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蜜腹剑、口是心非、两面三刀、阳奉阴违等等，这些是阴谋家惯用的伎俩，这些伎俩，连同阴谋家本身，一向为世人所唾弃。在秦汉时期，阴谋和智谋是一个意思，那时的阴谋不具有贬褒的意思。阴，不过是放在暗处，形容一种思考状态。而且智谋同世界万物一样，它所具备的阴阳之分有多重含义，是一种相对的概念。既有怀抱个人狭小目的的阴谋诡计，也有治理国家的宏图大略。但阳谋始终占据着智谋的主要部分。在百舸争流的诸子百家时代，老子、庄子、孔子、孙子、韩非子、苏秦、张仪等等这些思想家、军事家、纵横家，各路智谋家，群星争辉，为了各个诸侯国的生存、发展和壮大，为了个人的仕途和声望，纷纷献计献策，一时间，高谋迭出，奇计横生，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兴旺和发展，也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但他们的智谋却并非现代人所理解的阴谋诡计所能完全概括的。我们中华民族对待智谋、使用智谋，对于阳谋都是非常推崇的、非常尊敬的。对于阴谋，尤其对在人民内部，在军队内部、单位内部那种煽阴风，点鬼火，说小话，两面三刀，阳奉阴违，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的行为和思想，一直是鄙视的。只有大家都鄙视这种阴谋诡计，单位的正气才会上升，邪气才会被抵挡。所以，鄙视阴谋，崇尚阳谋，也是我们用谋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在色彩斑斓的大千世界里，美与丑、阴与阳、奸与忠、正与邪，无时不在共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存在和延续，阴谋家不会随着善良人们的诅咒而绝种，阴谋诡计更不可能在世界上自动绝迹。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民文化教育的提高，文明程度的进步，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客观现实，只是阴谋家把自己的脸谱画得更加巧妙和诱人，他们的阴谋诡计则更加阴险和诡秘，具有更大的欺骗性罢了。善良的人们要在充满险滩暗礁的激流中驾驶生命之舟胜利地航行而不被颠覆，就必须具有识破暗礁的眼力和绕过险滩的本领，就必须通晓阴阳之谋，熟练破奸之法。
军阀混战中，阴谋诡计满天飞，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军阀们为了争夺地盘以成霸业，往往视民如草芥，不惜屠杀人民，抢劫人民的财物。陈寿的《三国志·董卓传》中记载了这种情况，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虽不全部是史实，也有生动的记述：“（董卓）尝引军出城，行到阳城地方，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卓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装载车上，悬头千余颗于车下，连轸还却，扬言杀贼大胜而回。”（第四回）第六回中记载：董卓想西迁都长安，司徒杨彪曰：“关中残破零落。今无故捐宗庙，弃皇陵，恐百姓惊动。天下动之至易，安之至难。望丞相鉴察。”卓怒曰：“汝阻国家大计耶？”太尉黄琬曰：“杨司徒之言是也。往者王莽篡逆，更始赤眉之时，焚烧长安，尽为瓦砾之地；更兼人民流移，百无一二。今弃宫室而就荒地，非所宜也。”司徒荀爽谏曰：“丞相若欲迁都，百姓骚动不宁矣。”卓大怒曰：“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遂下令迁都，限来日便行。李儒曰：“今钱粮缺少，洛阳富户极多，可籍没人官。但是袁绍等门下，杀其宗党而抄其家赀，必得巨万。”董卓即差铁骑五千，遍行捉拿洛阳富户，共数千家，插旗头上，大书“反臣逆党”，尽斩于城外，取其金赀。李、郭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又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如有行得迟者，背后三军催督，军士手执白刃，于路杀人。卓临行，教诸门放火，焚烧居民房屋，并放火烧宗庙宫府。南北两宫，火焰相接；长乐宫廷，尽为焦土。又差吕布发掘先皇及后妃陵寝，取其金宝。军士乘势掘官家坟冢殆尽。董卓装载金珠缎匹好物数千余车，劫了天子并后妃等，竟望长安去了。董卓的残暴行为令人发指，但历史上将百姓作为智谋筹码并非只有董卓一人。《三国演义》第三十三回还记载：郭图谓（袁）谭曰：“来日尽驱百姓当先，以军继其后，与曹操决一死战。”谭从其言。当夜尽驱南皮百姓，皆执刀枪听令。次日平明，大开四门，军在后，驱百姓在前，喊声大举，一齐拥出，直抵曹寨。两军混战，自晨至午，胜负未分，杀人遍地。操见未获全胜，弃马上山，亲自击鼓。将士见之，奋力向前，谭军大败，百姓被杀者无数。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战争中不惜杀害老百姓，牺牲公众的利益，这种智谋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容易遭到人们的唾弃。而同样是不择手段的智谋，历史上有人却做得很巧妙。他们或者“以敌借敌”，分化敌人，或者借他人之手铲除异己。而不择手段的智谋，还更表现在对既不是自己的敌人也不是异己的屠杀上面。《三国演义》第十七回记载曹操借王垕之“头”以防兵变的故事，就是不择手段智谋的典型。“操军相拒月余，粮食将尽，致书于孙策，借得粮米十万斛，不敷支散。管粮官任峻部下仓官王垕入禀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王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垕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重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心。’垕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垕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重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曹操的智谋虽解了众怨，但并小足取。
智谋是工具，与恶善无关，但却与用谋者的立场、目的有关，它更注重客观效果。怎么评价智谋，历来褒贬参半。赞美者有之：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智谋的创造史和实践史，无时无处不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文韬武略，智谋兴邦；智谋是伟大祖国的遗产，人类智谋之花。对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历来主张发扬光大。强国富民，智谋为先；讲究智谋，启迪智慧，则是强调要继承祖国文韬武略这方面的优秀遗产。然而，也有人将智谋视为“歪点子”，将计谋视为狡诈之举。其实，智谋术本身与善恶的界限无关。它只是一种纯粹的技术，依据施谋者的立场和目的，或益或害，或光明或阴暗。日本智谋家对智谋也有同样的评价。他们认为，菜刀可以用来做炊具，也可以用来杀人，但没有必要因为菜刀偶然用来杀人而否定菜刀做炊具的必要。“与其有‘人皆不可信’等等的抱怨，沉迷在深切的苦闷中，倒不如掌握这一技法，从容地越过充满虚伪与诡诈的险境。”的确，同一智谋被正直的人所应用，就能为民为国造福，为敌人所用，就会给人民和国家带来危害。英国著名神经生理学家谢灵顿早年是一个浪荡子，无恶不作，横行乡里。但有一件事使他有了巨大的变化。他向一个女工求婚，不料这个女工不但不允，反而大骂：“我宁愿跳进泰晤士河里，也不嫁给你。”这无意的一激，使谢灵顿羞得无地自容。从此他浪子回头，发愤攻读，改恶从善，终于成为近代神经生理学家，还获得1932年的诺贝尔奖。对谢灵顿来说，女工的话实际上起到了激将的作用，这句话居然成就了一个科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德国俘虏了美国陆军反间谍队的高级教官伯尼·费德曼少校，为了获取他的最有研究的“无线电情报网的管理问题”的情报，德国审讯者采用了一切手段：严刑拷打、心理压力、美女诱惑、优厚待遇……而费德曼坚强不屈，不为金钱美女所动，不为酷刑所屈，德国人实在无可奈何。但是德国人施展计谋，将费德曼上校送到一所培养间谍干部的学校中去，并给他配了一名不学无术而夸夸其谈的德国教官，他讲课错误百出却自以为是。费德曼就这样坐着听课。有一天费德曼终于忍无可忍，不由自主地与教官争辩起来，在激动之余，无意中泄露了英美情报机关通讯网的情况。德国人用这一计谋获取了重要情况。事实上，许多智谋无好坏之分，没有阶级性，但是智谋的运用和结果，施谋者的立场和目的，都带上了阶级特色：为国为民为进步事业的，为“阳谋”，为私欲为邪恶势力的，为阴谋。以中伤为例。中伤术乃以假话谣言来达到伤人的目的，被人称为“邪术”。然而借此术分化敌人，在历史上也不少见，严世藩是明朝的大奸臣。为了为民除害，明朝宰相徐阶用中伤术借皇帝之手杀了他。当时倭寇入侵中原，为明王朝之大患。徐阶向皇上呈递了关于严世藩通倭寇的奏折，皇上果然将其杀了。严世藩没有暗通倭寇，但徐阶用中伤术，为国除了一害，虽然不择手段，但于国计民生，却是有益的。所以智谋家认为，智谋的评估要强调动机和效果的统一、革命性和功利性的统一。以此而论，徐阶中伤严世藩，就能得到完满而正义的结论。1917年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成立“非常国会”后，成立了军政府出兵北伐。当时广东省长朱庆澜是段祺瑞的间谍，孙中山想免掉他，但没有理由。朱庆澜好色，于是孙中山密令妓女小金铃接近朱，小金铃受命，朱果然中计，最后被新闻记者截获、朱庆澜名誉扫地，向孙中山提交了辞呈，孙中山用“美人计”除掉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害。以上两例说明：智谋是一种工具，其好坏，主要以其社会效应来判断。徐阶以严世藩通倭寇为借口除奸，孙中山为除害巧使“美人计”，都对社会有利，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正确用谋有哪些标准呢？首先是政策标准，也就是施计用谋要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符合社会主义的社会规范、道德水准、政策法令。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美人计”、中伤之类的智谋，不适用于人民内部。经济谈判，则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违反国家经济法律和政策，即使取得再大的经济效益，也应以触犯法律论处。其次是有利标准，也就是在政策、法令允许的范围之内，以最小的代价，花最少的精力，冒最小的风险，取得最佳的效益。为国为民，无利不谋，为人民谋利，为党和国家谋利，为四化事业施计用谋，这是正确用谋的出发点和原动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战争具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之分，军事智谋亦有“阴谋”和“阳谋”之分。军事指挥员因为自身的品德缺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进而炮制一些“阴谋诡计”，导致“阴沟里翻船”乃至误军误国的事例，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因此，“尊阳鄙阴”，是第六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