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嫁之前，大家都叫她“大丫头”。卫家婆婆这么叫她，街道上人也都这么叫她。直到出嫁之后，人们才叫他大新娘子，一直就这样叫下去，谁也不知道她的真名。
其实，大丫头并不是卫家婆婆的女儿。至于她的身世，她是怎样做了卫婆婆的养女的，没有人能说出个准数。只是知道，卫婆婆一开始总不解怀，直到把大丫头领到家里做了养女后，才一个接一个地生了一大群儿女。常常听到卫家婆婆向人絮叨说，要不是我们心好，她早就被人贩子买去钓海参了。我幼时最恐惧两样人，一是挑牙虫的女人，一个就是钓海参的人贩子。那时候，不时会有一个下江女人来到街道上，用一种外地的声音叫着：“挑牙虫啊！挑牙虫啊！”下江女人头上包着蓝布帕子，形象极其古怪，一路就这样喊着，从上街走到下街，再从下街走到上街。有一次，我居然壮着胆子，随着看热闹的人群进了对门刘家大屋。那下江女人正向人们摆弄着一碗清水，我分明看到，那清水里有一只虫子在悠悠地游着，就像一条小得不能再小的鱼。这似乎是一种号召，接着，又有一些人坐到那张椅子上，让那个下江女人帮助把虫子从牙齿里挑出来。但是，母亲却在私下对我说，那个下江女人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挑牙虫，趁人不注意，她会用一把尖利的刀子在突然间就下掉一个男伢的卵泡，用石灰淹了，弄回去做药。所以，那一次如果不是刘家大屋里挤满了人，又被一种好奇心驱遣着，我是决不敢靠近那个下江女人的。另一个让我惧怕不已的就是钓海参的人贩子了。这些人贩子专挑人家长得胖而壮实的男伢或女伢，卖到大船上，放在海底去钓海参。也是很久以后我终于从大人处得知，海渗专门吃人的尸体，尤其是刚刚放到水里的新鲜的尸体，越是鲜嫩的尸体，海参们越是喜欢盯咬，当那具尸体上盯满了海参时，钓海参的就可以收回他的钓饵，满载而归了。这样的传说一直顽固地影响到我中年之后，人有了点名气，便不时会有吃请，每当有海参上到桌上，我都本能地规避着，不敢下箸，那一刻，总会想到幼时听到的那骇人的传说。虽然我已不再信它。
自从我家二道街口的三间平房被一场大水摧毁后，父母就开始了漫长的租房的历史。在我的记忆中，我家租住的房屋依次是纸扎匠胡靠天家、蜡烛坊李家、打雪花膏的刘家，后来是胡家大屋。卫家就在胡家大屋斜对门。就像我在半夜里常常会被胡家大屋的自鸣钟巨大的轰鸣声惊醒一样，卫家婆婆屋里半夜传来的叫骂声也不时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有时会夹杂着击打的声音。这时候，母亲会叹口气说，哎，到底不是自己肚里掉下来的。但是，我从来没听过大丫头的哭声。只是第二天，当大丫头提着一篮衣服去塘边洗时，我注意到她一双肿胀的眼泡，我就知道，她一定在被窝里狠狠地哭过。好几次，我都想走上前去安慰她几句，好几次，我曾偷偷从家里拿了一条咸干鱼藏在身上，预备要送给大丫头，但却一直没有勇气付诸实践。有一次我无意间路过卫家门口，见大丫头在黑洞洞的门里向我招着手说，黄狗，你过来帮我个忙好吗？我的心没来由地狂跳起来，慌乱得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赶紧跑开了。
是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发生了一件与大丫头有关的事情。那一天，街委的干部带着一帮人来到卫家。后来知道，那是街委替大丫头做媒来了。那帮人是轮船公司的，因为长年漂泊在江面上，很多人到了该婚娶的年龄却依然打着光棍。我注意到人群中有一个矮个子的家伙，人们称他小许。当时他坐在屋子的一角，脸上的表情是害羞的，却又是热望的。好笑的是，那家伙看上去有三十好几了，或者四十都有了，但人们还是叫他小许。小许穿着工装服，上面有一些油渍，脚上是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街道上人称之为“大英皮底鞋”）。小许架着二郎腿，有意把那双穿着大英皮底鞋的脚翘得老高。街委说，小许同志家境很好，只是长年跑大码头，才迟迟没有成家，大丫头要是嫁过去，苦是没得吃的。原来这帮人早就盯上大丫头了，我的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愤怒。那一刻，我恨死了街委干部，恨死了小许以及小许的那一帮人。我在心里暗暗地祈望着，希望大丫头一定不要答应这桩婚事。这个小许，他根本就配不上我们的大丫头。卫婆婆不停地说着那不知说了多少遍的话：“要不是我心好，她早就被人卖到大船上钓海参去了，哪有今天？”“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她带大，不就是隔层肚皮吗？”那天我一直呆在卫家，直到那帮人离去，大丫头始终没有露面。我想，她这时一定躲在屋里哭泣，谁愿意嫁给那样一个老男人呢？
后来的结果出人意料，这年秋天传出消息，大丫头就要嫁给小许了，婚期就定在这一年的腊八。小许长年漂泊在水上，他提出要把大丫头带到他的老家去，结果却遭到街道上很多人的反对。大家都说，一个水上飘的人，哪个也找不清他的根底，谁能料定他不会把大丫头骗到大码头卖了呢？最后街委干部问大丫头自己是什么态度，大丫头说，她既不想去小许的老家，也不愿意再呆在“娘家”，她情愿在街道上租间屋住。于是，小许就把魏裁缝家楼上的一间房子给租了。然而直到结婚的日子定了，街道上人才知道，小许原先就有个妻子，年前得病死了，老家还有一个六岁的儿子。由于有过一次婚姻，家里还拖着一个孩子由大娘带着，小许的彩礼也就显得与先前的说法有着相当的距离。迎娶的当天，卫家婆婆披头散发地在石板路上闹了一回又一回，滚出一身的灰尘，最终是街委出面，卫家才答应放大丫头出门。
那天放学回来，母亲给我端来一碗米饭，难得的是饭头上搁着两块烧得通红的猪肉，还有半片流油的咸鸭蛋。可我却一点味口也没有，丢下书包就跑出门了。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到底是在赌谁的气，我为什么要赌气？
虽然大丫头的婚礼办得并不如意，但小许到底是“大码头”的人，比起街道上那些搬运工人或手工业者，在轮船上做水手的小许自然更让人高看一等。只是卫家婆婆，那句说得嘴皮起茧的话仍然时常挂在嘴里：“要不是我心好，大丫头早做了钓海参的料了呢。”
街道上不成文的规矩，闹新房一直闹到新人满月之后。这一个月内，新娘子一般会躲到娘家，名曰“躲新”。但大丫头既没有婆家，而她的娘家卫婆婆又是在同一条街道上，也就无处躲新。那一天我懒得上学，就找了个生病的理由。大丫头背了柴筐经过我家门口时，就向我招手说，黄狗，跟我到洲头捡芦柴去可好？我有心想对她说，才不跟你去呢，但心里却巴不得跟着她去一趟洲头。我一直想当面问她：好好的，为什么要嫁人，而且是那样一个老男人。偏偏母亲说，他今天装狗呢，学都没上。但我却捡起一只篮子说，刚才发了汗，现在好多了。母亲便说，那你就去陪陪大新娘子吧，顺便捡点芦柴回来烧锅。我知道，自从大丫头嫁了小许后，街道上人对大丫头也就高看一等了，就连我母亲，同大丫头说话时的口吻都不一样了。就这样，我跟着大丫头来到洲头。大丫头的本意并非去捡芦柴，那天似乎也没有什么芦柴可捡。坐在沙滩上，大丫头解开一只手帕，将些花花绿绿的玩艺全显摆在我的面前，有各色水果糖、杠子糖以及麻片糕什么的。她说：“这些都是小许从大码头买来的，我一直给你留着，你还懒得来呢。”那天我本来要把一句在心里揣了很久的话说出来的，但直到傍晚，我都没有勇气把那句话说出来。我知道，小许对大丫头是真好，我也发现，自从嫁给小许后，大丫头开心多了，话也多了。既然这样，我有什么理由反对大丫头嫁人，而且是嫁给小许这样的看起来还不坏的男人呢？就像我母亲说的，他们俩是弯刀切瓢菜，什么缸，配什么盖。那天我的心情不错，只是到了我们该回家的时候，大丫头顺手把一棵别人刚刚栽下的柳树枝拔出来充当柴禾，我当场吓哭了。因为就在几天前，街道上有一个人把街委会门前一棵杨树砍了，结果被以“破坏绿化”的罪名大会上批斗了很久。我不知道大丫头拔了这棵树后会是怎样的后果，总之，我不想大丫头被人拉到台上任意批斗。见我吓成那样，大丫头笑得喘不过气来，她用指头点着我的额头说，你这小鬼，想不到胆子比老鼠还小。而且她在见了我母亲后还一直在笑，说，你家黄狗真好玩，我拔了一棵死树做柴禾，他吓得半死。说着又笑，就像一个疯子。我实在不知道那有什么可笑的。我母亲连忙附和说，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不就是根干柴禾吗，能烧一顿锅呢。
那时候，每天都有轮船从和悦洲经过，或是从芜湖到安庆的上水船，或是从安庆到芜湖的下水船。无论是上水船还是下水船，都必须在和悦洲对江的大通过夜，第二天一早启程。但小许跑的是大轮，是从武汉到上海之间的那种。这种大轮大约一星期才从和悦洲江面上经过，并不一定停靠，即使停靠，也只是很短暂的上下客时间。因此，小许很少能够在和悦洲停下过夜。有一次，那艘大轮在和悦洲停靠时，机器发生了故障，小许趁机回来了一趟，带来一大包从大码头买来的东西，有吃的，也有用的。刚进家门，又立即气喘嚅嚅地走了。小许走后，街道上的妇女们便拿大丫头开心，说大丫头好福气，嫁了小许这样知冷知热的好男人，苦总算是熬到头了。也就是从那以后，人们开始叫大丫头“大新娘子”。
大约是在我八岁那一年，我们举家迁到对江的大通。那一次，我的新学校大通小学要我回和悦小学补办一个转学手续，于是，我独自坐着小划子来到那座美国人圣公会改建的小学校。办完了转学手续，我忽然想去二道街看看。那天我在二道街盘桓了很久，却始终没有见到大丫头。后来听我母亲说，大丫头到底还是被小许接走了，接到他的老家河南去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大丫头。五十多年过去了，大丫头如果还在，该是快八十岁的老人了，她也应该是儿孙满堂的老祖宗了吧。
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