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新洲，算来是第三次。第一次是2006年，和一帮写字的文人，第二次是2009年，还是和一帮写字的文人。
在江岸等轮渡费去一个多小时，等爬上新洲沙滩时，已是中午十一点多钟。
密密的意杨树林遮住了视线，天底下一片苍茫寂寥。这给人想象的空间，让人不得不感叹这片沙洲的无边空旷！江岸那边尘烟滚滚，而在这片沙洲上，天高地阔，只因隔着一条江水，感觉完全是两方世界。驱车穿洲而过，凭着记忆来到新洲南岸。我们的目的，是想找一家江边餐馆，运气好的话，或许还能吃上江里的野鱼。但这里只有几户人家以及一泓浑黄的江水。好在远处的江畔泊着几条鱼船，我们向目标走去。我生在江岸，是吃着江水和江鱼长大的，但现在水已经不再是那水，鱼当然也不再是那鱼。随着年龄的渐长，我总在寻找着什么，或许，我还能寻找到儿时的滋味，但我是否还能寻到那时的人，那时的境呢？
我们舍弃那几条大船，走向一条小船。这是一条铁皮船，船上整理鱼网的男女总有六十好几了。女人说，我们是打大鱼的，没有小鱼。我说，究竟有多大呢？女人说，一条总有五六十斤，但今天还没有打到，下午也许会打到。看他们手中的鱼网，果然非同寻常，不由就想起海明威笔下的桑地亚哥。我说，一溜排下来，你们的船最小，可你们的野心却最大。女人笑了，说，水中求财，碰到一条是一条，有时候，一星期、半个月也没有一条。男人转过身来，是一个很壮实的男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面善得很。我便问他，那边大船上说有鱼，会是真正的江鱼吗？女人又抢着说，那就搞不清楚了。我说，有用河里的鱼来冒充江鱼的吗？女人又说，那也难讲。男人说，一般不会。我教你一个法子，你就能辨认了，河里的鱼颜色黑沉黑沉的，江里的鱼白亮白亮的，河里的鱼，肚子鼓鼓的，江里的鱼肚子是瘪瘪的。
我站在岸上，渔人夫妇站在铁皮船上，久阴乍晴，虽然阳光并不明媚，心情却是不错的。我问他们岸上是否有房子，女人又抢着说，有啊，我们家就在龙狮桥那里。她说他男人十一二岁就跟着父亲在江里打鱼，到岸上反而不习惯。男人说，是的，我们很少上岸去。我问，那房子就让它空着吗？不呵，女人说，岸上的房子儿子女儿住着，还有他的老妈妈。我说，船摇摇晃晃的，夜里睡得应该很踏实吧。女人笑着说，冬天睡舱里，四面围起来，也不见得多冷，夏天就睡在船头上，搭上篷子，不要电扇，也不要空调，凉快得很哩。
这是一对很招人喜欢的老夫妇，男的厚道，女的爽直，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脸上都是笑呵呵的，而且，他们对生活充满了信心，他们期待着下午，相信着明天。眼下正是雷锋月，网上、电视上有关雷锋的内容铺天盖地，但我觉得，能给人笑脸，给人信心，能让人心情愉快的，就是雷锋。这年头，难道一定还要去做什么吗？按我的标准，做一个好人其实一点都不难。我何尝不会？
我们来到另一条大船旁，这家男人四十岁左右，黑黑的脸，他的身后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以及另一个五六岁的男孩。男孩的身上挂着一截泡沫，这是防止孩子万一落入水中。黑黑的男人向舱里叫着：姆妈，姆妈，你拿秤来，这个老爹要买鱼。他大声地喊自己的娘，而且他是喊“姆妈”。那声调，既粘而糯，听上去完全不像是一个四十岁的男人。他的姆妈是一个七十来岁生得很富态的老女人。老女人提着一杆枰爬出舱面，她儿子这才将一只塑料网袋拉出水面。几条鳊鱼在网袋里扑扑地跳着，另有一条长约四十公分的杠丝鱼有气无力地拍打着尾巴。我似乎没有犹豫，也没有还价，从老女人手里买下这条杠丝鱼，算起来，是市场价的五倍还多。
我们在新洲街上的那家熟悉的小饭店吃了午饭。饭店的老陈还认得我，他向我说起那一年耿龙祥带着一帮文学青年住在他的饭店里写作的情形。老陈说，那一年邓友梅也来了，还有谁啊，我都记不得了。我说，我也记不得了，三十年了啊。其实，我并没有参加1983年的那次文学活动，只是有一年夏天，我们在老陈的饭店住了一夜，那一夜，我们打牌打到深夜。大前年，我陪着几个欲找回1983年文学旧梦的朋友一起来到新洲，那一次是在老陈的饭店吃的午饭。将近三十年过去，当时无论是那几个找梦的朋友还是老陈，都显得特别激动。老陈误把我也当作寻找旧梦的人了。
那条鱼，由大嫂作主，一鱼三吃，鱼尾做了卤性鱼，中段用盐揉了，准备晒几个太阳。头红烧了。果然是一条好鱼，我在楼上写字，闻到楼下烧鱼的香味，我的字写不下去了，搁下笔，我打开一瓶酒。
久不喝酒了啊。
2012年4月