃肉饼汤像吃毒药，苦着脸，怎么也吞不下去。
我妈吓唬李文革说：“你不怕死吗？你爸得的是肺痨，肺痨是会传染的，你吃了他的肉饼汤也会得肺痨的。”我妈还用一根指头在李文革胸前比划着：“然后呢，你的肺就会一点点烂掉，会烂得像破棉絮，你怕不怕？”
李文革瞪大眼睛，一步一步往后退。他尽管贪吃，但更怕死。以后他不敢站在我爸面前了，他远远地看着，还是把大拇指放在嘴里，涎水顺着拇指根挂下来。那个拇指头被他吮得通红肥胖，像一截吃足了肥的红萝卜般鲜亮。那是左手的大拇指，如今他左右手的大拇指都一样了，都白皙细腻，指甲盖红润光滑。他读大学时看了许多书，尤其喜欢历史，还喜欢《周易》，毕业后立志从政，说这符合国情。起初他走得不怎么顺，但他有耐心，说万事开头难，慢慢等机会吧。因为懂得抓机会，所以这些年他越走越顺了，才三十出头就是个副处了，可他不自满，说照现在的年龄层次来看，他还不算到点，到点起码要是个正处，最好是副厅。他的女朋友换了好几个，最近的这个为他做过两回人流—医院里做广告说是无痛人流，但女朋友还是痛得哇哇直叫，不知道是医生骗人还是她装出来的—可他却不忙着结婚，而是忙着准备功课。他的功课分两部分，一是看一些必须要看的书，二是走一些必须要走的关系，总之他是摩拳擦掌地要参加副厅级干部的竞聘。他说从副处到副厅是一种跨越，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决不能错过，他早已瞄准了一个位子，希望能一箭中的。事实上他如愿了，果然是一箭中的了。
我爸一边吃药一边琢磨着怎么给李玖妍写一封信，他说我要在信里骂她个狗血喷头！我妈虽然没吐血，但一听我爸要写信骂人，便一再催他，你说写信的，怎么还不写呢？有我妈这样支持，我爸更是摩拳擦掌，说我怎么不写？我还跟她客气！他铺开信纸，把笔拿在手上，我妈趴在他旁边，两个人同仇敌忾，准备对李玖妍破口大骂了，可是却发现不是那么好骂的。他们毕竟是父母，不能像泼妇骂街那样不管不顾，也不能劈头盖脸张口就骂，无论如何也要先开一个头，可是这个头怎么开呢？两个人绞尽脑汁，你一句我一句，总觉得不合适，还不如开门见山，口气稍稍和缓一些就是。可是我爸一落笔，才说了几句，发现还是像个口无遮拦的泼妇。我爸非常沮丧，又另起炉灶，想尽量掩饰怒气，可难度太大了，反而显得居心叵测阴阳怪气。我爸只好把信撕了，撕信时咬牙切齿。
我妈见他动了气，不敢再支持他，劝他说：“你看你，又生这么大的气。要不还是别写了，等她回家来过国庆节，我来当面问她，看她怎么说！”
然而到了国庆节，李玖妍却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