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父亲去世后，曾巩一直在乡间生活了十年，直到嘉祐二年（1057年），已是三十九岁的他才中得进士。曾巩已不是第一次参加考试了。十八岁时，他曾入京城参加考试，虽然满腹经纶，但还是未能高中。二十三岁，曾巩又入京城参加考试，先在京城游太学，得到欧阳修的赏识，这次考试仍然是落第而归。临返程归家之际，欧阳修著文相送，并勉励他“广其学而坚其守”。他的落榜也受到一些人的嘲讽，有人作打油诗说：“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帘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曾家两秀才”指的是曾巩与他的弟弟曾牟，他们一同进京参加考试都以不中而归，故遭人嘲笑。由于家道中落，为了生计，他只好耕读于乡间，其间也曾患病、守制，没有再参加考试。嘉祐二年（1057年），曾巩与弟弟牟、布、从弟阜，还有妹夫王无咎、王彦深一同参加考试。临行前，曾巩的继母朱氏把曾巩兄弟众人叫到跟前，对他们说：我们家穷，参加这样的考试不容易，何况你们兄弟多人都要参加考试就更困难了，我也年纪大了，没有太多的指望，只要你们中有一人能中，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这次大出母亲所愿，他们全都考中。这种情况在科举史上也是少有的，这在他的家乡南丰传为佳话，人们不得不对他们另眼相看了。
“学而优则仕”，考中进士后，朝廷任以曾巩官职，他出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司法参军的设置，始于唐代，在府叫法曹参军，在州叫司法参军，宋沿袭其制。其职责是议法断案。曾巩在太平州任职并不是顺风顺水，工作有了一些阻力，虽然名气大，但太平州的一些人并不把他放在眼里。特别是当时的知州张伯玉对曾巩并不看好，甚至有些小瞧。因为张伯玉也非等闲之辈，他长曾巩十六岁，二十一岁时就中进士，而曾巩在三十九岁时才中得进士，且张伯玉出任太平州知州也是因言遭贬，自然心中窝火。心不顺，看人也常不顺。庆历四年（1044年），张伯玉敢言清节，因之范仲淹向朝廷推荐，他参加了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的考试；皇祐初（1049年）官侍御史。这时陈执中为相，伯玉直言：“天下未治，未得真宰相故也。”因而得罪了陈执中，被贬出知太平州。仁宗皇帝惋惜他，密使宦官表示慰劳说：“闻卿病，无虑，朕当为卿治病。”翌日，下旨三司赏赐银钱五万。执中认为没有先例，坚持不能给予赏赐，但仁宗最后还是赐给了张伯玉银两。张伯玉此时已是一位任职时间长的官场前辈，又擅长文学，且名气不小。他在太平州营造一座“六经阁”，快要竣工时，他对曾巩说，人称你是曾夫子，现在就请写一篇《六经阁记》吧。他是曾巩的上级，曾巩领命，曾巩写了六七稿，张伯玉还是不满意。于是张伯玉对曾巩说：还是让我自己动手吧。张伯玉展纸提笔蘸墨，写道：“六经阁者，诸子百家皆在焉。不书，尊经也。”曾巩见之，心悦诚服。李白墓离太平州很近，曾巩多次到李白墓前去凭吊，并写下了《谒李白墓》诗，诗云：“世间遗草三千首，林下荒坟二百年。信矣辉光争日月，依然精爽动山川。曾无近属持门户，空有乡人拂几筵。顾我自惭才力薄，欲将何物吊前贤。”曾巩对这位诗坛先贤是敬重有加，钦佩得很。
曾巩在太平州任职时间不长，在嘉祐五年（1060年）的十一月欧阳修为枢密副使，他荐举曾巩充馆职，但曾巩并没有离开太平州而赴京任职。次年，欧阳修任参知政事后，曾巩才奉诏入充馆职。曾巩在馆阁做了大量的古籍整理工作，前人所著的《梁书》和《陈书》，史馆所藏因年代久远而多有脱漏，于是他从民间征集此二书，将征集所得进行校勘整理，得出较为完备的《梁书》与《陈书》。接着，他校勘了《李白诗集》和《鲍溶诗集》，宫中所藏《李白诗集》仅存诗770余首，但经曾巩搜集整理得李白诗1000首。史馆所藏《鲍溶诗集》只有五卷，但他发现欧阳修所藏其集比馆藏更全，于是他增收了30余首诗于新集中，另为一卷。除此外，曾巩还校勘了《战国策》《说苑》《新序》《列女传》《礼阁新仪》《唐令》《徐干中论》《南齐书》等重要典藏。曾巩在馆阁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重大成绩。但这些成绩取得的背后是古籍整理的贫困而清苦的生活。到了京城的第二年，妻子晁氏染病，次年去世，他不得不忍受中年丧妻的痛苦。不久，妹德耀去世，又二个月不到，三岁的女儿庆老夭折。一连失去了三位至亲，他痛苦地说：“哭妹、哭女又哭妻”，打击可谓极大。不仅精神痛苦，经济上也困顿，治病治丧的花费也非一般，他的生活也由此又陷入了困境。他曾在《合酱作》诗中言及自己窘迫的生活，诗云：“孺人舍我亡，稚子未堪役。家居拙经营，生理见侵迫。海盐从私求，厨面自官得。拣豆连数晨，汲泉候将夕。”不幸的事还有，他的弟弟曾宰在熙宁元年（1068年）不幸去世。
熙宁三年（1070年），曾巩的弟弟曾布被重用，调任开封府，得神宗召见，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加集贤校理判司农寺，与吕惠卿共制新法。此时，曾巩请求外任，他被任命为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临行之时，同僚们与他饯行，在酒宴上，大家都很欢愉，不时还分韵赋诗。苏东坡分得燕字韵，他作《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诗云：“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昔从南方来，与翁两联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苏东坡与曾巩同为欧阳修门下，苏东坡在此表现出对曾巩怀才不遇的惋惜。诗中对曾巩大力褒扬，认为曾巩是欧阳修门下最为优秀，最为特出的门人。
曾巩到任的第二年，越州就发生了饥荒，他大力开展赈灾活动，让百姓安全度过饥荒，使百姓不至于离乡背井，乞讨度日，又借给百姓粮种，使他们不荒废农事。曾肇在《子固先生行状》里对此事做了记载。他在《行状》中说：“岁饥，度常平不足仰以赈给，而田居野处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群聚，有疾疠之虞。前期喻属县召富人，使自实粟数，总得十五万石，视常平价稍增以予民，民得从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余，粟价为平。又出钱粟五万，贷民为种粮，使随岁赋入官，农事赖以不乏。”曾巩在越州还大兴水利，比如治理鉴湖。鉴湖在越州之南，鉴湖周长三百五十余里，承接三十六溪之水，可灌田九千余顷，后来有人在中筑一堤，将湖一分为二，一东湖，一南湖，到了宋代祥符年间，又合二为一，但此时的鉴湖已被破坏严重。到任后，曾巩实地考察了鉴湖，并查阅相关资料，从而对鉴湖的现状、历史等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由此他也有一个治理鉴湖的思路。他将这些写成了一篇文章，即《越州鉴湖图序》。在这篇文章里，曾巩回顾了鉴湖历史及其地形地貌、灌溉范围等方面情况，继而他就“盗湖”现象作了分析，并列举各家建议制止鉴湖淤湮、侵湖为田的措施。他清楚地看到了“田之者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废”的症结在于地方执政者因循苟且，故“说虽博而未尝行，法虽密而未尝举”。他主张还田为湖，并剖析反对废田还湖者之短见，尖锐地指出这些人只知道“湖田之入既饶”，而不知道废湖为田的危害。“湖未尽废，则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众人之所睹也；使湖尽废，则湖之为田亦旱矣，此将来之害，而众人之所未睹也”。最后，他强烈要求收采众说，择善而从，做到言必行，法必举，必可还田为湖，恢复旧利。他说：“诚能收众说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润泽之，令言必行，法必举，则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复哉？”
曾巩对于治理鉴湖十分重视，他在作《越州鉴湖图序》的当年，还写了《广德湖记》一文，他对浙江鄞县侯张峋等人浚修广德湖大加赞赏，称颂他们为民造福的功德，希望越州能引以为鉴，加强鉴湖的治理。他在文中说：“越之南湖，久废不治，盖出于吏之因循，而至于不知所以为力，予方患之。观广德之兴，以数百年，危于废者数矣，繇屡有人，故益以治。”
曾巩在越州任上不到两年，即在熙宁四年（1071年），又改知齐州（今山东济南）军州事。齐州历来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多盗的地方。曾巩上任之后，他就在齐州除盗肃霸。州下一县有一周姓恶霸，特别是他的儿子周高，自恃财势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历来齐州官都拿他们没有办法。曾巩不能容忍他们为害乡里，“为人害者不去，则吾人不宁。”他勇敢地对周高依法惩处。周高可谓是齐州恶霸之首，对于他的打击起到了威慑作用，由此也让曾巩在齐州百姓中赢得了威信。要长治久安，还得要有长效机制。接着，曾巩在那建立起一套长效机制，如“察居人行旅出入经宿皆籍记，有盗则鸣鼓相援。”又明确悬赏，一旦发现偷盗者则及时抓捕，并进行示众。“有葛友者，屡剽民家，以名捕，不获，一日自出，告其党。”这样很多盗贼只好出来自首。通过一段时间的整治，齐州这个地方平静了下来，出现了“奸寇屏迹，民外户不闭，道至不拾遗，狱以屡空”的良好社会局面。齐州是一座泉城，水多，但是没有好好地利用，由是而成水患。于是曾巩又着手治水。后来，他将治水的情况记录了下来，写成《齐州北水门记》。在这篇文章中，他先分析水成患之因，然后客观地记录治水的经过。他说：“济南多甘泉，名闻者以十数。其酾而为渠，布道路民庐官寺，无所不至，潏潏分流，如深山长谷之间；其汇而为渠，……若岁水溢，城之外流潦暴集，则常取荆苇为蔽，纳土于门，以防外水之入，既弗坚完，又劳且费。”正是这样，曾巩才“以库钱买石，僦民为工，因其故门，垒石为两涯，其深八十尺，广三十尺，中置石楗，析为二门，扃皆用木，视水之高下而闭纵之。于是内外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节，人无后虞，劳费以息。”一个多点月时间就完成了这一工程，同时他又在阅武堂前开拓了一条新渠，引水灌田。这样更好地既解决了城内的水患，又充分利用了城内的水浇灌田地，一劳双益。他觉得很欣慰，于是还写了一首《阅武堂下新渠》诗，对新渠夸赞了一番。“方渠新凿北林开，流水遥经画阁来。”新渠已成一幅漂亮的图画。
熙宁六年（1073年），曾巩被调离齐州，奉命赴襄州（今襄阳）任知州。当地的百姓得知他要离开齐州，十分舍不得。百姓再三挽留，关闭城门，拉起了吊桥，不让他出城。但朝廷的命令不可违抗，曾巩只得在夜里悄悄地出城离开齐州。他对齐州也是充满感情，后来多次在诗文中表达了怀念之情。如他的《离齐州后五首》，其中有云：“画船终日扒沙行，已去齐州一月程。千里相随是明月，水西亭上一般明。”“将家须向习池游，难放西湖十顷秋。从此七桥风与月，梦魂长到木兰舟。”在《寄齐州同官》诗中又云：“西湖一曲舞霓裳，劝客花前白玉觞。谁对七桥今夜月，有情千里不相忘。”表达对齐州深深的眷恋与不舍。
曾巩经京城再赴襄州，在京城他见到了开封府知府孙永。孙永曾在襄州下辖的宜城县当过县令，并在那儿开拓过长渠。他虽早已离任，但还是记挂襄州长渠的情况，于是托曾巩到任后做些了解。曾巩先前也在多地任地方长官，对水利工作一向重视，自然应诺。曾巩到任后，他对长渠作了实地考察。曾巩得知，长渠的历史很长，但是到了宋朝已坏废，后来孙永对长渠进行了修缮，并制定了管理办法，使长渠产生了效益。曾巩将这些写成了《襄州宜城县长渠记》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曾巩记述了孙永修复长渠的情况：“长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数苦旱，川饮者无所取。令孙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坏塞，而去其浅隘，遂完故堨，使水还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毕，田之受渠水者，皆复其旧。曼叔又与民为约束，时其蓄泄，而止其侵争，民皆以为宜也。”几十年后，当地的百姓还在遵守那时的制度，水渠也继续发挥作用，孙永也是人们心目中的贤县令。曾巩还将这一情况上报到了朝廷主管农业的部门。曾巩说：“予至而问焉，民皆以谓贤君之约束，相与守之，传数十年如其初也。予为之定著令，上司农。”
曾巩到了襄州后，除了治水外，还重新审理了一些积案。他调阅了很多旧卷宗，对于前任办理的案子进行了查看。他发现，他们逮捕了很多人，也惩处了很多人，有些人还被处于死刑，有的还关押在大牢里。但是被关押的罪犯中有些是犯罪证据不足，有些是量刑过重。曾巩对于这些罪犯的犯罪情况逐一审查，纠正量刑定罪的偏差，了解改造情况，酌情减免处罚，于是对于一些可以释放的免罪释放，释放的人数竟然达到一百多。
熙宁八年（1075年），曾巩已五十七岁。九月，襄州任职期满。朝廷派出太常少卿孙颀来到襄州接替曾巩工作。于是曾巩向朝廷打报告，要求到宣州（今属安徽）或洪州（今江西南昌）工作。他在《襄州乞宣洪二郡状》里说：“臣今任至今年九月成资，已蒙差太常少卿孙颀替臣成资阙，今臣去替只有数月。窃念臣为有私便，欲乞就移洪州或宣州一任，情愿守待远阙。”
熙宁九年（1076年），曾巩移知洪州军州事，同时充江南西路兵马都钤辖。这样，曾巩不仅要管理洪州的政事，还要管理江西的军事。他到洪州之时正碰上那里发生了瘟疫，这是一件人命关天的紧要事情。他采取紧急措施加以控制瘟疫的蔓延。他命令辖区内州、县、亭传和客栈备好药物，同时组织好医生给患者治疗。如有重病无自理能力的不论是百姓还是军人都要让他们住进官舍，派给日用品和食物，并请专门的医生给他们治疗。由于高度重视和措施及时得力，这场瘟疫很快被消灭了，挽救众多军民的生命，由此曾巩获得了百姓的赞誉。曾巩在洪州遇事多从百姓的角度考虑。有一次，军队要途经洪州，朝廷要求洪州准备一万军人的食宿，有的地方官员借机向百姓多收钱粮，中饱私囊，曾巩没有这样做。他先将洪州划分成几个区域，然后准备好住房、饮水、锅灶和粮草，军队一来就能食宿。他们没有惊扰当地百姓，以至于军队开拔之后，有些百姓还不知道这里曾有军队借道而行。
曾巩在洪州任上崇尚先贤，祭祀先贤，“以示邦人以尚德”。他在洪州修建了孺子祠堂。这是为徐孺子而建的纪念祠。徐孺子即徐稚（97—168年），南昌人。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的高士贤人，经学家，世人称“南州高士”。祠堂建在南昌东湖南侧的一个小洲上，祠建成之后，又画孺子像悬于堂中，并率州县官吏和宾客膜拜。颂《祭汉徐孺子文》。又作《徐孺子祠堂记》以记徐孺子及其祠堂之事。
而就在同一年，吕升卿授江西转运副使，吕升卿是吕惠卿的弟弟。而惠卿与曾巩兄弟之间早就有积怨，特别是与曾布积怨较深。曾巩在齐州任上，升卿也曾找过曾巩的茬儿，只是曾巩为人谨慎，处事公正，并没有落下把柄。而升卿来到江西，曾巩担心两人难以共事，于是提前向朝廷打报告，实事求是地陈述理由，要求调任到别的地方去。他在《奏乞回避吕升卿状》里说：
今睹吕升卿授江西转运副使，伏缘臣先任齐州，得替后，吕升卿为京东路察访，于齐州多端非理，求臣过失，赖臣无可捃拾。兼臣弟布与吕惠卿又有嫌隙，二事皆中外共知。今升卿任江西监司，洪州在其统属，须至陈乞回避，伏乞指挥检会。臣先奏乞移洪州，或宣州，或东南一般州郡。臣为母亲见在饶州，迤逦前去饶州，伺朝旨。
熙宁十年（1077年）春，曾巩授直龙图阁，移知福州军州事兼福建路兵马钤辖。此时的曾巩年已五十有九，且上有老母，于是他以母亲年事已高为因，坚决推辞不赴任，但是朝廷就是不批准。他没有办法，只好做好赴任的准备，赴任前，他回到了南丰安葬妻子晁氏、弟弟宰、妹妹德耀和二女庆老、兴老于源头村，并且给他们每人写了墓志铭。
八月，他到达福州上任。他在福州发现那儿的寺庙很多，占尽好山好水，僧人又多好逸恶劳，甚至横行霸道，奸淫妇女。曾巩知道后，废止了两座寺庙，并禁止妇女入寺庙。同时加强对寺庙的管理，由他们自己选出住持，官府只登记造册，并允许他们由选举出来的住持管理寺院。曾巩通过调查又发现，由于福州百姓的负担过重，无路可走的百姓只好铤而走险，或贩卖私盐，或铸造私钱等，而官府又派官兵对他们进行残酷的镇压。但不仅镇压不下去，反而加剧了对官府的对抗，百姓由分散而集中，愈演愈烈，势力蔓延到了几个州，与官兵继续抗衡。曾巩对于他们的情况谨慎地梳理分析，发现他们中大多数是因为旱饥所造成的。因此不能对他们赶尽杀绝，而更应该招纳安抚。于是曾巩恩威并施，招抚与打击并举，由此来投案者二百余人，同时抓获了一批老奸惯盗。而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生产，增加百姓收入，繁荣市场，降低物价，于是福建境内也安定下来了。他在《福州上执政书》里将这一情况向上做了汇报。他说：
属闽有盗贼之事，因不敢继请。及去秋到职，闽之余盗，或数十百为曹伍者，往往蚁聚于山谷。桀黠能动众为魁首者，又以十数，相望于州县。闽之室闾莫能宁，而远近闻者，亦莫不疑且骇也。州之属邑，又有出于饥旱之后。巩于此时，又不敢以私计自陈。其于寇孽，属前日之屡败，士气既夺，而吏亦无可属者。其于经营，既不敢以轻动迫之，又不敢以少纵玩之。一则论以招纳，一则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执拘以归，其不变者亦为士吏之所系获。其魁首则或縻而致之，或歼而去之。自冬至春，远近皆定。亭无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乐。士气始奋，而人和始洽。至于风雨时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俦。市粟四来，价减十七。
曾巩到了福州的第二年，他向朝廷打报告，要求调到离京城较近的地方去任职，因为母亲住在京城且年迈，需要照顾，而弟弟曾布又远在广州。他在《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里说：
臣母老多病，见居京师。臣任福州，臣弟布任广州，相去皆数千里。臣犬马之志，实不遑宁。臣昨移福州之日，曾乞哀怜，改授近地。寻奉圣旨不允，不敢再请。……况臣母子各已白头，兄弟二人皆任远地，今臣于官守，又无可以驱驰之事。伏望圣慈悯恻，以臣老母见在京师，与臣一在京主判闲慢曹局差遣，或就移近京一便郡，庶便亲养。
于中也可见曾巩的拳拳孝敬之心。这一次的报告获得批准。调入京城，判太常寺。他可高兴了，以《北归》为题一连写了三首诗，“终日思归今日归，著鞭鞭马尚嫌迟。”你看他归家的心情是多么的急切，又是多么的兴奋。可是当他从福建回南丰，途中，他得到了进奏院报，知道自己又改任明州（今浙江宁波）。他于是上《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再次要求留任京城，但没有得到批准。
元丰二年（1079年）五月，61岁的曾巩到明州上任。此时的明州正准备修筑新城墙，计划修二千五百余丈长，门楼十座，拆旧城砖回收十分之三。曾巩到了之后又重新丈量旧城，反复研究，他把城墙缩短了七十余丈，减少门楼，收回的旧砖在数量上也翻番。在用工上，他大量地使用兵勇和雇工。这样既节省了费用与工时，又维护了老百姓的利益。可就在这时，曾巩接到了改任亳州（今属安徽）的命令。
七月，曾巩到达了亳州上任。亳州这个地方也多奸盗，曾巩到任后即推行保甲法，对奸盗进行了大力的打击。曾巩自己在《早明保甲巡警盗贼札子》中说：“臣昨守亳州，亳为多盗重法之地，臣推行保甲法，以禁盗贼，幸不至谬戾。”曾肇在《子固先生行状》中也说：“亳亦号多盗，治之如齐，盗为引去。”
在亳州任上也仅一年多一点点时间，在次年的九月，曾巩又移知沧州（今属河北）。沧州离京城就近了许多。离开亳州赴京师途中，他上了《授沧州乞朝见状》，请求觐见皇帝。到了京城，被神宗皇帝召见于延和殿。他们在殿上论古代帝王之治，相谈甚欢。以至于神宗说：“以卿才学，宜为众所忌也。”神宗对曾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知道了一些人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这期间，曾巩上了《移沧州过阙上殿劄子》《再议经费劄子》等，“所言皆大体，务开广上意，上未尝不从容领纳。”他拓展财路的建议得到了皇帝的肯定，皇帝下诏将曾巩留在京城判三班院，不用再去沧州上任了。
元丰四年（1081年），曾巩的弟弟曾布从桂林移知陈州（今河南淮阳），其母欲与布同往陈州，但其母已高龄。于是曾巩想调到离陈州近便些的颖州去工作，较方便地照顾年迈的母亲，他向朝廷上《乞出知颖州状》，但神宗皇帝没有批准曾巩的这一请求。同年七月，神宗下诏，“曾巩以史学称于士类，宜典五朝史事。”曾巩担任史馆修撰，专门从事史书的修编工作。这也是对曾巩高度信任的一个任命，曾巩在史馆里主要修的就是《五朝国史》。曾巩为编修《五朝国史》努力工作，他上《史馆申请三道劄子》，提出编修计划，荐举史官，要求起用邢恕和陈师道。陈师道因是一介布衣而未被起用。十一月，曾巩写就《太祖总叙》并呈进神宗。其文主要歌颂宋太祖功德，并与汉之高祖刘邦等相比。神宗读后不高兴，并说：“为史但当实录以示后也，亦何必区区与先代帝王较优劣乎？且一篇之赞已如许之多，成书将复几何？”由此，曾巩也上《拟辞免修五朝国史状》，辞去史馆修撰之职，希望改任他职。他说：“伏望出自圣慈，察臣悃愊，罢臣史事，别与臣一差遣。”又说，“如蒙终赐收怜，别加驱策，顾臣之鄙，奉令承诏，可幸无罪。则碎首捐躯，固臣之所。”元丰五年（1082年）四月，皇上批准了曾巩的辞呈，停修了五朝国史。曾巩将已编好的部分上交了朝廷。在北宋末年，人们把这些稿件作为曾巩个人的著作而刊行于世，并名为《隆平集》。《隆平集》“所记撰者典而赅，博而文，其词约者其义明，其文繁者其旨永。上下百余年之事，明君贤相、典章制度、赏罚兴革、人物风俗、忠良邪慝、内外舆图、营缮赋役、攻伐营屯诸事，莫不一目了然。善恶美刺无所隐护。”（《校刻隆平集序》）因而它是后之李焘撰《资治通鉴长编》、脱脱编《宋史》的重要参考书。四月，曾巩拜中书舍人，这是一个主管中书六房，承办各项文书，起草诏令的官职。这对曾巩来说是重用和职务的提升。同年九月，其母朱氏去世，他赴母丧。
元丰六年（1083年），曾巩病倒在江宁（今南京），其间王安石多次探望。四月，曾巩在江宁不幸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曾巩不幸早逝，很多人都为之惋惜。许多人表示哀悼并高度评价他的一生。其弟曾肇作《行状》，林希作《墓志铭》，韩维作《神道碑》。秦观、苏辙、陈师道等写哀词。陈师道《挽词》云：“早弃人间世，真从地下游。丘原无起日，江汉有东流。身世从违里，功名取次休。不应须礼乐，始作后程仇。”苏辙的哀词云：“少年飘泊马光禄，末路骞腾朱会稽。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平生碑版无容继，此日铭诗谁为题？试数庐陵门下士，十年零落晓星低。”参寥子云：“命世高标见实难，狂澜既倒赖公还。学穷游夏渊源际，文列班扬伯仲间。落落声尘随逝水，滔滔论著在名山。凄凉四海门人泪，想对秋风为一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