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资产型社会政策模式，我们主张构造以集体农庄为基本形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远景。未来以自治和股份合作为特征的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会具有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特征。中国式的农场和居住型农庄将会出现，农民以土地资产作为纽带活跃于各类乡村经济社会组织之中。随着未来农业机械化与农业经营管理服务的社会专业化及外包的发展，未来农庄的农民将更多地从农业生产活动中解放出来，而更多地活跃于商业和市场经营活动、或社区服务以及乡村治理等公共事务活动。一个美丽、整洁和富裕、民主的资产型乡村农庄将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的远景目标看来是可以实现和值得期待的。
第1章
林毅夫：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科林·卡特、钟甫宁等： 《经济改革进程中的中国农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石磊： 《三农问题的终结》，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陶勇：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与减轻农民负担》，《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19卷第2期。
刘书明： 《统一城乡税制与调整分配政策： 减轻农民负担新论》，《经济研究》2001年第2期。
王绍光、王有强： 《公民权、所得税和预算体制》，《管理世界》2001年第3期。
张岸元、白文波： 《乡村“三提五统”的理论、政策与实践》，《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1期。
王小鲁： 《中国粮食市场的波动与政府干预》，《经济学季刊》2001年第1卷第1期。
周其仁： 《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刘子兰： 《中国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反思与重构》，《管理世界》2003年第8期。
卢海元： 《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条件分析》，《经济学家》2003年第5期。
赵德余： 《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新思路》，《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赵德余： 《从规范经验主义到制度主义》，《学术月刊》2005年第3期。
赵德余： 《中国农村的税费制度改革》，《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第2章
刘汉裔： 《关于我国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产权制度若干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索》，《上海土地》2001年第1期。
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调研报告》，2001年6月（打印稿）。
农村集体非农业建设用地管理研究课题组： 《关于上海农村集体非农业建设用地管理若干问题的研究报告》，2001年4月（打印稿）。
刘守英： 《中国农地制度的合约结构与产权残缺》，《中国农村经济》1993年第2期。
温思美： 《增长、效率与公平——广东农村改革与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论文，1994年。
曹正汉： 《市场竞争、政府对所有权的有限行为能力与国有企业职位产权制度的形成——兼与林毅夫等商榷》，《经济科学》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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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琪： 《芜湖市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调查》，《安徽日报》2002年4月13日。
周天勇：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模式比较和方案选择》，《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2月26日。
于建嵘： 《土地问题已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关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形势的一项专题研究》，燕南网2004年。
卢海元、贾江：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新背景、新突破和新取向》，《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版。
周其仁： 《对目前征地制度改革的评论》，《“中国征地制度改革”国际研讨会简报》2004年第2期。
钱忠好：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残缺与市场流转困境： 理论与政策分析》，《管理世界》2002年6期。
张宏斌： 《土地非农化机制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曲福田、高艳梅、姜海： 《我国土地管理政策： 理论命题与机制转变》，《管理世界》2005年第4期。
李昌平： 《细说农民土地产权》，《三农中国》200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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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勇： 《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现代性变迁： 以失地农民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赵德余： 《土地征用中农民、地方与国家关系的互动》，《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
赵德余： 《政策制定的逻辑： 经验与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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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 《中国粮食市场的波动与政府干预》，《经济学季刊》2001年第1卷第1期。
黄延信、韩一军： 《股份合作制、收购合同制是搞活粮食流通的有效形式》，《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4期。
尹云松、高玉喜等： 《公司与农户间商品契约的类型及其稳定性考察——对5家农业产业化企业的个案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8期。
刘凤芹： 《不完全合约与履约障碍——以订单农业为例》，《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
罗必良： 《 经济组织的制度逻辑——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农民经济组织的应用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杨小凯、黄有光：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石太林：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卢锋： 《粮食巨额亏损的深层根源》，《决策》1999年第4期。
徐德徽： 《1998年粮改》，《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
赵德余： 《我国粮食直接补贴的地区差异及其面临的问题》，《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第8期。
赵德余： 《20世纪90年代中国粮食市场化改革研究进展与评述》，《农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2期。
第4章
马晓河、韩俊等： 《野力模式： 农业产业化的新探索——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的研究报告》，《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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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钟甫宁、蔡防： 《经济改革进程中的中国农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周立群、曹利群： 《农村经济组织形态演变与创新》，《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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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晓鹏： 《中国农村民间合作服务组织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9年版。
金祥荣： 《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和渐进转换的改革道路》，《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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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勒： 《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版。
牛若峰： 《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版。
王利文、程拔文主编： 《广东农业产业化之路——系列调查与研讨会文集》， 广东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周立群、曹利群： 《农村经济组织形态演变与创新》，《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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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良媛： 《广州农业组织制度创新研究》，载于《都市化进程中的广州农村经济》，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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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企业的合约性质》，载于《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张天琦、魏建： 《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市场、准企业（准市场）和企业”的比较研究——从农业产业组织演进视角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2期。
罗必良： 《农业产业化的实质及其政策选择》，《农村研究》1998年第4期。
迪屈奇： 《交易成本经济学——关于公司的新的经济意义》，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胡定寰： 《微观农业产业化的理论及其应用》，《中国农村观察》1997年第6期。
威廉姆森： 《交易费用经济学讲座》，《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87年第50期。
盛洪： 《分工与交易——一个一般理论及其对中国非专业化问题的应用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傅晨： 《“公司 农户”产业化经营的成功之路》，《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2期。
靳相木： 《试论农业产业组织创新》，《农业技术经济》1998年第1期。
罗信远： 《股份合作制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对合作社原则的继承和发展》，载于会议论文集《前进中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2000年。
国鲁来： 《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理论与实践》，载于张晓山等： 《联结农户与市场： 中国农民中介组织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应瑞瑶： 《合作社的异化与异化的合作社： 兼论中国农业合作社的定位》，《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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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浙江省财政厅课题组： 《浙江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践与探索》，《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7期。
马国贤、刘初旺、陈东： 《关于我国农业税问题的研究： 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调查》，《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胡书东： 《中国农民负担有多重》，《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
乔占平、郑淑榛： 《中国与美国、欧盟农产品税制比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4期。
经庭如： 《关于农业税制改革的探讨》，《经济问题》2003年第1期。
陈荟棂： 《农民负担与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2期。
陈俊： 《农村税费制度： 理性反思与制度重构》，《江海学刊》2003年第3期。
陶勇：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与减轻农民负担》，《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19卷第2期。
刘书明： 《统一城乡税制与调整分配政策： 减轻农民负担新论》，《经济研究》2001年第2期。
刘炜： 《农村税费改革实施的制度障碍和政策选择》，《学术交流》2003年第6期。
陶然、刘明兴、章奇： 《农民负担、政府管制与财政体制改革》，《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
邓大才： 《成本分摊：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成功的关键》，《南方经济》2003年第3期。
孙东升： 《论农业税的取消》，《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3期。
张岸元、白文波： 《乡村“三提五统”的理论、政策与实践》，《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1期。
王绍光、王有强： 《公民权、所得税和预算体制》，《经济研究》2001年第3期。
Thomas P。Bernstein，《落实新政策： 以“农民减负”为例》，《洪范评论》2006年第2辑。
第6章
刘子兰： 《中国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反思与重构》，《管理世界》2003年第8期。
卢海元： 《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条件分析》，《经济学家》2003年第5期。
刘遵义： 《关于中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基本构想》，《比较》2003年第6期。
安南： 《建立一个适合所有老龄人群的社会： 在第二次世界老龄大会上的讲话》，载于丁士军等著： 《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老年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段庆林：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变迁（1949—1999）》，《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刘遵义： 《关于中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基本构想》，《比较》2003年第6期。
吴敬琏、林毅夫： 《关于划拨国有资产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社会保障基金欠账的建议》，《比较》2003年第6期。
中山市劳动保障局： 《中山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2005年1月1日。
蒋德： 《上海制定新办法为失地农民上保险》，载于《法制日报》2005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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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克俭： 《农村养老保障机制研究》，《人口与经济》2002年第2期。
李茜、张大勇等：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困境的观察与思考》，《中国社会保障》2004年第9期。
殷俊：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软科学》2002年第11期。
樊天霞等： 《建立农村养老保险体制的困境与出路》，《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
郭孟谦： 《社会救济养老制度在农村的实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4年第1期。
第7章
Cheung， S。N。S。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0， 13： 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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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zick， Robert， 1974，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美］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王红漫：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政策研究》，《经济要参》2002年第29期。
夏杏珍：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
仇雨临： 《关注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问题》，《社会保障制度》2003年第4期。
丁宁宁： 《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中国发展评论》2005年第1期。
余金照： 《乡镇卫生院改革势在必行》，《社会保障制度》2003年第4期。
景天魁： 《中国社会保障的理念基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3期。
邹建锋： 《农村医疗服务寻求政策支持》，中国农村研究网。
王延中： 《如何保障农民的健康》，《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第35期。
林闽钢：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公共政策分析》，《江海学刊》2003年第3期。
欧阳仁根： 《试论国家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职责》，《财贸研究》2003年第3期。
周长发： 《农村合作医疗的经济效益调查分析》，《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1999年第1期。
王俊华： 《论21世纪苏南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创新》，《学海》2000年第6期。
吕美行： 《研究“苏南模式”新变化，探索合作医疗新思路》，《健康报》2002年1月17日。
胡振栋等： 《毛主席赞赏的“农民厅长”辞官始末》，《法律与生活》 2002年第12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中国发展评论》2005年第3期。
梁鸿： 《改革视野中的农村社会保障》，《市场与人口分析》1999年第9期。
世界卫生组织： 《上海市嘉定区农村合作医疗改革与发展项目研究技术报告》，载于《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实践》，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版。
马春元： 《乡村医生在合作医疗中的作用》，载于《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实践》，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版。
第8章
晓东： 《今年中央财政支农新政策》，《党史信息报》2006年4月5日。
罗沛霖： 《农村基层政治改革： 家族主义与民主意识之间的张力》，载于杨善华等主编： 《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肖唐镖等： 《中国乡村报告》，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
应星：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2001年版。
吴毅：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钱运春等： 《农村、农民在转型中的社会风险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挑战》，《乡村中国评论（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陈柏峰： 《脸面、暴力与国家不在场——鄂南陈村家事纠纷的关键词》，《乡村中国评论（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中国新农村建设推进情况总报告》，《改革》2007年第6期。
许凯： 《上海规划61个新市镇585个中心村》，《国际金融报》2006年10月16日。
高玲： 《上海中心村改造将保留“特色江南民居”》，《青年报》2006年10月15日。
上海市统计局等： 《上海市第二次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08年3月12日。
上海市农村经营管理站： 《上海市郊区工作政策学习资料》，2003年2月。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政策法规处： 《“三农”工作政策学习资料》，2004年5月。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 《京津沪渝农村工作交流材料汇编》，2005年10月。
第9章
Sherraden， M。 （1991）。 Assets and the poor： A new American welfare policy，Armonk， NY： M。E。 Sharpe。
Sherraden， M。， Schreiner， M。， &； Beverly， S。， 2003， Income， institutions， and saving performance in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ccounts，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17（1）， 95–112.
Guo， B。， Huang， J。， Sherraden， M。， &； Zou， L。， 2008， Dual incentives and dual asset building：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Hutubi Rural Social Security Loan Program in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37（3）， 453–470.
Nozick， Robert， 1974，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美］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张秀兰、徐月宾： 《发展型社会政策及其对我们的启示》，《当代社会政策研究（2）》，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版。
张秀兰等： 《发展型社会政策： 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操作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这本书内容完成的时间跨度其实很长，大体上可以追溯到10多年前我读研究生的时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书中的农业产业化一章和农村税费改革中的一个调研案例部分都是取材于我的硕士论文和一次特别的乡村调研报告。此外，粮食订单合约研究和农村税费改革的大部分内容是受益于在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阶段所从事的大量乡村调研和我组织和主持的系列博士生学术沙龙的讨论，而其他的所有内容则是最近6年在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工作期间缓慢地完成的。
为什么要整理出版这样一本小书呢？无论是从时间跨度还是本书中涉及的内容来看，本书刚好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过去30年中国农村改革的路径线索以及全貌特征。从农民“权利束”这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出发，将农民经济社会权益的不同方面串联和合并在一起，我惊奇地发现原来这些以农民权利为导向的农村改革与农业政策主题是如此精巧地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而农民权利束与风险几乎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农民权利的扩展正是定义为农民应对和治理各种风险的能力的提升，而农民权利束的弱化或遭受侵犯则相应地意味着农民所面对的风险正在上升。这些主题聚集在一起十分清晰地反映了过去30年尤其是最近10年中国农村改革背景下农村经济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首先，这些变化体现了一种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性。就其时间动态性而言，在过去30年农民从农业生产要素控制权的改革（土地制度的家庭承包制）到广泛的经济权利的获得（包括农产品自由市场交易权、粮食生产决策和管理权以及免除税费负担的收益权等），再到21世纪之后农民的医疗卫生、义务教育以及养老保障、乡村建设和美化等各种社会保障权益的觉醒和增强，这个连续的变革过程恰恰反映了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宏大的结构性特征。应该说，这本书主要反映了21世纪初最近10多年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变迁不仅仅是20世纪最后20年以来农村改革的一个继承和延续，而且也是未来中国对于目前尚未完成的农村经济社会领域继续推进改革的一个响应和方向上的预示。当然，从空间动态性来看，客观上大量的乡村社会变革（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大体上延续一种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的特征模式。这一点尤其反映在合作医疗、养老保险以及村落环境改造到社会保障权益等方面都是最早在发达地区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自发试验，当条件成熟之后，国家通过正式的政策变革将一些经验模式以正式的制度安排推广到全国其他地方。
其次，除了内容上这些研究成果所具有的时间和空间的一致性之外，正如这本书的书名所暗示的，这些论文在逻辑上也比较一致和清楚地揭示了中国过去30年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内在线索。即从农民权利视角观察，可以毫无疑义地识别和认识到中国农民的权利束体系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显然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件。无论其中许多权利到目前对农民而言还多么地不牢靠，但是政策调整的方向正在朝向农民这些权利束作出积极的努力，这是值得肯定和继续推动的。目前，一些观察家和媒体对农民的报道显得过于悲观，其实，站在更宽阔的背景和逻辑上，判断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似可以更乐观些。当然，对于政策调整的含义，本书的含义是非常清楚的，即未来的中国农村政策的聚焦应该是持续围绕农民的权利扩展不断地深入和展开，如增加农民的资产型收入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改善农民的文化和精神生活设施，整治乡村自然环境和交通状况等。目前最为迫切的是乡村环境整治与农民的文化精神生活权益，这在过去是不可以想象的。传统的乡村政治中，这些问题都是乡村地方治理或农民私人领域的问题，不可能成为农民的公共权益部分。但是，今天农村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从而乡村的公共性或农民权利体系的边界大大扩展了。
为了增强本书的逻辑性和章节之间的紧凑性，我们在第一章提出了一个关于农民权利扩展以及风险治理的逻辑框，以分析农业政策和农村改革对农民权利体系扩展的各种含义，包括制度基础、权利空间以及各种风险的消解等。于是，在系统地梳理了整本书涉及的三个主题词（农民权利、风险以及制度规则）的基础上，我发现本书的题目将会比较容易确定了，即以第一个主题词作为主标题“以权利看待发展”，而以后两个主题词作为副标题“中国农村变迁中的风险治理及其规则重构”。这样，整本书的逻辑连贯性更加严谨和紧凑。其中，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土地控制侵权风险和农村税费相关的负担风险等，忽略农民自治和选举政治这个有意思的政治风险。而经济风险（市场风险）、社会风险（老龄化和疾病风险）则相对容易处理。为了保持分量的均衡，所以我把经济市场风险也划分为粮食订单缔约与一般的农业产业化两章。其中，社会风险给予的分量最重，除了老龄化和疾病风险两章之外，第八章还专门用了两个农民调查资料系统地评估了农民观念中各种公共性及其风险问题，拓展到除了养老和医疗保障之外的自然村落环境退化风险以及农民精神生活内敛化的风险，从而提出乡村发展中的政策设计问题。最后一章是勾画了我本人对未来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展望和图景，这个图景正是以农民资产作为核心重构整个乡村社会组织制度体系，以真正地制度化地拓展农民的权利系统。我的乡村理想国还是比较接近某种自愿性构造的农民公社模式，但是，我没有言明，而是隐含和弱化处理了自己的乡村理想。
此外，整理出版这本书最初的动机是为了纪念中国农村改革30周年，同时也是期望对我过去10多年关于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做一个系统的总结。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本书最终没能在2008年全国纪念农村改革30周年的时候出版。不过，作为对自己多年研究的一个总结，我在此需要特别感谢那些过去引导和帮助自己步入农村问题研究学术殿堂的导师们。事实上，我总是无法掩饰自己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深厚感情。在过去的10多年中，我有幸结识和受教于许多出色的农业经济学家。华南农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两个农业经济学共同体显然奠定了我对学术研究的主要基础和兴趣，我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温思美教授和博士论文指导老师顾海英教授以及史清华教授值得学生对他们特别感谢，在长期的研究生学习生涯之中，他们一直鼓励我大量阅读和夯实学术基础。几位导师给我购买了大量学术图书，直到今天我仍然时常感受到那个时期大量阅读经典文献的益处。除了导师之外，我还需要对以下教授的指导和帮助表示感谢，上海交通大学的于冷教授、华南农业大学的罗必良教授、傅晨教授、孙良媛教授、庄丽娟教授和李大胜教授等，南京农业大学的钟甫宁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吴方卫教授以及浙江大学的黄祖辉教授等。农业经济学家共同体内对现实问题的特别执著、严谨和一种特殊的学术责任感时时感染和激励我，不时地鞭策自己不可懈怠。
当然，本书的前半部分关于农民经济权利变迁部分主要得益于研究生阶段农业经济学背景的训练，而本书的后半部分则是主要完成于在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工作的这段时间。很明显，后半部分的主题侧重于农民的社会发展权利方面，包括农民的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以及农民的社会生活如村落环境改造与农民的宗教文化生活等。对于后半部分的研究，我特别需要感谢的是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梁鸿教授，其合作医疗和农民养老保障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在他主持的相关课题资助之下完成的，其中，有些成果我们还合作发表过。而对于乡村村落改造则受益于陈家华教授主持的浦东自然村落改造评估项目以及我自己主持的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委托的自然村落改造模式研究项目的资助。对此，我还要感谢上海市农业委员会政策法规处方志权博士的帮助和指导。同时，我的许多同事和领导如人口所的彭希哲教授、王桂新教授以及社会学系的刘欣教授、张乐天教授以及周怡教授、桂勇教授和社会工作系顾东辉教授等对我的研究工作的鼓励和鞭策一直使我受益颇多，在此一并感谢。此外，还应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张炼编辑，她严谨细致的审校工作为本书的最终定稿出版增色不少。
最后，这本书的出版要特别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在过去的30年里，他们见证了本书所描述和分析的农村变革的绝大部分图景，他们经历土地家庭承包的喜悦和不断发生的“卖粮难”的苦恼，他们对于农村税费的负担很有怨言而却从未想到社会化的合作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会进入他们的生活。他们曾经和自己的4个孩子一起生活和劳作，并赡养着一个老人，养儿防老的观念是毋庸置疑的。在过去的大家庭里，他们曾经对家庭的生产和生活各方面的决策具有绝对的权威，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子女的迁移，如今他们的家庭已经缩小到只有父母两个人留守农村了。而在一个更大的涵盖他们子女的大家庭里，他们失去了过去一代中国农民在传统家庭内部的权威，开始和子女们变得更加平等，甚至有关家庭内部大量决策权利也开始转移到子女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权利方面的增长可以抵消和弥补他们在大家庭里的权利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