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你们说，还是给他写张签吧，”公爵小姐重复道，“为什么要反对呢？麦歇沃利代马尔是头一回和我们玩，今天他可以不守规则。别啰嗦了，写吧，我想这样。”
伯爵耸耸肩，顺从地低下头，用白皙的戴满嵌宝石戒指的手拿出笔，撕下一小片纸，写了起来。
“至少请准许我向沃利代马尔先生解释一下，我们在做什么，”卢申嘲讽地说，“否则他完全不知所措了。看见了吧，小伙子，我们在玩摸彩游戏；公爵小姐是发奖人，谁拿到好运签，就有权吻她的玉手。明白了吧？”
我瞅了他一眼，仍然傻傻乎乎地站在原地，公爵小姐又跳上椅子，开始摇动帽子。所有的人都挤向她——我也紧跟其后。
“迈达诺夫，”公爵小姐对一个高个年轻人说——那人面容消瘦，有一双暗淡的小眼睛和一头特别长的黑发，“您作为诗人，应该大度点，把您的签让给麦歇沃利代马尔，这样他就有两次机会了。”
可迈达诺夫摇摇头，甚至头发也在起伏。我最后把手放进帽子，拿出签打开一看……上帝啊！当我看到纸上写着“接吻”两字时，我如在梦里。
“接吻！”我不由自主的大声叫道。
“好！他中彩了，”公爵小姐接过话头，“我真高兴！”她从椅子上下来，那么明澈、温柔地瞧着我，我的心狂跳不止。“那您愉快吗？”她问。
“我？……”我嗫嚅着。
“请把您的签卖给我，”别洛夫佐罗夫突然在我耳旁叫道，“我付您一百卢布。”
我恶狠狠地扫了骠骑兵一眼，使得济娜伊达拍掌称快，而卢申叫道：“好样的！”
“然而，”他接着说，“我是司仪，监督所有规则的执行情况是我的职责。麦歇沃利代马尔，请单腿跪下。我们的规矩就是这样。”
济娜伊达站在我面前，好像为了更好地看清我，头微斜着，郑重地向我伸出手。我的眼前一片模糊；我想单腿跪立，但把两条都跪下了——我尴尬地把嘴唇轻轻碰碰她的手指，亦或是让她的指甲把我的鼻尖轻轻擦了一下。
“好啊！”卢申嚷着，扶我站起来。
摸彩游戏接着进行。济娜伊达让我坐在她身旁。她想出了多少“中彩”的方式啊！其中一次她扮“雕像”——选丑男人尼尔马茨基当基座，叫他伏着，甚至要把头扎到胸前。笑声接连不断。我这个在孤独严格的管教中长大的孩子，又生活在一个有身份的贵族家庭里，这种喧哗和吵闹，这种不拘礼节甚至纵情欢乐，这种从未经历过的和陌生人的交往，都使我兴奋得头晕目眩。我仿佛饮甘醴般的醉了。我哈哈大笑，吵得比别人声音都大，以至于连坐在隔壁房间的老公爵夫人也出来瞧我，她本来在跟一个从伊韦尔斯基门请来的小官员议事的。可我感到那么有福气，以至于对别人的嘲笑和不满的目光，像俗话所言“满不在乎”了。济娜伊达仍然对我表现出偏爱，不让我离开她。有一次“中彩”，我和她坐在一起，蒙着一块绸布，我应当对她讲出自己的秘密。我还记得，我们两个的头突然在一种窒闷、朦胧、馨香的幽暗中，她的双眼亲近、柔媚地闪亮，双唇启开，兰气微吐，露出一口皓齿，她的发梢让我发痒，燃烧着我。我默不作声。她隐秘狡猾地微笑着，末了小声问：“嗯，是什么呢？”我满脸通红，笑着扭过头，几乎喘不上气来。我们厌烦了摸彩——又开始玩小绳游戏。天哪！当我看得出神时，她猛碰了一下我的手指，我感到十分狂喜！后来我又假意尽量装出发呆的样子，她都仅仅是戏弄我，再也不碰一下我伸出的手了！
我们这晚什么都玩过了！我们弹钢琴，唱歌，跳舞，模仿流浪的茨冈人群。尼尔马茨基被打扮成一只熊，不得不喝盐水，马列夫斯基伯爵向我们展示了各种纸牌魔术，最后一个是“惠斯特”，自己把一切主牌从被洗乱的牌中拿出来，这样卢申便有“祝贺他的荣幸”了。迈达诺夫给我们朗诵了他的长诗《凶手》的片断（当时正是浪漫主义的高峰时期），他准备把这本书印成黑色封面，书名用鲜红的大字出版；我们把帽子从伊韦尔斯基门请来的小官员的膝上偷走，然后让他跳哥萨克舞来赎回帽子；我们给老沃尼法季戴了顶女人的便帽，而公爵小姐自己却戴了顶男人的帽子……玩的花样真是数不胜数。唯有别洛夫佐罗夫常皱着眉，生气地呆在角落里……有时他双眼充血，面红耳赤，仿佛立刻就要向我们猛扑过来，把我们撕成木屑，四处乱扔，可公爵小姐瞅着他，用手指恐吓着指着他，他便又躲回自己的角落了。
我们最后都精疲力竭了。公爵夫人说她对这些也非常在行，她不怕任何吵闹，然而她也觉得累了，想休息。夜里十二点吃了晚饭，一块有点陈的干奶酪，几个碎肉馅的凉馅饼，然而我却认为比任何酥皮大馅饼都美味；仅有一瓶有些古怪的葡萄酒：大口黑瓶，酒泛玫瑰红，然而谁也没动它。我十分疲倦，幸福得一塌糊涂地离开了这所小宅；和我告别时，济娜伊达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又谜一般地微笑了。
闷湿的夜气拂过我暖洋洋的脸，仿佛要下雷雨；乌云涌来，在天空飘荡，故意地变幻着自己如烟的身姿。微风不安地吹动着漆黑的树林，仿佛在遥远的天边响起几声闷闷的令人胆战的炸雷。
我从后面台阶进走自己的房间。可我的老仆在地板上睡着了，我只好跨过他：把他给吵醒了。他看到我便禀报，说母亲又很生我的气，又要派人去找我，却让父亲挡住了。（我睡觉前，都要和母亲道晚安并请求她的祈福。）这次可无计可用了！
我对老仆说，我自己脱衣上床——随后吹灭了蜡烛。可我既没脱衣，也没上床。
我久久地坐在椅子上，着迷了一般。我所感受到的一切是如此地新鲜而甜蜜……我纹丝不动地坐着，对什么都视而不见，慢慢地呼吸着，当回忆起什么时，才悄悄地笑笑，我有时想我可能恋爱了，心上人便是她，这就是爱。这想法叫我内心激动得发冷。幽暗中济娜伊达的脸在我面前萦绕——飘来飘去就是飘不走了；她的双唇仍然浮现出谜一般的微笑，眼睛稍稍斜望着我，询问地、如梦地、娇媚地……就像我和她告别时一个模样。我终于站起身来，踮着脚走到自己的床前，没脱外衣，小心翼翼地把头放到枕头上，好像生怕大动作会惊扰了我内心洋溢的感受……
我就这么一直躺着，眼睛都没闭上。很快我发现我的屋子不断有微弱的反光线洒进来。我微欠起身，望着窗外。窗棂和神秘莫测、模糊发白的窗玻璃清晰分开。“雷雨。”我想，确实下过雷雨，然而它是在很远的地方，雷声都听不见；天空只是不断闪烁明亮的、长长的、宛如分成一绺绺的电光：它们不像在闪烁，倒更像垂死小鸟的翅膀一样抖动痉挛。我起身来到窗前，一直在那儿站到黎明……闪电一直没停，那是民间所谓的“雀夜”。我望着静寂的沙地，瞅着涅斯库奇内公园里黑黝黝的一大片，眺望远处建筑物泛黄的门面，它也好像在每一次闪烁的微光中颤动……我盯着——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无声的闪电，这些瞬间的闪烁，似乎在呼应着我内心同样沉默、隐秘的情感闪电。黎明降临，点点火红的朝霞出现了。随着旭日冉冉升起，闪电渐渐变白稀少，最后在明媚的霞光中消逝……
我内心的闪电也已逝去。我感到十分疲倦和静寂……可济娜伊达的影子仍然在我心里得意洋洋地飘来飘去。只是这个影子本身也显得很娴静：宛如一只飞出沼泽水草的天鹅，和周围的龌龊有天壤之别，我快入眠时，最后一次以惜别、信任的心情跪拜在它的面前……
啊，这份温馨的感觉，这种缠缠绵绵的话语，美丽恬淡下一颗悸动的心，初恋那令人陶醉的快乐——你们在哪儿？在哪儿？
八
第二天早上当我喝茶时，母亲数落了我——比我想象的还要重些，她让我说出昨晚我干什么去了。我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跳过了好多细节，尽可能说得一切正常。
“无论怎么说，他们不是comme il faut，”妈妈道，“你不要去他们那儿溜达了，该好好准备入学考试，学习学习才对了。”
由于我知道，妈妈对我学习上的关心也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就没反驳她；可早茶后，父亲却挽着我的手一块去了花园，让我把在扎谢金娜家的所见所闻全都说出来。
父亲对我有种很特别的影响力——而且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奇异。他几乎不管我的教育，也从来没伤害过我的自尊心；他尊重我的自由——甚至可以说，他待我彬彬有礼……但他不允许我亲近他。我爱他，欣赏他，认为他是个男人中的典范——并且，天啊，假如不是时时感到他那推开我的手，我会非常热烈地恋着他！而且他愿意的话，只要一句话，一个动作，就会立刻唤起我对他无边的信任。我的心扉对他敞开——我对他喋喋不休，像对挚友，对宽厚的导师一样……然后他又忽然把我抛下了——他的手又把我推开，虽然是温柔地、轻轻地，却还是推开了。
他有时快活，那时就像孩童一样和我嬉戏淘气（他喜欢各种重体力运动）；有一次——只此一回！他那么温柔地爱抚着我，让我简直落下泪来……可他的快乐和温柔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并未使我对未来抱任何希望，我仿佛梦中经历了这一切。偶尔我端详着他那睿智、英俊开朗的面容……我的心抖动着，我全身心地想扑向他……他好像察觉出了我的想法，顺手在我脸上慈爱地拍了拍……然后或走开，或着手干点什么，或突然变得冷漠，这是他特有的态度，我也就随即缩成一团，冷了下来。他对我寥寥数次的抚爱从来都不是因为我不言而喻的恳求引起的：它们都是意料之外的。后来我想了想父亲的性格，断言他顾不上我，也顾不上家庭生活；他另有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从中得到完全的享受。“你自己去拿能够着的，别让别人牵制着你；做自己的主人——生活的本质就在于此。”他有次对我这么说。还有一次我作为一个年轻的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和他讨论自由的话题（那天他正是所谓“和蔼的”；那么可以和他随意谈什么）。
“自由，”他重复道，“你认为呢，什么可以给人自由？”
“什么？”
“意志，个人意志，它给人的是比自由还要好的权力。你意志坚定——就得到自由，可以对别人发号施令。”
我父亲首先超乎一切地想活着——也经历了一切……或许他预感到不能长久地享受生活的实质：他四十二岁就离开了人世。
我详细地跟父亲讲了在扎谢金娜家里的所见所闻。他坐在板凳上，用手杖尖在砂地上画着，似乎注意似乎又心不在焉地在听我说，有时露出一丝笑意，眼睛微微发亮地、有趣地瞅着我，用简短的问句和反驳引我说下去。我起初连济娜伊达的名字都说不出口，可终于忍不住，开始对她大加赞美之词，父亲仍然微微笑着，最后陷入沉思，又伸个懒腰，站起身来。
我记起来，在离开家门时，父亲吩咐过给他的马备鞍。他是个出类拔萃的骑手——比列里先生还要厉害，能驯服最野的马。
“我和您一起骑马去，可以吗，爸？”我问。
“不，”他答，脸上又现出往日的冷淡和温和，“如果想去，就自己去吧，和马夫说说，我不去了。”
他转身迅速走了。我目送着他——他很快便消失在门外了。我看见他的礼帽沿着栅栏在移动：他到扎谢金娜家去了。
他在那儿呆了不到一个小时，随后马上进城去了，直到傍晚才回家。
午饭后我独自一人去了扎谢金娜家。在客厅里我只遇到了公爵夫人。看见我，她用编织针尖挠着包发帽下的头发，忽然提出，我能不能替她抄一禀帖。
“很高兴为您效劳。”我答道，在椅子旁坐了下来。
“就是请把字体写大点，”公爵夫人把那张油乎乎的纸递给我时，说道，“今天可以吗，少爷？”
“今天就抄，夫人。”
隔壁房门开了条缝，现出济娜伊达苍白、沉思的面容，头发随意披在脑后；她那双大眼睛淡淡地望了我一眼，轻轻把门闭上了。
“济娜，哎，济娜！”老太太叫道。
济娜伊达没答话。我把老太太禀帖带走了，抄了整整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